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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爹
----旅伴白描
冬爹姓刘，大名冬生。国字脸，鼻直口阔，肩宽背直。他可能一辈子没量过身高、秤过体重，我估计他是一米七五，七十公斤。他长期是青色对襟布扣上衣和扎头直档裤，围黑色长头巾，晴天除了打赤脚，就是穿圆口布鞋，雨天下田蓑衣斗笠，不下田则纸伞木屐。他不苟言笑，一天难说几句话，几天难得笑一回，时刻给人一种威严感。
我下放当知青是插队落户，被安排在冬爹家。冬爹第一次见到我时，先上下打量了一遍，露出了一丝谨慎的微笑，然后当场吩咐了六个字“让他和新民睡”。
冬爹一辈子遭遇了三件伤心事：三十来岁丧妻，四十多岁丧子，六十多岁时，结婚不到一年的长孙女暴病身亡。冬爹实际上养大了两代人。我到他家时家里九口人：冬爹和续弦的小脚老伴、儿媳、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一个孙媳、一个尚未满月的曾孙女。新民是冬爹的第二个孙子，当时十八岁，在大队当打米机和抽水机机手。
四代同堂的冬爹家里有五间木架子茅屋，屋里家具用具齐全，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静静，大男小女穿戴整齐，柴米油盐也能细水长流，是生产队里的上等户。在堂屋西侧的正房里，我和新民的床与冬爹老俩口的床一正一横开着，我们睡侧床。
冬爹虽然一脸的冷峻，却从不发脾气，很难得骂一句人，然而在家里却有着绝对权威。全家人在堂屋吃饭，一张四方棋盘边矮桌，冬爹固定坐上首东侧，他让我坐在他旁边，两个孙女一直站着吃饭。餐餐饭菜上了桌，冬爹先入坐，他总是右手肘撑在桌上，先伸出筷子拨弄拨弄菜，再召呼大家吃。冬爹是不起身盛饭的，由小辈们抢着添。饭后照例有儿媳或孙媳送上一盅茶，冬爹三两口喝完茶才起身去卷喇叭筒抽。饭桌上也有些话题，多半是各自从外面得来的新闻，但冬爹一般不言语。有时大家都为一件事笑得很响，冬爹也难得抿嘴笑笑。遇到不爱听的，他便皱皱眉头，大家就会知趣地打住。
冬爹是种田的老把式。干活井井有条，利利索索。他说“功夫在手头，一日歇九回”。他犁田耙田，哪怕牛的性子再烈，他上衣也不溅泥。筛米打草鞋、驾船打撒网、整屋打参筒这些易学难精的活，他都是一把好手。七十岁的人了从不闲着，在队上是十分劳力，家里莱园修整得象一封书。落雨天还要搓搓挑绳、打打草鞋。
冬爹读过半年私塾，考过我不少农家杂字，还记得些“稻草捆秧父绑子，竹篮装笋母怀儿”之类的对联。这使我找到了打开老人家话匣的钥匙。从《三字经》到《增广贤文》，还有些被传统花鼓戏演绎的历史故事，象“陶澍访江南”、“薛仁贵征东”等都是冬爹感兴趣的。
冬爹是佃中农，对新社会有感情。堂屋里的宝书台是他自己用土砖砌的，又大方，又精致。我用广告颜料在台座上画了一艘破浪前行的轮船，写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行草字。又在上首领袖像两旁用仿宋体写上“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的对联。写字画画时，冬爹始终坐在旁边陪着，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但是，冬爹背地里还是保留了一些“四旧”。象每到七月半，他是一定要给亡人烧包的。好在我也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今逢中元之期，谨备冥钱一封，上奉故显考……”之类的东西，这更是被冬爹赏识。渐渐的，我们真成了忘年交。我一直叫他“嗲嗲”，他对我的称呼由小吴改成了卓林。
冬爹的旱烟是自己种的。施肥捉虫，呵护备至。烟叶又大又厚，收起来用竹片夹着晾晒，扎成把挂上屋檐，隔几天取几片卷紧压在床脚下，切的时候还放几根当归须须，切出的烟丝细如发，黄如金，用个竹烟筒装着，十分爱惜地卷成喇叭筒抽。我是从他那里学会卷喇叭筒的，那带点当归香的喇叭筒比当时一毛三分一包的红桔烟好抽得多。后来我从城里带去一些薄薄的卷烟纸，两个人对抽起来更觉得香。
农闲季节的每天晚饭后，冬爹总把我叫到堂屋里，桌上一包壶用“三皮罐”老茶叶泡的茶，再加上一竹筒烟丝，便成了我们最惬意的休闲。平时寡言少语的老人此时也有了说不完的话，他喜欢回忆青壮年时期一些有声有色的故事，比如哪年在狂风恶浪中行船、哪年到省城做买卖、哪年倒垸子如何拆屋扎排，哪年在洞庭湖里捕到一条三十六斤的大杆鱼等等。他还教给我很多农谚和农作技巧。我便把“三国”、“聊斋”、“水浒”中的一些故事翻来捣去。时间长了，他的两个孙，还有前后屋的几位长者也成了常客。
冬爹的儿媳我喊刘妈，特别勤劳贤惠，虽然一字不识，却笑不露齿，话不高声，会缝会绣，尤其会持家理事。除了一家人的吃穿安排外，每年跟我做一套大布衣裤和一双布鞋。冬爹的婆婆个子小巧，少言寡语，想事做事远不如儿媳，但对冬爹百依百顺，也从不干预家庭事务。冬爹的长孙老实忠厚，处事有理有节，话也不多，但手脚不闲。冬爹的长孙媳聪明乖巧，嗓门尖，会唱花鼓戏，听旁人说，若不是在冬爹家里做媳妇，她肯定会调皮。冬爹的两个孙女都象娘，又规矩，又能干，两个初中生插田割禾和飞针走线都是好手。
冬爹最疼第二个孙子新民，他每天从大队机埠回来，浑身上下，连鼻孔和耳朵里都是米糠灰，总要打一满桶水先在屋前禾坪中洗头。每当此刻，冬爹都会坐在门前阶基上看着他洗完，眼中充满怜爱。新民好学，常拿我写的字临摹，间常还写点小文章要我修改。每当此时，冬爹都会很舒心地微笑。新民十九岁那年参军到福州空军部队当地勤兵，走之前冬爹吩咐办了几桌饭，把本家同辈都请来庆贺。临行前夜，我和新民睡在一头嘀咕到半晚，冬爹虽没说话，却也一直未眨眼。送新民走时，冬爹只送到路口，但当我们一行走出好远好远再回头时，冬爹还站在原地未动，如同一尊石像。
新民到部队后每半个月都要寄回一封信，除介绍军营生活外，都是表达自己对家人、尤其是对祖父和母亲的敬爱以及与我的情谊。每封来信，冬爹都要我先在饭桌上念一遍，然后自己还要戴上他那副宝贝似的铜框老花眼镜看上几遍。回信都是我承包的，但冬爹都会要我先跟他读一遍再寄出去，而且嘱咐我把新民的来信修改过后一同寄出。新民在文化学习上进步很快，往后走，他的来信变得通顺流畅，书写工整，还渐渐有些文采了，冬爹越看越高兴，还总说多亏了我。
我下放的第三年，冬爹的老伴得病去世。全家人都哭得伤心，冬爹却没掉一滴眼泪。他把丧事安排得比较隆重，亲戚邻舍来吊丧，冬爹也不言语，只是颤抖着手示意客人坐，示意家人递烟上茶。从漆匠给棺材刷油漆，到老伴入材封子口，冬爹都寸步不离地监督。老伴出殡入土后，冬爹又请来纸扎师傅躲在里屋扎了一栋冥屋，打了不少纸钱。刘妈还给婆婆剪制了几箱四时齐备的纸衣被。深夜焚化时，我先念了一段祭文，冬爹一脸虔诚，两眼红润，直到只剩下一堆白色灰烬才悄悄离开。我们都想把噩耗告诉新民，也好让他趁机回来探次家，但被冬爹制止了，其实他也只说了两个字：“不要！”
冬爹辛勤劳作一辈子，炼出了一副结实筋骨，一年上头连感冒也难得入侵一次，可想不到被幽门梗阻这个病给折磨得趴下了。
冬爹患病那年七十二岁，发病后胸腹堵胀，吃了东西咽不下，咽下去了又呕吐。大队赤脚医生开了消炎药；公社医院以腹痛待查作了两天留观，还是没弄清病根。我便提议送长沙大医院治疗。我们将老人送到省医学院附一院，很快被诊断为幽门梗阻，并作了手术。术后我和刘妈留在医院陪护。住院一个月，冬爹病情起伏无常，瘦得只剩下百来斤。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坚持要回家，说不要搞成人财两空。我们都拗不过，只好照办。
回到家里，冬爹一直卧床不起，只有中午挪到阶基上晒晒太阳。刘妈每天不是熬稀饭、炖鸡汤，就是煮面条、蒸鸡蛋，但冬爹吃到嘴里都吞不下。平日里最相信“人是铁，饭是钢”的老人预感自己巳为时不多，心里老盘算着后事。
临终前两天，他示意将本家两个堂弟叫来开了个家庭会，交代要向新民隐瞒自己的病情，就是死了也不告诉他，莫影响他奔前程；要把长孙往的厢房让出来，给我今后成亲做新房；说刘妈对刘家有功有德，要她把家当好，新民找对象让他自己作主，孙女以后要选准老实本分的人家；还说后班辈对自己在生巳经尽了孝道，死后不要图热闹，花空头钱……
冬爹临终前的十来天都要我陪他睡。我瞌睡大，还打呼噜，每晚都想打起精神陪老人说说话，但他总不让。到他临终的那天早晨，朦胧中我突然感到胸口上承接到一股巨大压力，似乎一块陨石落到身上。我猛然惊醒，原来是老人的右手压在我胸脯上，当我轻轻去移开时，才发现那只枯瘦的手已开始僵直……
冬爹的丧事是由我和新民的哥哥按刘妈的吩咐操办的，是当年全大队最隆重的。冬爹的遗体等新民赶回来后才入棺。丧事办了三天，开追悼会时连禾场边的菜园里都站满了人。和新民兄弟一样，我也连续三天未曾上床，含着泪用炭精粉给老人画了像，写了挽联布置了灵堂，为老人作了悼词，出殡当晚又往新坟送了烟包……但无论怎样，都感到似乎还有很多该做的没有做，时至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还觉得欠冬爹很多很多……
----旅伴白描
冬爹姓刘，大名冬生。国字脸，鼻直口阔，肩宽背直。他可能一辈子没量过身高、秤过体重，我估计他是一米七五，七十公斤。他长期是青色对襟布扣上衣和扎头直档裤，围黑色长头巾，晴天除了打赤脚，就是穿圆口布鞋，雨天下田蓑衣斗笠，不下田则纸伞木屐。他不苟言笑，一天难说几句话，几天难得笑一回，时刻给人一种威严感。
我下放当知青是插队落户，被安排在冬爹家。冬爹第一次见到我时，先上下打量了一遍，露出了一丝谨慎的微笑，然后当场吩咐了六个字“让他和新民睡”。
冬爹一辈子遭遇了三件伤心事：三十来岁丧妻，四十多岁丧子，六十多岁时，结婚不到一年的长孙女暴病身亡。冬爹实际上养大了两代人。我到他家时家里九口人：冬爹和续弦的小脚老伴、儿媳、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一个孙媳、一个尚未满月的曾孙女。新民是冬爹的第二个孙子，当时十八岁，在大队当打米机和抽水机机手。
四代同堂的冬爹家里有五间木架子茅屋，屋里家具用具齐全，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静静，大男小女穿戴整齐，柴米油盐也能细水长流，是生产队里的上等户。在堂屋西侧的正房里，我和新民的床与冬爹老俩口的床一正一横开着，我们睡侧床。
冬爹虽然一脸的冷峻，却从不发脾气，很难得骂一句人，然而在家里却有着绝对权威。全家人在堂屋吃饭，一张四方棋盘边矮桌，冬爹固定坐上首东侧，他让我坐在他旁边，两个孙女一直站着吃饭。餐餐饭菜上了桌，冬爹先入坐，他总是右手肘撑在桌上，先伸出筷子拨弄拨弄菜，再召呼大家吃。冬爹是不起身盛饭的，由小辈们抢着添。饭后照例有儿媳或孙媳送上一盅茶，冬爹三两口喝完茶才起身去卷喇叭筒抽。饭桌上也有些话题，多半是各自从外面得来的新闻，但冬爹一般不言语。有时大家都为一件事笑得很响，冬爹也难得抿嘴笑笑。遇到不爱听的，他便皱皱眉头，大家就会知趣地打住。
冬爹是种田的老把式。干活井井有条，利利索索。他说“功夫在手头，一日歇九回”。他犁田耙田，哪怕牛的性子再烈，他上衣也不溅泥。筛米打草鞋、驾船打撒网、整屋打参筒这些易学难精的活，他都是一把好手。七十岁的人了从不闲着，在队上是十分劳力，家里莱园修整得象一封书。落雨天还要搓搓挑绳、打打草鞋。
冬爹读过半年私塾，考过我不少农家杂字，还记得些“稻草捆秧父绑子，竹篮装笋母怀儿”之类的对联。这使我找到了打开老人家话匣的钥匙。从《三字经》到《增广贤文》，还有些被传统花鼓戏演绎的历史故事，象“陶澍访江南”、“薛仁贵征东”等都是冬爹感兴趣的。
冬爹是佃中农，对新社会有感情。堂屋里的宝书台是他自己用土砖砌的，又大方，又精致。我用广告颜料在台座上画了一艘破浪前行的轮船，写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行草字。又在上首领袖像两旁用仿宋体写上“听毛主席话 跟共产党走”的对联。写字画画时，冬爹始终坐在旁边陪着，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但是，冬爹背地里还是保留了一些“四旧”。象每到七月半，他是一定要给亡人烧包的。好在我也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今逢中元之期，谨备冥钱一封，上奉故显考……”之类的东西，这更是被冬爹赏识。渐渐的，我们真成了忘年交。我一直叫他“嗲嗲”，他对我的称呼由小吴改成了卓林。
冬爹的旱烟是自己种的。施肥捉虫，呵护备至。烟叶又大又厚，收起来用竹片夹着晾晒，扎成把挂上屋檐，隔几天取几片卷紧压在床脚下，切的时候还放几根当归须须，切出的烟丝细如发，黄如金，用个竹烟筒装着，十分爱惜地卷成喇叭筒抽。我是从他那里学会卷喇叭筒的，那带点当归香的喇叭筒比当时一毛三分一包的红桔烟好抽得多。后来我从城里带去一些薄薄的卷烟纸，两个人对抽起来更觉得香。
农闲季节的每天晚饭后，冬爹总把我叫到堂屋里，桌上一包壶用“三皮罐”老茶叶泡的茶，再加上一竹筒烟丝，便成了我们最惬意的休闲。平时寡言少语的老人此时也有了说不完的话，他喜欢回忆青壮年时期一些有声有色的故事，比如哪年在狂风恶浪中行船、哪年到省城做买卖、哪年倒垸子如何拆屋扎排，哪年在洞庭湖里捕到一条三十六斤的大杆鱼等等。他还教给我很多农谚和农作技巧。我便把“三国”、“聊斋”、“水浒”中的一些故事翻来捣去。时间长了，他的两个孙，还有前后屋的几位长者也成了常客。
冬爹的儿媳我喊刘妈，特别勤劳贤惠，虽然一字不识，却笑不露齿，话不高声，会缝会绣，尤其会持家理事。除了一家人的吃穿安排外，每年跟我做一套大布衣裤和一双布鞋。冬爹的婆婆个子小巧，少言寡语，想事做事远不如儿媳，但对冬爹百依百顺，也从不干预家庭事务。冬爹的长孙老实忠厚，处事有理有节，话也不多，但手脚不闲。冬爹的长孙媳聪明乖巧，嗓门尖，会唱花鼓戏，听旁人说，若不是在冬爹家里做媳妇，她肯定会调皮。冬爹的两个孙女都象娘，又规矩，又能干，两个初中生插田割禾和飞针走线都是好手。
冬爹最疼第二个孙子新民，他每天从大队机埠回来，浑身上下，连鼻孔和耳朵里都是米糠灰，总要打一满桶水先在屋前禾坪中洗头。每当此刻，冬爹都会坐在门前阶基上看着他洗完，眼中充满怜爱。新民好学，常拿我写的字临摹，间常还写点小文章要我修改。每当此时，冬爹都会很舒心地微笑。新民十九岁那年参军到福州空军部队当地勤兵，走之前冬爹吩咐办了几桌饭，把本家同辈都请来庆贺。临行前夜，我和新民睡在一头嘀咕到半晚，冬爹虽没说话，却也一直未眨眼。送新民走时，冬爹只送到路口，但当我们一行走出好远好远再回头时，冬爹还站在原地未动，如同一尊石像。
新民到部队后每半个月都要寄回一封信，除介绍军营生活外，都是表达自己对家人、尤其是对祖父和母亲的敬爱以及与我的情谊。每封来信，冬爹都要我先在饭桌上念一遍，然后自己还要戴上他那副宝贝似的铜框老花眼镜看上几遍。回信都是我承包的，但冬爹都会要我先跟他读一遍再寄出去，而且嘱咐我把新民的来信修改过后一同寄出。新民在文化学习上进步很快，往后走，他的来信变得通顺流畅，书写工整，还渐渐有些文采了，冬爹越看越高兴，还总说多亏了我。
我下放的第三年，冬爹的老伴得病去世。全家人都哭得伤心，冬爹却没掉一滴眼泪。他把丧事安排得比较隆重，亲戚邻舍来吊丧，冬爹也不言语，只是颤抖着手示意客人坐，示意家人递烟上茶。从漆匠给棺材刷油漆，到老伴入材封子口，冬爹都寸步不离地监督。老伴出殡入土后，冬爹又请来纸扎师傅躲在里屋扎了一栋冥屋，打了不少纸钱。刘妈还给婆婆剪制了几箱四时齐备的纸衣被。深夜焚化时，我先念了一段祭文，冬爹一脸虔诚，两眼红润，直到只剩下一堆白色灰烬才悄悄离开。我们都想把噩耗告诉新民，也好让他趁机回来探次家，但被冬爹制止了，其实他也只说了两个字：“不要！”
冬爹辛勤劳作一辈子，炼出了一副结实筋骨，一年上头连感冒也难得入侵一次，可想不到被幽门梗阻这个病给折磨得趴下了。
冬爹患病那年七十二岁，发病后胸腹堵胀，吃了东西咽不下，咽下去了又呕吐。大队赤脚医生开了消炎药；公社医院以腹痛待查作了两天留观，还是没弄清病根。我便提议送长沙大医院治疗。我们将老人送到省医学院附一院，很快被诊断为幽门梗阻，并作了手术。术后我和刘妈留在医院陪护。住院一个月，冬爹病情起伏无常，瘦得只剩下百来斤。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坚持要回家，说不要搞成人财两空。我们都拗不过，只好照办。
回到家里，冬爹一直卧床不起，只有中午挪到阶基上晒晒太阳。刘妈每天不是熬稀饭、炖鸡汤，就是煮面条、蒸鸡蛋，但冬爹吃到嘴里都吞不下。平日里最相信“人是铁，饭是钢”的老人预感自己巳为时不多，心里老盘算着后事。
临终前两天，他示意将本家两个堂弟叫来开了个家庭会，交代要向新民隐瞒自己的病情，就是死了也不告诉他，莫影响他奔前程；要把长孙往的厢房让出来，给我今后成亲做新房；说刘妈对刘家有功有德，要她把家当好，新民找对象让他自己作主，孙女以后要选准老实本分的人家；还说后班辈对自己在生巳经尽了孝道，死后不要图热闹，花空头钱……
冬爹临终前的十来天都要我陪他睡。我瞌睡大，还打呼噜，每晚都想打起精神陪老人说说话，但他总不让。到他临终的那天早晨，朦胧中我突然感到胸口上承接到一股巨大压力，似乎一块陨石落到身上。我猛然惊醒，原来是老人的右手压在我胸脯上，当我轻轻去移开时，才发现那只枯瘦的手已开始僵直……
冬爹的丧事是由我和新民的哥哥按刘妈的吩咐操办的，是当年全大队最隆重的。冬爹的遗体等新民赶回来后才入棺。丧事办了三天，开追悼会时连禾场边的菜园里都站满了人。和新民兄弟一样，我也连续三天未曾上床，含着泪用炭精粉给老人画了像，写了挽联布置了灵堂，为老人作了悼词，出殡当晚又往新坟送了烟包……但无论怎样，都感到似乎还有很多该做的没有做，时至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还觉得欠冬爹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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