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截 红 麻 绳
刘新华(武冈知青联谊会会长)
这截红麻绳是一个死去３０多年的上山下乡女知青留给我的。
她叫张慧春，中等身材，长着一张让女同学嫉妒的脸。因与我小学、初中同窗，６ ９年下乡又分在一个生产队，就被同学们双双封了个“九年半”的绰号。读书时我成绩比她好，又住在隔壁街，小学时，她主动和我组成一个课外学习小组，轮流在两人家里做作业，当然我是组长。她很调皮，经常不是藏我的铅笔就是偷我的橡皮，看我找得团团转，她却在一边偷偷笑。读初中了，她比我懂事早，不再在别人面前和我说笑，但在无别人的地方，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总是瞅得我脸红心跳。初中在复课闹革命中读了三年半，毕业后，她父母双亡本可以不下乡，但她硬是报名下去了。
下乡第三天，大队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她人漂亮，喉嗓又尖又亮，理所当然扮演了主角白毛女。曾和她登台对唱的我，因相貌平平，只演了一个民兵甲，端着木枪在台上从左至右走两次就完成任务了。排练了半个月，她没和我单独说过一句话。
正月初一，在大队小学操场的土坎上进行首场演出。山里人看戏难，又见是城里知青唱主角，人来了一操场满满的。临开演时，她突然慌慌张张找到我，说喜儿用的红头绳丢了，要我帮忙想办法。那时穿毛线衣的人很少，我只好扛着张画得红堂堂的脸满场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纳鞋底的大嫂，向她讨了一截细麻绳，又找到了一个老师用红墨水染了，弄得满手通红交给她。看到我这模样，她笑了，用那根红绳子在我手上轻轻打了一下，低头说：“谁叫你是‘九年半’”！
演出大获成功，“九年半”从此在乡里闻了名，全公社都晓得有这么一个长得漂亮唱得好听的城里知青，公社大队开会，都不忘叫她唱一段《北风吹》。
三个月后，又发生一件事，使她名气更震。插早稻时，她的左脚被瓷片划伤了。一日春工十日粮，为了不耽工，她把脚用布一包，放进一个小木盆里，边扯秧边移动木盆，坚持到插完秧。这种事当地农民都难以做到，在全公社的春耕生产总结会上，公社书记把她大大表扬了一番，真叫我们羡慕佩服了好一阵。碰巧，不久后一天，我在山里砍柴，突遇一场山火，为了救火，我烧焦了一撮头发和一截眉毛。于是，在５月份召开的全县知识青年积代会上，我们两个“九年半”都成了代表。我和她本住在隔壁街，可在那个最敏感的年代，我不敢和她会上一块坐，也不敢会后和她一起走，只是见面笑一下，又赶紧低头走开。
９月中旬，县城几家工厂来招工，她被推荐参加体检，而我呢，有一次看到另一个女同学把无盖的便桶放在床头，说了句“淤桶放在屋里太臭了”，碰巧被生产队贫协组长听到汇报上去说我嫌贫下中农屋里臭，是资产阶级思想，就这样我的名字被涮下来了。
那天下午，大队开了全体知识青年参加的欢送会。我心情沮丧，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没说，散会后，我和几个同学送她到队里，在她的一再挽留下，我们在她家吃夜饭，四个人，四斤米，还有队里分的４块豆腐邻居送的一大把豆角，这是知青中难得的一餐饱饭。我虽肚子饿，吃了一碗便不想再吃。她抢过我的碗，给我盛了满满的一碗，送饭的时候，她的手明显地停在我的手掌上，那湿润柔滑的感觉刹时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一抬头，碰上了她的眼光，虽只一瞥，我却分明看见她的脸腾地红了，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辣辣的、润润的。
直到夜深，我们才离开她的家，她送到院门前的水塘边。月色如水，把满垅的禾苗泻成了银色。蛙鸣如鼓，好象我们的心情起伏不平。其他同学已走远了，只剩下我和她仍在不声不响地走，越走越近，近得彼此的粗重呼吸都清晰可闻。可我一直没好意思回头看她，只是脚步越走越慢。已到公路上了，我颤抖着声音说：“我走了”。她嗯了一声，好一会，她把一样东西塞在我手里，说：“我到城里就给你写信”，那声音分明也带着颤音，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我低头一看，手心里攒的是那截红墨水染的麻绳，我急忙抬头，想喊她，想拉她，想仔细看看她，但我终于没有，目送着她披着月色，摆动着两根长辫子，渐渐融入了飘着稻香的田野。
走的那天，我怕人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感情，就没有去送她，铸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听说，她是坐大队手扶拖拉机，由生产队长送进城的。
过了３天，生产队长回来，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噩耗：她死了。据队长说，本来在进城前她就说心里不好受好几天了，第二天体检时怕影响体检结果，她没敢跟医生说。体检完后她去看病，年轻的医生说是感冒，开了几片药。当天晚上她就突然晕厥过去，抬到医院，才发现是钩端螺旋体作恶，可为时已晚，第三天，她没来得及看见招工录取通知书就死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那次脚伤坚持出工感染下这种致命病的。
消息传开后，队上的贫下中农大婶、姑娘们都哭得眼睛红红的，队长也破天荒地喝得酪酊大醉，睡了一整天。
这天晚上，我坐在床沿上，生平第一次哭了。半夜了仍然睡不着的我翻出了下乡时舅舅送的笔记本，写下了这辈子的第一篇日记，然后将那截红麻绳夹进本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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