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作家陈桂棣与春桃合写的故事《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五六年前读过他们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他们都是很熟悉“三农”的,写作风格平易朴实,读来饶有兴趣。
故事发生在2002年,主人翁严宏昌是安徽小岗村的前村长,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有个燃灯寺水库年久失修急需治理,严宏昌担任省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时多次提交议案和提案,都因省地县各级缺钱没有进展。他不当村长后成了普通村民,反而把这件大事给办成了。
维修水库需要两三千万,只有向中央求援。为此,安徽省组织了一个赴京小组,有省市水利部门七位领导、凤阳县两位副县长、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带上提案人严宏昌一共十一个人。到了水利部,平头百姓严宏昌和级别太低的朱士银不让进,其他九位领导很快就出来了,水利部不同意。九位领导逛街买点东西第二天就各自打道回府了,只有严宏昌不甘心,拉着朱士银留下来,因自带路费太少才一千块钱,就从宾馆搬到地下室招待所。
第二天他们走进水利部要找部长,办公厅值班干部说:“你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干工作吗?”扬手就往外轰。(“宰相门房七品官”,神气着呢!)严宏昌随手写了个纸条“我是来自安徽小岗村的严宏昌,耽误首长五分钟给你汇报一点事情”,请值班人递交部长,值班人磨不过他,把纸条交进去,很快部长亲自出来迎接严宏昌和朱士银了。(小岗村实在是太有名了!)部长听完汇报说:“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严宏昌问“明年能不能考虑呢?”部长笑道:“那也要国家项目规划部门批准呀!”(部长也有难处,卡壳了。)
严宏昌径直就找到国家发改委,门卫死活不让进,正在僵持,出来一个人听到凤阳口音认出严宏昌,他正巧是向严宏昌了解过情况的杜鹰主任。(找的领导一个比一个大了!)杜鹰认真听完汇报最后也说:“明年也得按程序,先得找财政部批资金。”反问严宏昌认不认识财政部的领导。严宏昌回忆起财政部有位叫程微的女同志去过小岗他接待过,杜鹰一听高兴地说:“那行,我认识的人还不如程微当家。”(柳暗花明又一村!)
严宏昌随身带了个小本本,详细记录着他接待过的各级官员、专家、记者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在这“联络图”上他找到了程微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才知道程微生病上医院了,他和朱士银赶到医院问候,程微打着吊瓶听了汇报,(没病时哪有这闲工夫,真是机会难得!)为难地说:“这事必须要有分管农业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批示才成。”
看到这里连读者我都觉得没戏了,可严宏昌从他的小本子却又找出来一位原物资部部长、现在全国人大负责的柳随年!柳随年接到电话后爽快地约他们到中南海的家里见面,他俩在路边买了点香蕉苹果哈密瓜就赴约了。柳随年爽快地给他当场写了给财政部的信。(有门!)
严宏昌和朱士银喜出望外,下馆子庆祝把带的几个盘缠都用得差不多了。元旦的假期里,两人猫在地下室招待所里,每天只吃两顿饭,一天伙食费十元钱,熬过假期还不知道何时能等到回音,严宏昌居然从“联络图”里找到总理秘书的电话,并被通知温总理要接见(通天了!)。严宏昌事先用招待所的信纸手写了个“书面报告”,温总理郑重地接过报告,答应第二天与有关同志协商,叫他们放心。
他们回到招待所结完帐、买了回程车票,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一路饿着回到蚌埠,叫了辆出租车,说好送到地方再给钱,好在司机没把他俩当劫匪或老赖,这才回到了凤阳,朱士银派了单位的桑塔纳送严宏昌回家。没想到刚到家,温总理的批示就下达到了水利部,又下发到了省市水利厅局,省市领导才知道是严宏昌为当地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赴京原班人马再次乘飞机进京找严宏昌,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回家了。
他们又飞回安徽,带着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驱车赶往小岗村看望严宏昌,送给他两条上好的香烟表达诚挚的谢意。
以上是经我缩写的故事梗概,当然比原文逊色很多,想看原文的朋友可以订阅《炎黄春秋》,那是一份非常值得阅读和收藏的期刊。
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充满环环相扣、欲罢不能的悬念和圆满的结局,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我对总理和那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领导们充满敬意,我为凤阳县和小岗村的老百姓们额手称庆,我也要为比省市县领导加在一起还能办成事的严宏昌叫好。当然如果他不是担任过小岗村这个典型村的村长,如果不是他热情接待过那么多领导,并颇有心计地把他们详细记录在小本子上随身带,他绝不可能三天时间内顺利“过五关斩六将”办成如此重大的事。有句老话“朝中有人好做官”,看来这话还有现实意义,至少是朝中有人好办事。严宏昌不一定有多高的文化,但他一定谙熟了官场文化和规则。一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够为地方百姓办成这么一件实事,哪怕没有得到那“两条上好的香烟”,也值。
我也曾经进京办过事,那可远没有严宏昌这般顺利了。学习严宏昌,落实在行动上,我也打算买个小本子,建立一个自己的“联络图”,第一页第一行就记上“北京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朱纪飞,电话 139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