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守老木屋

      
     文化革命搞得动枪打起仗来后，知青都回城了。由于我的家境贫寒，母亲微薄的工资只够她与体弱多病的哥哥勉强生活，我不能像其它知青那样收到家人寄来的汇款，我只能靠发狠干活，等到年终分红才有路费回城。

  1967年的7、8、9月正是武斗之争的高潮，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越搞越凶,影响了交通和邮局。我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多么盼望家里来信。

   夜晚，我独自坐在火塘边烧火做饭，老鼠从身边钻来钻去，像跟我作伴。夜静了，我躺在床上，两眼直盯着天花板，我想妈妈和哥哥，她们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为什么总不回信。我想知青们，自从他们都走了，我整天孤单单的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只盼望武斗快点结束。
        
   老木屋不再热闹，野猪大胆地跑到屋后核桃树脚偷吃核桃，两嘴哒得“咵咵咵”地响，我一点也不害怕，照着手电将它赶跑。小蛇爬到水桶底下，我一脚将它踩死。老鼠夜晚在我床上打架，我将被子抖开它们。土鹰又开始叫了，一声一声比一声叫得凄惨，但我毫不在乎，我只盼望快点到年终分红。
        
    有一夜，我正沉浸在梦中，梦见一红毛野人闯进了我的房，抓住老鼠往嘴里塞，咬得那老鼠“吱、吱”地叫。突然它毛粘粘的扑在我身上，我脚蹬手打怎么也推不动，我梦醒了；但还觉得身上很重，我用手一摸，我的天呀，毛粘粘一团。我使劲将被子一抖，“啪”地一声，真有东西跌下床。我连忙摸出手电一照，原来是挂在板壁上的那件蓑衣，被老鼠咬断后落在我身上。好一个梦与老鼠的偶合，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又一夜，睡到半晚，忽听辟拍辟拍地一阵响，声音时而往左，时而往右；时而前，时而后，而且响声就在我睡房里。真的是“吊颈鬼”进房了么？我起先是把被子蒙住头，但响声一直不停。我豁出去了，倒看是甚么鬼？要死肚朝天。我镇静一下，把被子一翻，摸出手电，对着响声一照，原来是只蝙蝠飞进房里了，它飞得进，却飞不出，撞来撞去两扇翅膀打在板壁上噼拍噼拍地响。我气急了，原来是你这小畜牲在作怪。我拿起放在枕头下的小斧头，硬把它打得稀巴烂，扔出了窗外。
        
   还有一夜，雨水滴得楼板响，“滴滴哒哒”漏在我床上，突然从屋外传来一阵竹篙打地的响声。起初，我不理睬，我怀疑有人在故意吓我。但响声越响越密，外面又下着雨。我想，应该没有哪个社员这么无聊，下雨天来吓我。响声一阵一阵使我无法睡着。于是，我便戴上斗笠，拿着长砍刀走出木屋，用手电朝响声一照：原来是我那只生蛋的鸡婆，因为它“打抱”，我将它脚上吊上一只草鞋，想让他“醒抱”。可巧，草鞋正好挂在竹篙上了，竹篙被挂倒，这家伙用一下劲；竹篙就啪几下。唉！我好气又好笑，算是自己吓自己吧。

   还有好多个夜晚，我被老鼠打架声惊醒；再也无法睡着。孤独寂寞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回忆起小时候我们的一家人：
      
    我很小就没有父亲，听母亲说父亲旧社会是湘西统领，人们称他“湘西王”。他1949年起义以后，当上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1951年从凤凰老家来到长沙，住进了下麻园岭我们的一所老公馆里面。听母亲说1936年父亲在这所公馆写了一本书《艽野尘梦》。后来日本强盗来了，将正屋炸得稀巴烂，留下几间偏房，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几间偏房里。

  我们共父异母的兄妹有15个，大哥在旧社会就结婚了，解放后进了湖南省保险公司，住进了保险公司宿舍，有了几个孩子。

  二哥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包头钢铁公司。

  三哥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女，他俩口子都参了军，也许是父亲的关系，都分配在北京总政当军医。算兄弟中混得最好的。

  四哥在家养病，他一直患有肺病,但还在坚持学习,他打算考大学。

  五哥1951年保送到航空学院读书，毕业后当上航空机修师,在山东。

  六哥在七中读书，她的妈妈到北京三哥家帮他们带小孩。他和我们住在一起。

七哥比我大三岁，和我一母所生。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女，两个女儿（我称六、七姐）都幼年夭折。

  五姐才几岁的时候，她母亲就与人私奔了，我母亲一直把她带在身边，把她当亲女儿一样。也是父亲的关系,她14岁就进了47军的文工团；后来又到了西安工作。

  大姐是"革大"毕业生，在长沙工作。

  四姐、三姐、二姐都留在湘西参加了工作。她们是我一直没有见到过的姐姐。

  父亲1952年病故后，我母亲带着一岁零四个月的我和七哥，还有三哥的大女儿及六哥、四哥，我们一家6口人生活在一起。每月生活来源就靠三哥寄点钱来维持生活.

  我们家的院子很大，母亲开了好多菜地，她起早贪黑地干活，我们家吃菜全是她亲手种的；她接别人的衣服洗，每天都要洗几脚盆；她还接来猪毛选，每天点着油灯选到半夜。在我的印象中她整天就是手脚不停地干，不停地忙，我们睡了她还在忙。

  四哥那时患了肺病，一发病起不了床，母亲还要招扶他，饭菜送到他床边。她对家里的人都一视同仁，大家都尊敬她，称她“梅姨”。就因为她无私心，老实仁慈，父亲看正了她，到长沙来只将她带在身边。没想到父亲过世后，家里这一“摊子”留给了她；够她受的了。但她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总是说父亲在旧社会对她好。

  1957年春天，五姐从西安来信要母亲帮她带孩子。那时我不满7岁，七哥已上小学，还有读中学的六哥和待业的四哥。母亲实在丢不开这一家子，但五姐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来，她用一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如果是你亲生女六妹在世写信叫你来的话，你一定会来.....

  母亲听了这话以后居然答应她，因为六姐的死对她打击最大。我们听大哥说过，六姐从小聪慧过人，父亲把她看成掌上明珠。她六岁夭折后，父亲悲痛万分，为她写了篇祭文，大哥一直将那篇祭文保存着，读一遍哭一遍。父亲的文笔太感人，我六姐的死对母亲的打击也实在太深。

  我和母亲来到西安，七哥寄住在大哥家，四哥送三哥的女儿到北京，六哥到中学寄宿。我们的屋让租住我们房子的宋妈妈一家人看管（我叫她干妈）。

  我们到西安两个月后，五姐就生了胖儿子，取名叫正民。那段日子里我见母亲也很忙，要做饭，又要洗一家人的衣服，还要带那小外孙。姐夫是干部，经常有些厂长，主任来家里做客。母亲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见她趴在地上用抹布擦地板，好辛苦的样子。

   五姐和姐夫都是会吃爱吃的人，每月发工资了，就要带着我们到馆子里吃东西：吃烧鸡，卤肉，水饺，凉面，吃了还要买一大包回来，我们的生活还是过得不错。我在那里读了一期书，经常和隔壁邻居月英姐，燕燕，叶午，宝新他们爬到“和平门”的城墙上去完；还到南大街去看石菩萨......古老的西安真的好神秘啊。

  在西安住了10个月后，宋妈妈来信说，旁边的汽车修配厂要将我们大院建车库，要将我们的房子搬迁到伍家岭地带，再不回来的话就要拆屋了。母亲听后,只得带着我赶回了长沙。

  记得离开西安的那天早上，母亲坐在车上呜呜地哭，她是舍不得小孙子正民，她带亲了。近几个月正民隔奶，是她带着睡，半夜要起来喂几次牛奶。但长沙家里有变化，七哥还寄住在大哥家，她心挂几头，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忍心离去，只能用善良的眼泪告别。

   我们回到长沙后，宋妈妈告诉我们，汽车修配厂强行将他们赶走，说是房主人都定住西安了，你们还住在这里赶什么......母亲听这话后才呜呜地哭了起来。她那时才后悔不该到西安去，让人钻了这一空子，把陈家的祖业给丢了，她再怪那五姐也迟了。

  刚过了年，就动工撤房子了。 那段日子我们租住北长路144号周大伯妈家的楼上，这位房东为人好，他们一家人都对我们很好。那时，母亲进了一家畜产公司做临时工，每月能拿上四十多元钱，四哥刚好分到道县工作，六哥还在学校寄宿。我们三娘崽的生活还算过的去。

  不久，五姐又生了个女儿，她拖儿带女从西安来到长沙，将一岁多的正民留在了这里。母亲没办法只得将那份临时工辞了，带她的儿子，靠她每月寄来二十几元钱来维持生活。

  我们日子又过得紧张起来。邻居都说，只有陈妈妈人好，不是自己的亲女儿对她这样好。唉！你的两个崽还这样小，你总要顾一顾自己的两个崽咯.....

  母亲听后长叹一口气：“她将这小外孙送都送来了，我难道要她再带回去，帮她一年，孙子就大一年，苦几年就好了。”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仁慈老实的人。

  这正民越大越长得可爱，母亲在西安带了他八个月，这回见到他能走路了，也好高兴。他爸是北方人，长得高大，这小家伙就像他爸那样个子特别大，才一岁半比邻居两岁多的小孩还要高，我和七哥好喜欢他。可这小正民就是太调皮，左右邻居比他大的小孩经常被他打得哭。一不留神他就跑到马路上，井边上去了。一家人带着他好劳神喔！

  不久，大跃进开始了，街道上一定母亲参加了修京广复线。母亲只得将正民托在街道的托儿所由赵妈妈带管。我和七哥每餐到公共食堂吃饭，自己招扶自己。那时我未满八岁，七哥满11岁了。

  每当我回忆起那段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下来。我七哥从小身体瘦弱，个子矮小，他读书成绩好，又会写会画，就是性格太内向，不爱和别人说多话。他还有个坏毛病，爱丢失东西。笔啦，钥匙啦，饭菜票经常弄丢了。我们每个月的饭菜票总是接不到，母亲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我们基本上都饿了几餐肚子。七哥还一再嘱咐我不能将此事告诉母亲。

  有一天，我们晚饭没吃，第二天早上又空着肚子去读书。七哥放学后到干妈家去了，我中午又没吃饭，饿着肚子到外贸公司倒的垃圾里面捡红枣吃；天黑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睡在床上肚子饿得痛，实在受不住了哭了起来。楼下的周大伯妈上楼来问我哭甚么，我说我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痛。她听后二话没说就下了楼，一会儿工夫端来了一碗油炒饭；饭上面还盖着剁辣椒，我大口大口地吃着（这是我8岁以来吃得最香的一碗饭，我永远记住了周大伯妈的这碗饭）。

  周大伯妈叹着气：“老八啊，哦实一天冒听见你讲咯，以后冒呷饭，跟我讲一声，到我屋呷就是。”她说着喉咙哽了。

  七哥回来了，他放下书包，做他的作业。原来，他见没有饭票了，放学后和同学许先亮一起去推板车，肚子饿起来了,他便到干妈家里吃晚饭才回来。他这闷闷人做出的闷闷事可把我饿苦了。我怪他他不理睬，只低头做他的做业。他那时才11岁，懂得个屁！

  第二天清早，七哥用推板车的一毛钱买了两个茴饼，我们各吃一个，他吃完后上学去了。我读下午书，我决定去找母亲。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走着，来到了伍家岭的铁路边。

  我向人打听到修铁路的地方，直往北面铁桥方向走去。只见男男女女挖的挖，挑的挑，忙脚手不赢。喔！原来修铁路就是挖泥巴挑土哦！我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我寻找妈妈，我要找到妈妈问她要钱买饭票，我的肚子又饿得痛起来了。

  我一边走一边望，好几次被挑担子的人撞着。他们在喊：“细伢子莫挡路!”我沿着这一队人走着望着，也不知走了久，脚都走酸了；眼都望花了，就是找不到妈妈。我喊了起来“妈......妈......”我喊着喊着哭了起来。

  一个戴袖章人走过来问我妈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告诉了他，他手指着前面：“你妈妈属文昌阁办事处，在伍黑路那一段修。”

  我照他说的直往那方跑去，我终于看见隔壁的程婶了，她告诉我妈妈已经请假回去了。

  我沿着回来的路上走着，肚子又饿又痛，我一手按着肚子，越走越慢，总算到了家门口。我听见母亲在骂七哥，我一见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

  回忆起母亲修铁路的那段日子，心里好久还不能平静。1960年春天,五姐将正民接回西安，因我们家实在带他不下了。这小家伙越大越调皮，好几次跑丢了我们到处寻，他从托儿所跑到了铁路边，差点被火车压死。他几次偷偷跑到井边完，差点掉到了井里。邻居都劝母亲不要再带在身边，万一出了事，这一辈子都过不得想。再说,我们也越来越也负担不起了。

  这样,母亲才写信叫五姐将正民接走。这小家伙被我们两舅舅带亲了，我们送他到火车站时，他发觉不对劲，死死地抱住七哥不松手，我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他。

  回来后，想起他那样子又可怜，又想他，弄得我们三娘崽痛哭一场。我们实在舍不得他走，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从1959年到1964年我们家发生了好大的变化，大哥有了7个儿女，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当年的保险公司已撤了，他进了石油公司。

   二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包头钢铁公司混的算可以。但1959年他还被打成了右派，坐了一年多牢，得了水肿病回到长沙，差点把命都送了。

   三哥俩口子1963年从部队转业,一家6口人分到到沅江县人民医院。

  四哥1959年进道县糖厂工作,还算稳定.

  最可怜可怕的是五哥，已经是空军少尉的他，1958年患了精神病；部队派人将他送来长沙，和我们住了一个月后，突然跑了。这样，从1959年到1964年这5年时间里，他从山东部队到长沙来回跑了十几趟；一来就在我们家住上几个月，吃我们三娘崽的口粮，连过苦日子都来了。他也吃了亏，我们也搭他挨饿。母亲为这事眼泪都哭干了；他像“魔鬼”一样缠着我们，我望见他来了害怕，母亲也实在没办法。真的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给他吃，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

  我小学毕业后天天去推板车，那段日子我早出晚归，每天能赚得几毛钱，中午我随便买点东西吃，在图书铺里我看完了好多的故事书。那时候有人说我有7个哥哥，5 个姐姐应该好过。可我从来没有对哥哥姐抱过指望，我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要想糊饱自己的口，就靠自己这双手！

  后来我又去挑土——修东屯渡鱼池、史家湖鱼池。母亲修铁路后安排的这家民办工厂每月只有只有24元工资。七哥又患肺病开始吐血了，每月要吃药。我只想赚点钱帮母亲减轻一下负担，听说修完鱼池后办事处可以安排工作。

  我整整修了4个月的鱼池，天天挑塘泥挑得腰酸背痛，由于年龄小，底分低，每天只能拿到三、四毛钱，比推板车的钱还不如。但为了今后有份工作，我是"娃娃队"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可鱼池修好后，我找办事处的主任安排工作，回答我的是：背叛家庭，选择革命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你现在才15岁，工厂里不会要你，你下农村去锻炼三、四年回来后一定能安排一份好工作。我听了他们的话，响应了党的号召，下到了这离家千里的山窝子来了。我是这样想的：我到农村后，母亲只养七哥一个人了，负担总要轻一些。

  我一个人在老木屋里生活了半年，晚上虽然东想西想难得过，白天还是容易完。我和社员关系好，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姑娘们有好几个。在田坝里干活嘻嘻哈哈地有讲有笑。他们捉得泥鳅黄鳝都递给我，一个人吃饭经常吃些好菜，运气好还能得些野味，我经常和社员一起去打野猪，装铁夹，装索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