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四十年的知青运动史上，除了人们熟知并且掌握了知青话语权的“老三届”以及稍后的“新三届”，还有一个“无声的群落”，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学习和工作的权利，到广阔的农村成了他们无可奈何、保持尊严而又充满革命幻想的惟一选择。由于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这群被边缘化的“文革前”“老知青”经历了比“老三届”“新三届”们更为惨烈和悲壮的人生，身心备受磨难。他们大多是1949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身不由己地融入了共和国的每一次风云变幻。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他们曲折的心路历程反映着共和国的曲折进步。
■“老知青”是一个被血统论制造出来的卑贱群体，他们付出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为了活得像个人，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而这本应该是成为神的代价。四十年来，他们从未发出过自己的声音，他们甚至被知青史的研究专家和已成蔚然大观的中国知青文学写作群体所遗忘……
“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无声的群落!”
——这是重庆籍万源知青邓鹏给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的整体定位。的确，知青运动四十年来，尽管知青读本已经经过了“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到“生存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种种思潮，但这群文革前就下乡的老知青，至今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对于知青的历史，往往被人们误读为始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动员。
——这也是重庆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重庆一九六四、一九六五老知青回忆录”的总标题。这些沉默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知青，终于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形成了这部“血肉文本”，不但填补了中国知青史的原始空白，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绝对肯定，对生命历程的庄严巡礼。
邓鹏现在是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然而，上山下乡那段艰难的岁月，却在他心灵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多年前，偶然看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虽然这本书写的是支边青年，但是其中的故事和作者的思想却触动了邓鹏的内心。“它使我强烈感到有必要把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记录下来。”于是，每次回国讲学，他都要在朋友中反复提起这件事情，制造舆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情一拖就是十年。直到二OO二年，邓鹏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那次回国，一些朋友说我老了。我心想，你也老了呀!人到了中年过后才能体会人生苦短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回首往事，大巴山的记忆好像就在昨天，而我们都两鬓染霜了。”更让邓鹏悲愤的是，当年他所在的林场，已经有4个老知青离开了人世，老知青都已开始步入人生暮年，邓鹏担心，“我们这些人的黄金季节正在过去，有的人可能因为疾病而丧失写作能力。”
“我觉得，如果要后代了解我们和我们所代表的时代以及社会潮流，必须要有一些资料，比如我们留下的文字，我们的照片供后人研究。将来百年之后，或者更久远，后人可以触摸到的这些东西。作为生命、作为存在.我们都会衰朽，我们都会成为过去，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思想和感情的记录是可能达到不朽的。”
中国知青运动的一支孤旅
老知青大都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他们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要与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因此在邓鹏以一个史学专业研究者的眼光看来，他所经历的那段知青生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计划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经济增长率力不从心，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使城市的承载力和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级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
这一阶段，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运动的色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起冲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
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在这些本来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心里引起了极度的惶惑与失落，留在城市当“社青”为他们不齿，就业前景又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题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当年许多老知青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上山下乡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于是，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成批的、运动性的上山下乡开始。据后来的资料统计，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全国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而重庆到达县专区的就有一万四千人之多。应该说，他们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就这样坐着大卡车来到广阔的农村。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