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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县往事小记之八十五—— 三让
在农村里呆了两年后，我就全无刚下来时的那股热情了，天天盼望能招工。当时，我们公社有两个知青被招到县城商店里站柜台，我还特别羡慕，心想让我能回到长沙扫厕所我都会干，只要能吃上国家粮。绝大多数知青都有我的这种想法，但却有一人在三年中连续放弃三次招工的机会，你说怪不怪？这人就是我们组上的Z女士。
她的这些个事，当年我并不知晓，虽同她在一口锅里吃饭，但男女有别，很少交谈，她们不先找我讲话，我绝不会先开口的，所以她们的闺房秘密我浑然不知，外队的就更无人知晓了，直到去年的这个时候，她专程从北京赶来同我们一道回靖县时，Z女士才道出她曾三次推掉招工指标一事，我听后惊讶，因为她是我们小组8人中差不多最后走的，我还老猜测过她为什么走不了？原来是她自己拒绝的，我白操心了，下面就是她叙述的故事。
第一次是1969年9月的大招工，我们队上（舒家一队）四人中，就只推荐了我一人，我好高兴的，但一想到我走后，我这年幼的弟弟还留在这里咋办？就为他担忧了。那年，我是带着15岁的弟弟一道下放的，他还只小学毕业，受到周围哥哥姐姐们下放的感染，他也跟着来了。离开长沙时，爸爸妈妈叮嘱我要带好弟弟，虽然我也只17岁，我答应了。如果这次招工我走了，谁来照顾他？父母会不放心的，为让他们放心，只有让弟弟先回长沙，我以后会有机会的。于是，我找队上提出将我的指标让给我弟弟这个要求，队上刚开始不同意，说是公社规定要推荐表现好的才能被招工，你表现好，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你弟弟还得锻炼锻炼，至少现在走还不行。为了让他们同意，我把弟弟年龄小和我家只有一个男孩的情况讲给他们听，他们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看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孩儿，他们终于同意了，将我的名字换成弟弟的名字，他去了湖南机床厂。
弟弟回长沙了，父亲、母亲自然高兴，我却仍继续“扎根”农村。前两年，我的老邻居伍支星见到我，他又提起此事，他说，你把机会让给你弟弟，你弟弟在农村只干了半年，可你在农村一下子干了五年，你后悔不后悔？我说，自己的弟弟，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原以为大招工会接连而来，但一晃两年没动静，心里多少有些叽咕，到了1971年，机会来找我了。这次是靖县团委组织的提干，他们听说铺口公社有个从北京来的女知青，表现很突出，经过他们对我的调查、认为我这么肯干、又有组织能力的人，的确是他们的最佳人选。当时，我是大队团委委员，讲一口普通话，而且口齿清楚，办事有条理。他们找我到公社去谈话，然后，拿出一张表，让我尽快填好，第二天把表送到公社来。
我高高兴兴的拿着表回到队上，等心静下来后，开始认真地考虑去后的得失？到县里当干部的确诱人，至少生活有了保障，不需在队上拼命的干活。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时干活时受了伤还得忍着，这张表对我来说太重要，填了它，我就不要再下田干那繁重的农活，脱离苦海了。但是填了表，我就得留在靖县，这是我不敢想的，思前想后，最终，我没有填这张表。
第二天，我去公社将空表退还给他们，他们惊异的望着我，问我为什么没有填表？我不能讲实话，只能编出一些话来应付了他们，他们不理解替，替我惋惜，要我再三考虑，不要错过机会了，我主意拿定了，婉言谢绝了他们。
半年后，靖县教育局也给我送来了一张表要填，是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的表，为什么选中了我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铺口中学离我们村特别近，几分钟可以走到。有一次，学校有个老师生小孩去了，公社领导就让我去代课试试。在此之前，我是从没上过讲台的，但我不忌惮，我大大方方走上讲台，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课，学生很爱听。短时间内我就和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段时间，大队小学校缺老师，大队决定让我和J去学校当老师，也就是当民办老师。在此期间，我仍坚持普通话教学，把我们班的学生训练的像我一样能说普通话。后来，县里听说了此事，正好那时县教育局要开展普通话教学，教育局就让我组织一堂公开课。在公开课上，从县里各个学校来了几十位老师来旁听，老师比学生多，我这个班的小学生也不畏生，他们和我配合的极好，他们也讲普通话，用普通话读书，用普通话回答问题，老师们都认真的听。下课后，这些来听课的老师们感慨的说，这么小的学生能讲这么好的普通话，可想而知，你下了多大的功夫呀。这次的公开课，也给县教育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有民办老师转正的指标，他们就考虑到我了。
和上次一样，我又没有填表，依然送回一张空表，令他们失望。等县教育局的人走后，铺口公社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田社长问我，要我讲实话，两次机会都放弃了，是不是不想留在靖县？我说，田社长，我想去读书，我读书回来再教书行吗？说实话，第一句是真的，但第二句就是虚的了。
1973年夏，田社长和我说，今年我让你去考试，你要是能考上，你就去读书，回来再教书，你要是没考上，你就踏踏实实留在靖县。那年我幸运的考上了吉首大学，但毕业后没能回靖县来，而是给安排在怀化教书，以后从怀化去了长沙，再回到北京的。
在农村里呆了两年后，我就全无刚下来时的那股热情了，天天盼望能招工。当时，我们公社有两个知青被招到县城商店里站柜台，我还特别羡慕，心想让我能回到长沙扫厕所我都会干，只要能吃上国家粮。绝大多数知青都有我的这种想法，但却有一人在三年中连续放弃三次招工的机会，你说怪不怪？这人就是我们组上的Z女士。
她的这些个事，当年我并不知晓，虽同她在一口锅里吃饭，但男女有别，很少交谈，她们不先找我讲话，我绝不会先开口的，所以她们的闺房秘密我浑然不知，外队的就更无人知晓了，直到去年的这个时候，她专程从北京赶来同我们一道回靖县时，Z女士才道出她曾三次推掉招工指标一事，我听后惊讶，因为她是我们小组8人中差不多最后走的，我还老猜测过她为什么走不了？原来是她自己拒绝的，我白操心了，下面就是她叙述的故事。
第一次是1969年9月的大招工，我们队上（舒家一队）四人中，就只推荐了我一人，我好高兴的，但一想到我走后，我这年幼的弟弟还留在这里咋办？就为他担忧了。那年，我是带着15岁的弟弟一道下放的，他还只小学毕业，受到周围哥哥姐姐们下放的感染，他也跟着来了。离开长沙时，爸爸妈妈叮嘱我要带好弟弟，虽然我也只17岁，我答应了。如果这次招工我走了，谁来照顾他？父母会不放心的，为让他们放心，只有让弟弟先回长沙，我以后会有机会的。于是，我找队上提出将我的指标让给我弟弟这个要求，队上刚开始不同意，说是公社规定要推荐表现好的才能被招工，你表现好，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你弟弟还得锻炼锻炼，至少现在走还不行。为了让他们同意，我把弟弟年龄小和我家只有一个男孩的情况讲给他们听，他们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看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孩儿，他们终于同意了，将我的名字换成弟弟的名字，他去了湖南机床厂。
弟弟回长沙了，父亲、母亲自然高兴，我却仍继续“扎根”农村。前两年，我的老邻居伍支星见到我，他又提起此事，他说，你把机会让给你弟弟，你弟弟在农村只干了半年，可你在农村一下子干了五年，你后悔不后悔？我说，自己的弟弟，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原以为大招工会接连而来，但一晃两年没动静，心里多少有些叽咕，到了1971年，机会来找我了。这次是靖县团委组织的提干，他们听说铺口公社有个从北京来的女知青，表现很突出，经过他们对我的调查、认为我这么肯干、又有组织能力的人，的确是他们的最佳人选。当时，我是大队团委委员，讲一口普通话，而且口齿清楚，办事有条理。他们找我到公社去谈话，然后，拿出一张表，让我尽快填好，第二天把表送到公社来。
我高高兴兴的拿着表回到队上，等心静下来后，开始认真地考虑去后的得失？到县里当干部的确诱人，至少生活有了保障，不需在队上拼命的干活。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时干活时受了伤还得忍着，这张表对我来说太重要，填了它，我就不要再下田干那繁重的农活，脱离苦海了。但是填了表，我就得留在靖县，这是我不敢想的，思前想后，最终，我没有填这张表。
第二天，我去公社将空表退还给他们，他们惊异的望着我，问我为什么没有填表？我不能讲实话，只能编出一些话来应付了他们，他们不理解替，替我惋惜，要我再三考虑，不要错过机会了，我主意拿定了，婉言谢绝了他们。
半年后，靖县教育局也给我送来了一张表要填，是民办老师转公办老师的表，为什么选中了我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铺口中学离我们村特别近，几分钟可以走到。有一次，学校有个老师生小孩去了，公社领导就让我去代课试试。在此之前，我是从没上过讲台的，但我不忌惮，我大大方方走上讲台，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课，学生很爱听。短时间内我就和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段时间，大队小学校缺老师，大队决定让我和J去学校当老师，也就是当民办老师。在此期间，我仍坚持普通话教学，把我们班的学生训练的像我一样能说普通话。后来，县里听说了此事，正好那时县教育局要开展普通话教学，教育局就让我组织一堂公开课。在公开课上，从县里各个学校来了几十位老师来旁听，老师比学生多，我这个班的小学生也不畏生，他们和我配合的极好，他们也讲普通话，用普通话读书，用普通话回答问题，老师们都认真的听。下课后，这些来听课的老师们感慨的说，这么小的学生能讲这么好的普通话，可想而知，你下了多大的功夫呀。这次的公开课，也给县教育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有民办老师转正的指标，他们就考虑到我了。
和上次一样，我又没有填表，依然送回一张空表，令他们失望。等县教育局的人走后，铺口公社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田社长问我，要我讲实话，两次机会都放弃了，是不是不想留在靖县？我说，田社长，我想去读书，我读书回来再教书行吗？说实话，第一句是真的，但第二句就是虚的了。
1973年夏，田社长和我说，今年我让你去考试，你要是能考上，你就去读书，回来再教书，你要是没考上，你就踏踏实实留在靖县。那年我幸运的考上了吉首大学，但毕业后没能回靖县来，而是给安排在怀化教书，以后从怀化去了长沙，再回到北京的。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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