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草尾“开”—“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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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8日)，我随第一批下乡知青的车队奔赴沅江，车一开动，只听到一片哭声，晚上听送我们下乡的工宣队长说：“你是唯一没有流泪的女生”。我当时确实是非常积极，非常自觉自愿争取第一批下乡的。
  原因1：第一批下乡可以证明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
  原因2：我姐姐是高66届的毕业生，当时很幼稚的想法，我下乡去了， 能保住姐姐留城。
  原因3：父亲正关在牛棚，我下乡了，多少可以减轻一点他的“罪行”。

   所以当饱含热泪的母亲，追着开动的汽车，企图再拉拉我的手时，我始终微笑着向她挥手，叫她放心回去……
   我一直很独立，很强悍。这一点母亲是知道的，她终于站住了，直到看不见人影。
  

    在沅江县住了一夜，12.9日乘船到达草尾已经是下午了，要感谢肉宝和香干子，他俩并没比我们大多少，居然一下船就去打听哪个队最好？然后就上串下跳的不见了人影，直到夜幕降临，才欢天喜地的跑回来，双手做着八字，欢叫着：八队，八队，福民八队。
    紧接着我们六人就被生产队彭会计，可妹子（小伙子，当地人都以妹子称呼男孩子）等三人，接到了离船码头仅一里路外的草尾公社福民八队的仓屋（生产队存放粮食和大型农具的地方）。仓屋很大，有门没窗户，中间用晒席一隔为二，四个男生睡外面，两个女生睡里面，队里有电灯，离船码头又近，这就是肉，香二宝为啥要上串下跳的原由了。
     不久后又有知青到达，我们俨然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在草尾船码头，去迎接他们。直到1969年1月6日，毛主席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任何人不再抱有幻想，初，高中六届的学生就像湖鸭子一样，轰轰烈烈地被赶到了沅江。
    后来的知青太羡慕我们了，下船后上码头，走完草尾街的最后一块麻石，过一个小桥，就到我们队上了，尤其让他们惊喜的是，居然还有电灯。胖子猪愤愤不平：“你们咯还算下乡啊？不行，还要再下放，太好死你们哒！”“那何是搞呢？欠不得止，你们常来歇气呀。”我们毫不示弱。

   一年后，确切的说，是知青的迁移费都用完之后，饥饿开始席卷草尾大地，可怜这些嗷嗷待哺，无家可归的知青们。于是倒流城市的；流窜他队的；到草尾街上打牙祭的；比比皆是，我们队上的几个知青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常在队上。渐渐的，我那里真的成了知青们上街，回长沙，或从长沙回来的歇气中转站了。
   有人开始戏称我为“阿庆嫂”，我也乐此不疲。如果在临堤的田里出工，看见有知青在堤上顿足，向田里张望，马上就会有社员主动代替我问堤上的知青：你们是找土蛋啵？（益阳腔总是将土豆念成土蛋）一旦得到证实，我马上会放下正在挣的工分，去迎接我的客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是找我土豆的，我都会接待，今天想来：当年到我那里来的知青都太懂味了，他们一般都不好意思在我那里吃饭，只是喝口水，把东西存放在我那里，就上街了，要回长沙的，就在我那里住一夜，第二天赶早船。

   一次大同九队的玲玲，麻雀，小文等从长沙回来，船到草尾已经很晚了，在我那里住下，第二天早餐，我请她们在草尾街上吃了甜酒油条，当年的甜酒三分钱一碗，油条两分钱一根。不敢吃甜酒冲蛋，那要一毛钱一碗呢。也许是我那孔已己的“多呼哉，不多也”的拮据样子被玲玲看了出来，她们走上堤后，玲玲忽然急冲冲地跑回来，一边大声喊“我的牙刷忘记拿了。”一边冲进屋里，将一元钱扔在我床上，小声说“我知道你一定是没钱了，你这里客多，留下吧”不容分说，飞一样的跑了。当年，我每两个月基本能收到母亲寄来5元钱，还不至于太寒酸。可是对于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兄弟姊妹无一幸免都是下乡知青的玲玲来说，几乎没有任何钱的来源，这一元钱，可能就是她的唯一家当，她却把它留给了我，留给了继续接待别的知青，我请她们吃早餐，一共只花了几毛钱，却得到了成倍的回报！

    我曾被一群砍脑壳的哦老子鬼勒令：不准早回长沙哦！也不准晚来草尾！一定要老老实实呆在草尾圆满完成送接他们的任务才行，如果说我很听他们的话，倒不如说我很在乎积极出工，那几年，我总是快年关了才回长，过了初十就准备返乡，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乡下人了，我每年都要挣三到四千分工，以分得足够的粮食，（当然我们队好，要不你再挣工分也白搭）来保证我和我的知青朋友们有饭吃。
   我没吃过糠，也没吃过红花草，顶多是吃红锅菜，白菜烫饭。所以每当有出来的知青在我这里吃饭时，虽然没啥菜，我总要多下点米，让她们吃餐饱饭。有次，大同公社乐华17队的晶晶，小亿，欢欢几人来了，虽然她们再三阻拦，我还是执意砍了半条准备带回家的鱼，大家煮煮吃了。同样，我在她们队上也吃过等着鸡屁股下来凑齐的两个鸡蛋；在大同九队吃过清炒猫肉；知青啊，不管你到哪里，都会受到别人倾其所有的礼遇。

    大同九队曾有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扫了装糠的箩筐，扫了米缸，剩了两个红薯，他们9个主人加上两个知青客人，11个人决定熬粥喝，当几近清水的粥就快熟了，远处又来了三个知青，只听见厨房内大喊一声：快些再加三瓢水咯……
   这样的事情我也干过，还自作聪明的在粥里放碱，想让米汤稠一些，结果，让别人喝了，饿得更快，真是哭笑不得。

   下乡三年多后，我到了公社砖瓦场，离草尾街上两里路，知青到我那里还是比较方便，一天，粟大哥的表兄从长沙来，下船后找到我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让这位初来乍到的眼镜鬼只身到四十里路外的新安公社东福八队去，我实在做不出来，于是带着他，敲着饭盆，央求砖厂伙房的大师傅先打点饭菜，让我们果腹。
   5：20我们出发，冬天的夜来得真早，还没完全走出草尾公社，天就全黑了，眼镜鬼实在走不得夜路，真是难为他了，我帮他提着袋子，打着手电，他还是走得磕磕碰碰的，原计划4个小时的路程，一直到十点多，才到达粟大哥他们的屋檐下，他们已经睡了，把门喊开，看他们激动的，如果我不是个女的，一定会被他们抬进去的。大家一起分享从长沙各家带来的食品，胖子母亲不但带了大包食物，还特意用羽毛球筒装了满满一筒人生米，当然很快就被我们饥不择食的倒进了嘴里。
   然后他们腾了一张大家公认最干净的床，让我睡，他们4个男生加上新来的客人，挤在另外的三张床上，各自放下蚊帐，说：赶快凑合睡几个小时吧，你明天还要赶早回去呢。
   第二天凌晨4点多，几个男生就悄悄起床，做了早饭，喊我起来吃，我一看，白花花的米饭，火焙鱼，还有一个荷包蛋，我立刻想起特务伢子每次到我那里，都会诙谐地告诉我：“我们每天呷藕汽饭(湖藕掺一点米煮成的饭),呷得齐咯里(马上形象的用手在喉咙处比划一下),一转背就冒得哒!”几个男子汉把无奈的日子过成这样,我又何是吃得下这没掺一点东西的米饭，小毛佗才十七岁，正在长身体，冒吃过一餐饱饭，鱼嫩子一定是他打赤脚，用皮撮在水沟里撮上来的。我推辞：太早了，实在吃不下去。执意要走，在他们的劝说下，总算把蛋吃了。凌晨5点钟，由胖子当代表，  打着手电， 把我送到大同闸，天已经蒙蒙亮了，胖子打道回府，我快步如飞，8点多钟赶回砖厂出工。  
    那天胖子连夜草书一封托我带到草尾邮局寄给他母亲，后来得知，那只猪穷极无聊，拿他娘老子开乐心，在信里写了一首打油诗：

    记得当年我由生产队派工在街上卖凉薯，遇到三个知青，我先帮他们选了几个凉薯，他们吃后，又回来让我再帮他们选一些，说要带回去给其他的哥们吃，他们买完走后，我一直在后悔，为什麽不多给他们一些呢？哪怕让我赔点钱也值得啊！
    几十年来,我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历史能再重演一次,我就知道应该怎样款待我的兄弟姊妹了，我也一定会在草尾“开”好那间街尾子上远近闻名的 “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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