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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我懂事很久才知道我生母在生下我后就死了。那是在解放前夕的武汉，母亲生下我后高烧不退，医院又将她安排在一个有伤寒病人的病房里，就这样，母亲以她没有度过第二十六个春秋的年轻生命告别了人世，告别了她一天也没有哺乳过的儿子。我每每想到母亲心里就有些难过，不仅因为我从此没有享受过亲生母亲的母爱，而且还因为母亲是为了生我而死的，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后来姨妈告诉我，母亲决定跟随我父亲离开家乡时曾到祖宗牌位前磕头，忽然刮来一阵风，将牌位前的蜡烛全吹灭了。姨妈当时就感到兆头不好，等得到母亲的噩耗，她就怪罪于父亲，说是他骗走了母亲，因为我父亲比我母亲整整大14岁。
其实父亲并没有骗母亲。当时父亲是地下党领导的“演剧六队”队长（先是抗日救亡演剧八队队长），从1937年起，他带领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转战江南数省，先是宣传抗日，后是迎接解放，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母亲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是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去干革命的。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母亲死后，父亲带队进入长沙。刚刚解放，已是文工团团长的父亲将发给他的一件棉大衣的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自己又投入到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去了。这件大衣是“供给制”发给他的第一样东西，而这个袖筒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件“衣服”。
父亲太忙，不断地把我交给护士、阿姨、保姆“代管”。一岁多我能在地下爬时，父亲请队里一位叔叔的母亲带我。大人们在台上演出，我们就在台下玩耍。谁知这位爱抽烟的老奶奶经常捡起地下的烟头来抽。我于是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我染上了肺结核。父亲抱着我四处求医，为了弄到雷米封，他还去找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后来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到老了还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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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四岁时，父亲带回了一个妈妈，妈妈还带来了个姐姐，从此我们又有了个家。一年后家里又多了个妹妹。我从10岁起就开始干家务活。最开头是父亲要我帮他擦自行车，那时父亲已调到（湖南）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单位配给他一辆英国进口自行车，他很爱惜，要我每周帮他擦一次。跟着是妈妈拿回一袋花生让我们剥出花生仁，还有是糊火柴盒，每糊100个火柴盒可得2分钱。六年级时，妈妈下放去南岳“锻炼”，姐姐进了戏校，妹妹刚上一年级，这时公家派了一个工人帮父亲打扫卫生，但到食堂买饭、打开水就都是我的任务了。父亲常说：“人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劳动。”很小父亲就跟我讲劳动怎么创造了人，社会财富为什么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成年以后，我对家务劳动不怎么感到烦感到累也许就与儿时的“训练”有关。“大跃进”后不久就是过“苦日子”。记得我那时上初一，我们早餐吃“糠馒头”，中午我带盒饭到学校吃，那饭盒里装的是南瓜加上点面粉调的糊糊。晚餐我们经常吃烫饭或面疙瘩，一星期也能吃一回肉或炖骨头汤。省里为照顾我父亲，每月还分给他两斤油和一点面粉，父亲却每次总是要把一斤油送给机关的工人或司机。我当时也不觉得吃糠馒头、南瓜糊就很苦。有一天，我发现我脸肿了，父亲才说恐怕是营养不够。他要妈妈想办法多买点骨头炖汤，但那一斤油他还是要按月送人。我家门前有一个花园，花园里并没有种花。上面号召大种大养“瓜菜代”，父亲就领着我在花园里种起了南瓜。我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将许多青草、烂树叶还有粪便放在了里面，父亲告诉我这是下底肥。等南瓜开花时，他又教我怎么用雄花给雌花授粉。我们的南瓜获得了丰收，局机关评比，我们的一个大南瓜得了第一，我好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年局里组织干部去洞庭湖建农场，父亲要我和几个干部子弟一起去参加劳动，我就是在那里才学会的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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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父亲平日对我们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好像就没有打过我。记得那是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又发现我早上起来骗他说读外语结果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壁击去并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后来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的道理，还说他当年在北京整整预习了一年英语才考进清华的经历。他说那时他和几个同学挤住在一间小屋里，没有钱，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上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些了。
有一阵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一次，父亲和妈妈吵架，父亲竟将手中的火钳朝妈妈扔去。等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心情不好的原因。父亲在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党的外围反帝大同盟组织。回国后先加入左联（左翼剧作家联盟）再加入共产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当时流行“飞行”，他曾和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一同举着大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次他被捕了，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出来后他没有主动去找组织。特别严重的是1937年他作为救亡演剧队队长，党组织派于伶同志找他谈话，同意恢复他1931年的组织关系时，他却说自己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一定忠实执行党的指示，但现在是去“国统区”工作，不如先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以后，等他觉悟过来又很难找到原来的组织关系。1948年他开始重新申请入党，一直拖到解放后，省委建议他留在党外工作，他服从了。可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共产党员，加上当时的文化局长（一个腐败分子）老是排挤压制他，使他很不愉快。
儿时的我对父亲内心深处的东西当然不了解，只是常听他讲过去参加革命的故事。讲他第一次参加斗争是在日本留学时围攻公使馆,又讲他回国后怎么入的党，怎么搞地下工作，怎么被捕又怎么出来的。当然，讲得更多的是他们的“演剧队”。演剧队在郭沫若的《洪波曲》中被提到后才有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它，可我则是从父亲的口中了解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队1938年成立于武汉（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于上海的救亡演剧队），国共合作时由郭沫若出任厅长的第三厅领导，而实际的党的直接领导（特别支部）先后有夏衍、阳翰笙、田汉、冯乃超、光未然、洪深、于伶等人。他们深入内地，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他们以戏剧、歌曲为武器，执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他们没有什么演出费也没有什么专车，大多数时间是靠两条腿走路在街头在露天演出。有时走进一个小镇连一个人也看不到，战事随时有可能在他们身边发生。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长沙大火”时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带领他们开进长沙救灾赈灾的故事和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一位队里的共产党员为了保护全队的安全英勇牺牲自己的故事。当然，父亲用幽默语气讲的他那些战友们的故事也是我最感兴趣听的。他说有个陈叔叔，没有进队以前在一家国际旅行社当经理。一次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失事，掉下一堆金条。陈叔叔便和前来管事的军警、特务头子三一三余一，一人抱了一包金条就跑。回到家，他把金条缝在夹衣里，一会把夹衣穿在身上，一会放到天花板上，整天藏来藏去，连妻子也不敢告诉。最后他却决定将这些金条送给了演剧队建剧院，并且自己也参加了演剧队。旅行社用每月600元的工资挽留他，可他还是要参加这个没有工资的演剧队。父亲常说，人一定要有理想，说他们在那样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不垮不倒不散，就是因为有一个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的理想。我是再长大一些后才更多地懂得父亲所说“人一定要有理想”这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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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父亲有时也讲他老家的事。父亲是贵州兴义人，贵州20世纪初的历史上，有何、王、刘三大家，都是兴义人，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是伯祖父派驻北京的代表，即国会议员，40多岁就死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壮举是拒绝了曹锟5000大洋的贿选。当时贵州各种势力争权夺利，不久伯祖父垮台，家道中落。父亲十岁到北京读书，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他后来评价祖父和伯祖父，说历史地看，他们也做过两件好事，一是第一个与蔡锷一道起兵讨袁；二是在家乡办新学，并派年轻人出国留学。父亲是刘家背叛家庭出来搞革命的代表，他常常要反省封建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不好影响。但他也说家庭影响并非都是不好的，这要看你取它哪一方面。有一次，一条蛇爬进了我们家然后又爬进书桌里，妹妹吓得大声尖叫。父亲走了过来，他眼睛近视，拿了根小竹棍，要我指出蛇在哪里。我怕得不敢上前，他就自己拉开抽屉，将蛇挑了出去。他说他们家乡山多蛇多，有时碗口粗的大蟒蛇爬到屋里来赶都赶不走，见多了，谁也不怕蛇了。父亲对我说，男孩子要勇敢，遇事要沉着。接着，他又说了一个故事。那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打到了四川，广西贵州的农民也趁势组织了“白旗军”，他们一路攻城破镇，无人可挡，但到了兴义下午屯，却被刘家军堵在了土城外。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父亲的爷爷将家中老幼全召集到一装满的大桶边，自己则端坐在大桶上用蝇头小楷抄写经书，并传令前线将士，一旦城破，就点燃,与前方将士共存亡。就这样，兴义下午屯小镇竟没有被白旗军攻破。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后来，我一直要求自己遇事能勇敢些、沉着些。
我高中要毕业时正好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很快就被“揪”了出来，并被戴上了一大堆帽子。他是领导当然就是“走资派”，他参加过演剧队当然就是“国民党军官”、“文化特务”，他被捕过当然就是“叛徒”。一次我们家被抄后，父亲又多了一顶“藏着‘变天帐’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原来是在武汉东湖埋我生母的一张坟地证明被说成“变天帐”了。我当时对文化革命并没有今天的认识，但我知道父亲绝不是那样一个坏人。一天父亲被“批斗”回来，腰疼得不得了，他说被人打倒时腰落在了地下的矮凳上。我掺着他去看了医生，接下来几天他都起不了床。父亲已是60岁的人了，看他伤得这么厉害，我很生气，那时，我也当过“红卫兵”，可我们从未动手打过“批斗对象”。我问父亲是谁打的，他却怎么也不肯讲，只是反复念叨着：“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不久，“四人帮”为反周总理，将演剧队打成“反革命别动队”，从此他就成了“专政对象”，再不能随便回家了。再不久，他去了干校我去了农村。我们全家5口人下到4个地方，几年都未能团聚。父亲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在农村要好好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当“知青”很苦，但对我来说这“苦”更多的是心中的感受，特别是在每次“招工”，我都因为父亲属于审查对象而不予考虑时。在那个年月，我心中一直压着一块石头。我去干校看过一次父亲，他很瘦，干着比我们知青更重更累的活，话也少了。在受到一次莫名其妙的批判后，他借另一个受审查的老干部之口笑着说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从未听他说过如此低调的话，不知他这笑声中含有多少苦涩，也不知他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离开干校后，我心中压着的石头似乎更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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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楼
1971年发生了9.13林彪叛逃事件，1973年父亲就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长沙。我这时也从乡下“病退”回来了，我和姐姐在机关大院的角落找到两间空房，又在堆满破东西的大杂屋里挑选出两张床两个书桌和几把椅子，就这样，我们在城里又有了一个家。我当时是和朋友一起用三轮车从码头把父亲接回来的，我们还做了一桌菜以庆祝父亲的“解放”。其实那时父亲还没有真正“解放”，只是有了人身自由。第二年，父亲30年代初参加左联时的老朋友陈沂来长沙，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对杨大易说父亲是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好同志后，父亲才算摘掉了“专政对象”的帽子。
父亲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反，但他的心情好多了。他告诉我，陈沂叔叔1949年随四野大军南下进长沙，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他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错误思想，可这回见面却只讲他的好话。其实陈沂叔叔自己也挨了整被打成右派，但他很乐观，应该向他学习。父亲这话一半是对我说的，因为当时我身体有病又没有工作情绪比较低落。为我的工作他不知该怎么办，他去找省委，一个信访办的人接待了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去做临时工或是代代课。于是我那几年就在码头做临时工，在学校代课，在街道居委会协助工作。我下农村后不知是肺病复发了还是又染上了肺病，时不时要咯血，但医院一直当支气管扩张治。病急乱投医，我四处看病，到处买药，可病仍不见好。父亲也陪着我找医生，记得那天好冷，父亲说他打听到一个老中医，便和我骑着自行车去找，我们迎着北风骑了很远，我都快没信心了，可他还是坚持要找，还不断地说医生会找到的，病也一定会治好的。终于找到了老医生，他开了一大堆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根根草草，又腥又苦难吃极了。我不想吃，父亲鼓励我说，为了治病一定要尝试，不试病总不会自己好。他又给我讲起那个哥伦布的故事。哥伦布在一次招待会上，有人说他发现新大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谁都可以坐个船过去。哥伦布就拿了个鸡蛋请大家将它竖起来，可谁也做不到。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将一头碰破，鸡蛋便竖在了桌上。众人大笑，认为这算什么。于是，哥伦布说出了那句名言：Every thing is easy after whoerer says.（当别人说明以后任何事都容易）。这个故事虽不能治病，但对我以后树立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第一个去做的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一次我大吐血住进了湘雅医院才发现有结核，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我自己也有点害怕。许多同学轮着来医院守护我，怕我晚上出事，他们整夜都不能睡。父亲也来守护我，他都快70 岁了，看着他坐在我病床前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过了这一关后我的病就逐渐好了。
1978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春天，对我们全家来说也是一样。妹妹上了中专，我考进了大学，父亲则因中组部直接下文给演剧队彻底平反而恢复职务，并在不久后还恢复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党组织关系。父亲像年轻了20岁，他下洞庭重建岳阳楼，上衡山修复南岳庙，去湘西考察张家界，飞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他还是全国剧协常委、省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他拼命工作，恨不得有三头六臂。然而岁月不饶人，父亲这时已是年过了古稀了。1983年他退居二线充当顾问，1987年完全离休，省政协一再想留也被他婉辞了。当时有些老同志不想退，他倒很想得通，对他说来似乎没有什么“反差”。他说他小时候祖母给他算过命，说是他“当官不像官”，后来他长期不在党内，没当一把手因此也没有多少权势欲；他几十年当副局长副厅长从未为自己或家人捞过任何东西；再说与他来往的多是朋友，绝少阿谀奉承之辈，所以他真心想退下来，真心希望年轻人快接班。
父亲心态平和地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感到了人生的轻松和愉快。我则因结了婚生了孩子工作忙而感觉时间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当然，无论怎样忙，我都坚持每周回去一次。父亲吃穿随便，每天坚持打太极拳，看看书、写写字、浇浇花、散散步，日子过得很舒坦。朋友们也常来常往，他们打麻将从来不赌钱，可仍然打得很认真很有趣。他还几次出远门去看望他那些半个世纪前就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老朋友。父亲离休后不再过问单位的事，除了省委或单位有事找他。他每天听广播看电视像以前一样关心天下的大事。后来他眼睛看不清小字了，但仍然希望有人给他读报。我回家除了讲一些家里的事外，更多的是谈论大事。我们从戏剧危机谈到未来文化，从香港回归谈到两岸局势，从干部腐败谈到国企改革，从反导条约谈到中国军力，从人权大战谈到民主进程，从三峡建设谈到西部开发，从载人航天谈到电脑网络，从遗传密码谈到生态环境，从贫富不均谈到和谐社会......我们谈天说地纵横捭阖，85岁以前的父亲谈锋甚健，85岁以后，父亲听得多而说得少了。虽然父亲年纪越大越不再喜怒形于色，但他对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感到高兴对党内的蛀虫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感到愤慨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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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楼
这不是一篇普普通通怀念和纪念父亲的文章，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谢谢作者！下载保存了，我应该恭恭敬敬地仔细再多读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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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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