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读汪曾祺
在文坛上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家的汪曾祺先生，告别他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及热爱他的广大作者，驾鹤远行，不觉又是五载有余了。回想起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习作上的点滴进步，莫不受到汪先生作品的熏陶，感慨殊深，早知汪先生虚怀若谷，对文学后辈勉励有加，曾蒙生过赴京拜谒的念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酬宿愿，如今，汪先生已经作古，我的这个愿望只能长存心底了。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读汪曾祺，也是从《受戒》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文艺界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来临，但由于文学创作长期受到“高大全”及“三突出”等左倾思潮的影响，文坛上仍不乏为迎合政治要求而扭曲人性美与自然美的趋时媚俗之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文学》上读了《受戒》这么一篇与别类小说迥然有异的作品，顿时感到一股凉爽的清风扑面而来，小说居然可以这么写？尽管
“高大全”及“三突出“的创作模式已经寿终正寝，但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塑造英雄人物及讴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似乎成了亘古不变的永恒规律，而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却别出心裁逸离现实，写的是小和尚明子与一个农家少女朦朦胧胧的无邪爱情。这篇充满诗意的小说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节，语言凄婉、淡雅，字里行间却氤氲出浓浓的江南水乡情调，将读者轻轻松松引入一幅恬适的乡村风俗画图中。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不免让人感到惊诧，惊诧之余，不由得不佩服作者的智慧、尤其佩服《北京文学》那位签发《受戒》的编辑，佩服他慧眼识珠，发了一篇标新立异的好小说。我想，在当时发这样的小说是需要一点勇气 的。
自《受戒》始，我便关注起汪先生其人其文来，得知先生早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文学巨匠沈从文先生，知道沈先生当年向文艺界介绍汪曾祺时曾说过的一句佳话，即“他写的比我好”。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读了汪曾祺的一些小说，发现他的小说都是短篇，从立意到语言文字，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独到风格。情节简单，没有悬念，更没有通常小说惯用的“误会法”手法，语言干净利落，蕴意深刻，笔下人物，有农民、教师、手艺人、小市民、民间艺术家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生活，他们的作派、言谈举止、晦涩和略带狡黠的心理已及他们身上潜存的良知，汪先生信手拈来，铺成文章，无不充满着诗的韵味和魅力，透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体味到世道人心和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一生坎坷，几起几落，面对严酷的现实，能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他曾在散文《随遇而安》中写道：“……我搞了一些时间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 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 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为了排好样板戏《沙家浜》，江青下令剧团 去苏州、常熟体验生活，作为创作人员的汪曾祺自然得随团前往， 人家忙排练，他便每天跑出去吃糟鹅、喝白花酒。在这之前的1958年，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后曾下放在张家口一所农科所参加劳动，在那里，他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说话无顾忌。”他还积极参加所里的文娱活动，给业余演员化装勾脸譜，与职工一起演话剧与小歌剧，丝毫没有负罪的感觉，他曾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心不豁然，何能 如此达观。
古今骚客名士，无不眷恋故土乡音，跑过许多地方，经见过大世面的汪曾祺先生自不例外，王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小说《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多篇脍炙人口的名篇均以故乡旧事为背景，这些作品无不流露出作家对家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在海内外及汪先生的故乡高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1年，汪曾祺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目睹故乡的一草一木，40多年前的往事倏忽在脑海里清晰起来。他去看望当年幼稚园的王文英老师时，赠诗一首，诗的开头竟引自一首耳熟能詳的儿歌：“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诗的落款写的是“敬呈文英老师 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文字浅白、蕴意深刻、却又童趣盎然，令王文英老师激动得只淌泪水。
曾听一位饱学之士说过，“汉书”可以佐酒。读汪曾祺，品味其人品文章，仿佛也闻到了一阵醇厚的酒香。人生道路漫长，难免不有坎坷起落、无论得意或是失意时，翻一翻《受戒》、《异秉》、《七里茶香》等篇章 ，咀嚼这些平淡中蕴含着灼热真情的文字，不知不觉间，竟会生出“宠辱皆忘”的感慨来，因为这时候的你也许完全融入到汪先生的作品中去了。（原载《理论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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