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心态腐蚀“上流”社会
  
    

《人民论坛》11月（下）刊登李强、李凌的文章说，把本应归为目的的事当作手段，考量它带来的报酬，这种现象远不止于学术界。官员的政绩卓著是为了政治前途;勤奋工作的员工可能并非真的多么爱岗敬业，而只是为了升职机会;学生挑灯夜读更是绝少乐在其中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大半还是为了今后有望得到高的薪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名言警句是大多数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在这个众人争先恐后的大潮流中，又有多少人因为“爬不动”或“爬不上去”而成为牺牲品和铺路石呢？而我们的教育在一味鼓励人们寻求成功的同时，另一个严重的弊端就在于，它很少教人们领会人生中“丧失”、“舍弃”的积极意义和功能。其结果不仅让成功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更使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达到成功标准的人背上沉重的包袱。

    文章说，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从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进入到丰富多元的物质生活时代;从一个很少个人自由的时代进入到一个要事事自己做决定并为此承担后果的时代;从一个很少竞争的时代到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从一个可以想见自己未来的时代到一个完全无法预期的时代。快速的变化在人们的心里投射下不安的阴影，因此安全感在越来越富足的现代社会中倒成了稀缺的珍品。结果是，一些拼命想“往上爬”的人，“爬”到一定程度就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一些无意名誉地位，专注地做好一件事的人却常常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就。

    文章指出，必须警惕异化心态腐蚀“上流”社会。在着急“往上爬”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问问自己，究竟需要怎么样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和宽松的氛围，能让人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所是的人，而不是他应该成为的人。他献身于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金钱和名望，而是希望在工作中发挥自身的潜能，不断地挑战自我，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做自己所爱的工作是最高的享受。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往上爬的不在少数。我最不喜欢那种踏着人家肩膀往上爬者。

人往高处走，问题是看“高处”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走法。

《红与黑》中向上爬的于连.索莱尔的英雄的梦想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综观他极其短暂，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矛盾和复杂。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质。
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他虽出身卑贱，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有着杰出的智慧，所以他日后能厕身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是困惑着人类几千年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我们的于连。在他心目中，幸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是在他的心计，在他的警觉，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当中。他为第一次摆脱了父兄的虐待而幸福，为德.莱纳夫人面前履行“某种责任”而幸福，为骄傲的玛蒂尔德在自己面前屈服而幸福，为一次次地发迹而幸福得要命。他渴望幸福，渴望飞黄腾达，他发誓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为此，他制出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使出各种虚伪手段，他超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他毕竟是个好苗子，所以在每每幸福之时，他又会扪心自问，深深自责。因此，他的计划总会漏洞百出，总会让人怀疑。
我们不难发现于连在这种幸福的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标准为标准，追求他人和社会的承认。实质上，他并没有获得多少快乐和幸福，反而使他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仅仅是感到“快乐的到了极点”，兴奋地跑来跑去，一种“野心家实现后的狂喜”，只是片刻激情而已，剩下的是想着紧接着应该在制定一个计划。这些所谓的幸福仅仅是表象而已，于连为了表象而牺牲了本质。当他以为德.莱纳夫人的一封信断送了他的幸福时，他想到了报复，最终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反而使他从社会的束缚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卸下了往日一切伪装和面具，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也找到了本质的幸福。他放弃了逃跑和上诉，能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坦然地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