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插友---堂弟
---蹉跎岁月回忆录（十六）
日前，我拨通了一个北京的长途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操着塑料普通话的声音。我知道，这就是我40年前的下乡知青插友---堂弟。
1969年元月，我邀他一起结伴下乡。在此之前，我俩曾结伴去广州、北京串联，还一起做小工、推板车挣钱补贴家用，关系甚为密切，脾气性格也合得来。他比我小一岁多，是长沙某重点中学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学习成绩优秀，特别是数学，班上同学们戏称他是“小华罗庚”。所以，我们在生产队办夜校时，他理所当然地担任数学老师。
下农村后，我们被老队长分配到两户贫农兄弟家里。我住在哥哥（即干爹）家里，他住在弟弟家里。后来听干妈说，这家原来的男主人是干爹的亲弟弟，解放前抓壮丁被打死在当地的禾场上。所以，大队、公社开大会忆苦思甜，经常以此作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泊仇”的教材。后来，年轻的弟媳招了一个木匠入赘（即现在的男主人）。前几年，弟媳病逝了，木匠又娶了一个女人，还带来一个女孩（当年14岁，正在上初中）。所以，两兄弟也只是一个名份罢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这户人家小农意识浓厚，未见过什么世面，“眼睛只看着鼻子”，凡事都喜欢斤斤计较，堂弟在他家里逐渐地感到不如我干妈家好。
一年后，堂弟就提出来与津市知青刘老师合住开伙。这个津市知青比我们年纪大，社会阅历比我们多，在公社中学担任民办教师。他见我们生产队的条件最好，便要求在此插队落户。后来，刘老师的大妹妹也来此当知青了，他的小妹妹则在邻近的一个公社接受再教育，经常到哥哥、姐姐这儿来，他母亲也来过生产队。所以，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我估计他父亲可能有些历史或政治问题而全家跟着倒霉了，这在当时并不为怪。此事虽不便当面明问，但偶尔堂弟也能听到一、两句。
堂弟与刘老师兄妹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双方关系还可以。因此，有些社员就笑堂弟与刘老师的大妹妹正好配成一对，扎根农村，开花结果……搞得堂弟有口难辩。其实，我知道堂弟与我的想法一致---不能在广阔天地里安家落户，修补地球一辈子。正好，大队要派人参加青山水利工程建设，堂弟与我都报名去了，回来就住在干妈家，省得让人说三道四、飞短流长的。堂弟为人忠厚，做事踏实，生活节俭，没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在生产队和青山工地深得好评。我招工后不久，他也招工到石门钢铁厂。后来，他家父母亲又想方设法，使他与人对调回到长沙工作。堂弟对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一直保持下农村的优良作风，兢兢业业干事，老老实实做人，曾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树为系统的劳动模范。
七十年代末，堂弟经人介绍，与长沙某街办小厂的女工小张恋爱结婚，生有一个儿子小笛。虽然小俩口经济并不宽裕，但他们把自己在荒唐年代未曾实现的愿望，全部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从小就对小笛加强教育和培养。小笛自幼聪颖过人，也非常争气，不但进入父亲当年就读的重点中学，而且高考夺得文科状元（曾被媒体报道过），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毕业又读研，然后成为“新浪网”的业务骨干。前年，小笛与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川妹子小倩喜结连理。去年，小夫妻双双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堂弟夫妻俩均已退休，并在北京定居，安享晚年。
我在电话里向他们全家表示衷心的祝贺，这在当年是作梦都想不到的。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