读了《湖湘轶事》老灯火兄写的“想起高山仰止——《读通鉴论》”，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公元一九六零年，饥荒漫延全国，饿殍遍野，哀鸣不绝。东洞庭湖之滨新成立了“湖南省机关事务局农场”，分散在全省各地农村的108名头戴1957年帽子的知识份子集中到此，拓荒种地，建农场的目的是向省委机关提供农副产品。

家父也在这108人之中，他那时学着做古体诗，而结识了原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文元珏老师。他小家父一岁，我称他为文叔叔。

文叔叔是醴陵人，1920年出生，抗战时期考入国立师范学院，辗转于蓝田（今涟源）、溆浦，攻读史学。1946年毕业后，在长沙教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十年代调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历史是文叔叔的专长，他对家父说，学术讲究一个“通”，学历史要“通”就得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家父探亲回到长沙，从古旧书店购了一套民国版《资治通鉴》。厚厚的三大卷，不便于阅读，家父把书拆散，再分朝代装订成册。从那时起，我家的书架上就摆放着这套纸页发黄书。书脊上留有家父的墨迹：夏、商、周、秦、汉、东汉……我向父亲提问：为什么这套书有厚有薄？家父告诉我，一个朝代的时间有长有短，时间长的朝代，历史记录就多，书也就厚一些。书架上的这部《资治通鉴》成了我的历史知识的启蒙。

1975年湖南师范派人到东洞庭湖宣布摘除了戴在文叔叔头上的那顶1957年的帽子，随后调回原单位。当时的政治气候文叔叔不能上讲台授课，他被安排在图书馆管理期刊阅览室。从那时起，我常常与文叔叔见面，聆听他的历史课。这种历史课非常特别，没有讲义，没有教材，没有黑板，学生就是我一个人，一对一的教学。文叔叔讲话条理清晰，风趣幽默，肢体语言准确，文化味十足，让我记忆深刻。限于条件，他一次只讲历史上的一段故事，或者一个典故，远没有达到“通”的境界。文叔叔鼓励我读《资治通鉴》。我写信给远在靖县的父亲，让他把家里那套民国版《资治通鉴》邮寄给我。大概是1977年春天，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部史书。随之而来的高考制度恢复，我中断了《资治通鉴》的阅读。八十年代末期，我心中重燃读《资治通鉴》愿望，购了一套岳麓书社出版的《资治通鉴》，简体字，有标点，横排版，读起来轻松多了。我受教育程度太低，读文言困难大。不可能一遇到读不通的句子，就去问文叔叔。正好那时出版了柏杨《资治通鉴》白话译本，分册出版，计72卷。这是柏杨先生在台湾坐牢时的译成的白话文本。读史不但有纵向时间记记忆，还应有横向的空间感受。柏杨版的《资治通鉴》附有大量的历史地图，对我来说是受益多多。一边读文言的原著，一边读白话文本，用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

当我读完一遍《资治通鉴》，文叔叔生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我到长沙市四医院看望病榻上的文叔叔，他那削瘦的面容，让我非常难过。好日子才享受几年，病魔为何会忽然间缠住原本健康的文叔叔？

我告诉他，刚刚通读了《资治通鉴》，文叔叔连声说：好！好！文叔叔拿起病床上的一份《长沙晚报》，那份报上发表了我一篇豆腐块小文章。文叔叔指着报纸讲：“多写，多写，定有长进。要写下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文叔叔重病期间，行走不便，还从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文章，他挂念着我，让我感动万分。我握着文叔叔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文叔叔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诲。近几年，我总想找到文叔叔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文叔叔有关史学的学术论文。我找不到，找不到啊！文叔叔，你那一肚子的史学知识，难道就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我们吗？

陶懋炳是湖南师范大学历系教授，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比文叔叔低一届。他著有《司马光史论探微》，1989年11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陶懋炳教授如是说：“撰写过程中，曾向知友文元珏、谭绪赞、马积高诸兄质疑问难，商榷论点，受益良多。”

这是我找到的唯一的文叔叔有关的史学文字记录。

附：听文叔叔讲课

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段回忆文叔叔的文字。

文叔叔在长沙街头遇到他教过的一位中学生。师生多年未见，学生握着老师的手，请老师上面馆，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饥荒年代，能吃到一碗面条是最高礼遇的接待。学生回忆解放前在长沙上中学时，听文叔叔讲课的故事。

文叔叔当年身着长衫，手持教案，走上讲台，点头示意上课，但却一言不发。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大圆圈，全体学生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疑问的目光。此时，文叔叔在教室内营造出一种悬念，学生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在圆圈中写了一个“卷”字。

这时文叔叔开始讲课：今天我们学习英国圈地运动。

文叔叔用这样的方法切入主题，讲授英国工业革命，带动纺织业迅速发展，羊毛供不应求。导致羊毛价格上涨。庄园主驱逐农民离开土地，把土地圈起来放牧养羊，大量失地农民只好进城打工，为工厂主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和庄园主发了财，而失地农民生活陷入贫困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学生恍然大悟，明白了黑板上那个圆圈的含义。

文叔叔巧妙地利用象形文字来诠释英国近代史上的圈地运动，产生了极佳的课堂效果，让学生终身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