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哥

1968年底，下乡洪流锐不可挡。当时，二哥系六六届高中，我六七届初中，两兄弟学校不同，命运一样，均为下乡对象。母亲考虑我年级小，要我随二哥学校去，兄弟之间有个照应。于是我随二哥下到常德黄土店公社。

老乡称二哥为老刘，称我则为小刘。两兄弟长相极象，走到哪都躲不过别人的眼睛。哥俩一般高，但别人都说二哥比我高。因他比我魁梧健壮，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二哥声如洪钟，说话极富磁性。这样的嗓子在乡下可谓如鱼得水。在那山涧田野，农舍之间，得经常靠一副嗓子大声地喊话。

冬天，队上修塘堤，新挑的堤要用石夯夯实，几个人抬着夯，唱着号子，一齐用着力。领唱号子的人唱着唱着没劲了，抬夯的人也越抬越没劲。此时，突然响起一声铿锵有力的号子声，这是老乡们没唱过的号子：“解放区那么——喝嘿，大生产那么——喝嘿，军队和人民齐动员那么——喝嘿……二哥用他那大嗓门唱出了引子，大家一齐“喝嘿”着，将那沉重的石夯举起又丢下。打夯的速度快了起来。老乡说：“老刘唱的号子，打起夯来硬是越打越有劲。”

一次，二哥和我等一行人，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康家垸知青同学处玩。在那乡间小道上，我们一边欣赏路上的景致，一边谈笑风生，纵情歌唱。大家知道二哥擅讲侦探故事，都催促他来几段，以打发路上时光。于是二哥边走边讲福尔摩斯。故事情节如剥笋子般一层一层，把我们带入到了缜密的逻辑推理之中。记得当时他讲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说一位生物学家为图谋一远房亲戚的财产，采取了一种非常恐怖而又不露痕迹的方法：一个夜晚，远房亲戚被这位生物学家骗出住宅后，突然一头浑身闪着绿光，口里喷着火的又高又大的怪物向他冲来，使其当场惊吓毙命。当生物学家再次向另一继承人采取同样手段时，终于被福尔摩斯破了案：原来是生物学家在附近的一块沼泽地中心秘密地圈养了一条凶猛高大的猎狗。到了夜晚，他将猎狗身上涂抹一层磷粉，在黑夜里即发出一种可怕的绿光。在漆黑的夜晚，突然遇上如此可怕的怪物袭击，不被吓死才怪呢。

当一行人还沉浸在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中时，我们的脚步不知不觉踏上了康家垸的土地，见到了二哥一位姓赵的女同学。

还是插队前的一天晚上，二哥在家神秘地拿出一张彩色照片给我看，说这是他女同学，姓赵，与他关系很好。当时彩照极少，一般是人工用油彩笔在黑白照片上描摹的。我仔细端详照片：一张国字脸，露出一对好看的酒窝，笑得很甜。

插队时，赵带着一个弟弟下到了离我们几十里外的康家垸。我们一行人“不远万里”走到姐弟俩的住处，俩姐弟异常高兴。姐要弟赶到集市上买来一条大鱼，烧出一大盆萝卜丝煮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这道菜，味道之鲜美，场面之热闹，至今记忆犹新。在当时人人都患“胃亏肉”时，能吃上如此一顿美餐，我感觉到是一种莫大幸福。赵见我年纪小，关切地问我在乡下能否吃得消，嘱咐我干力气活不要显狠霸蛮。大姐姐般关切的话语，我听了好感动。我当时想，要是她真成了我嫂子该多好。但后来他俩的关系并没发展下去，也许是下放两地，相距太远，联系困难，那种在学校的朦胧初恋难以继续发展的原因吧。

人们爱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来形容时间的流逝。但乡下清苦的日子却十分难熬。为打发那艰辛而单调的时日，我学起了抽烟，没钱买香烟，只得跟老乡们学着用旧报纸卷喇叭筒抽，辛辣的旱烟呛得我直咳，仍照抽不误。    

一日，二哥挑着谷子外出打米，回来后，从口袋中掏出一包沅水香烟递我，要我不要再抽旱烟了。二哥从不抽烟，见老弟有这一嗜好，居然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给我买香烟。我有些心痛，要二哥以后不要再买了，但他外出总忘不了给我带烟。

下乡后，虽多次招工，但象我等出身的人却是被招工遗忘的角落。二哥对此不再抱什么希望，决心靠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他买了一些简单的木工工具和有关书籍，开始钻研木工技术。一次大队派他协助一位姓张的老木工师傅做农具。由于他诚恳谦虚，勤奋好学，深得张师傅喜爱，于是毫不保留地将一些关键技术传授给他，二哥的木工技术由此日渐精湛。

凭过硬的手艺，二哥开始在外漂泊打工，四海为家，艰辛无比。一次他在常德德山接到一笔拖拉机驾驶棚业务，要求质量高、时间紧。二哥为把活做好，一天干上十五、六个小时的木工活，而那单位的伙食又开得极差。

快过年了，二哥回到长沙，带回来一台崭新的蜜蜂牌缝纫机，说是这几个月挣的钱，为1964年即下乡的大姐买的，鼓励她学好缝纫。还说现在的社会，只要有门真正的手艺，走到哪都不怕。                          

二哥回家时，形容枯槁，与平时判若两人：一双眼睛凹进去好深，眼里充满血丝，颧骨高耸，一头黑发变得枯黄。母亲见状，疼惜得直掉泪。

一次二哥带我去株洲清水塘一户人家做上门工夫，那家准备的全是旧材料，木料上尽钉子，我在做下手拔钉子时越拔越有气，抱怨主家根本不为做工的考虑。二哥安慰我：“别人也是没办法，有钱谁不愿买新料，在外做工要沉住气，耐得烦。”

我跟他做下手，累了，他要我休息，而他自己却象一台永动机，不停地干。主家提出的各种要求他总是点头答应，尽力使其满意。

不论在生产队还是外出做木工，在我的记忆中，从没听他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句累，即使七月流火的双抢季节，高气温、强体力、长时间的劳动中，他总是默默地忍受。

记得过苦日子饿死人的年代，我们家姊妹多，母亲每餐都是用罐头筒蒸饭，每人一小筒。我将罐头筒里的饭三扒两嚼后，两眼望着妈，将筒筒捏在手中，舍不得放下。妈见此不忍心，悄悄将自己筒里的赶给我吃，我不懂事地贪吃着。回想起来，我却从没听过二哥在母亲面前叫过饿，而那段时期正好是他的发育期。

一天，他放学回家高兴地对我说，他在路上，肚子实在饿得慌，正好遇上一搬运工拖着一车东西从他身边过。车上有一只麻袋穿了一小孔，他从孔里瞧见是黄豆，喜出望外，立即装着做好事的样子帮着推车，一边推一边用手抠着那小孔里的生黄豆，一路抠，一路吃，说完他神秘地从口袋掏出一把生黄豆，塞进我手里，让我兴奋了好久。

有一天，他回家说，今天在学校检查身体时，老师说他得了水肿病。我问他，老师怎么知道？他卷起裤腿，要我在他的腿上用手指摁，我用大拇指狠地一摁，松开手指，见那凹下去的地方像泄了气的皮球，好久不起来。二哥说这就是水肿病的症状。

家里人多，父母的微薄收入实在难以维系一家八口人的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二哥还在读小学时就利用放假期间卖冰棒，买扯麻糖，推板车……我常见他从外面带回一把把白菜交给母亲，好生羡慕。还只有6岁的我，就曾想着要象二哥样，从外面带回一把把小菜，后来我真的做到了，只是害得妈好心痛。

二哥读中学时，由于经常吃不饱，被迫干起了倒卖粮票的行当，即从别人手里收购一些粮票，再拿到街上饮食店旁，向那些急需粮票的人兜售，从中赚起一点点差价。这在当时被视为投机倒把，稍有不慎，即有被抓的危险。二哥由此被抓过两回，身上的粮票被全部没收。他因此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且想出了一个绝招，即把我带上，将粮票全部放在我的身上，要我站得远远的，然后他到饮食店旁兜售，每谈成一笔交易，即要对方稍等片刻，他立马到我这里拿取，这样大大降低了被抓的风险。因此我被那些同道人戏称为“小仓库。”

“病退”似乎是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专利。很多知青想出各种办法装病，有装疯卖傻的，有自残的，还有吞下各种危险品去照片的，不一而足。1972年，我从常德转点到浏阳张坊，二哥后来想办法病退回了长沙。

回城不久，他被招到一家无线电厂，后凭自己的努力读完了电大，当上了厂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毅然辞掉厂长宝座，开办起了私营企业。

如今，二哥和嫂子已去加拿大女儿处，打算在那里定居。我们兄弟见面的日子少了起来，不免常常牵挂，于是情不自禁敲起了键盘，回忆手足之情，衷心祝愿哥嫂在那边身体健康，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