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语连珠，群儒舌战老外
中国有不少作家不仅文才出众，而且口才也一流。哪怕是在“外交”场合，他们也极善辞令，谈吐自如。这里，介绍几位中国作家在面对“外”人突如其来的“刁”问时所采取的妙语应对的方法，以供欣赏、借鉴。
1、陆文夫：巧作类比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我国作家陆文夫演讲后，有记者问道：“陆先生，请问您对性文学怎么看？中国人怎样看西方人的性解放？”陆文夫微微一笑，轻松自如地说：“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陆文夫的妙答，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西方的性文学和性解放，瑕瑜并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出个所以然来，褒贬不当还可能引起麻烦。陆文夫没有正面表示自己的看法，而是借助一个生动幽默的类比，来反映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既然彼此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对性文学、性解放的认识也就不一样了。这样回答，含蓄简练，庄重大方，机智与诙谐展现得淋漓尽致。
2、刘绍棠：归谬反驳
著名作家刘绍棠到国外访问，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刘先生，听说贵国进行改革开放，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一来，你们的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刘绍棠反戈一击：“照此说来，你们喝了牛奶，就会变成奶牛了？”
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刘绍棠根据这一谬论，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谬论——喝牛奶就会变成牛。这样，也就构成了一种与对方谬论相同而又荒唐的关系，产生了强大的反驳威力，一举就驳倒了对方。
3、沙叶新：妙引成语
有一次，沙叶新应邀出访美国，在与美国社会各界的接触中，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其间，有人向沙叶新突发奇问：“您认为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他从容答道：“美国虽然科技发达但有自身的弊端，中国虽然科技落后于美国但有自身的好处；美国、中国都有自身的缺陷，这叫‘美中不足’……”一段话下来，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和谐。
这也是一个“二难”的问题。沙叶新接过话茬就是不偏不倚地各三十大板，对中美两国均一分为二，既肯定“好”一面，也指出不足的一面，可谓合情合理，公正客观。“美中不足”这一成语的引用，实在精妙。它既是语意还原——美国和中国都好，但各有不足之处；又语义双关——世上从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事、物，包括国家也是一样。这个回答，风趣灵活，且辩证分析，沙叶新不愧为“腹有诗书口自畅”的智者。
4、王 蒙：空话回避
1986年6月，王蒙出任文化部部长。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他：“ 50年代的王蒙和80年代的王蒙，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王蒙答道：“50年代我叫王蒙，80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50年代我20多岁，而80年代我50多岁。”
美国记者的问话是别有用心的，50年代的王蒙是右派，80年代的王蒙是部长，谈这样的个人遭遇、政治命运，往往容易授人以柄，王蒙心里头明白，才不会钻这个“圈套”，所以，他在名字、年龄方面做文章，说了一番空话，貌似绝对正确，也很“切题”，实际上话里没有与问题有关的确切有用的信息，答了也等于没答。
5、梁晓声：以问制问
有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梁晓声，并要求梁晓声毫不迟疑地回答他的问题。梁晓声点头认可。谁知，记者的问题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也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看来究竟是好还是坏？”梁晓声一怔，很快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但他灵机一动，立即反问：“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还是坏？”
英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之所以刁钻，是因为梁晓声尚未开口就已经十分被动，无论说“好”还是说“坏”，结果都会陷入前后受夹、左右为难的境地。但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迅速提出了一个同样“刁”的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巧借对方的手甩对方的耳光。如此机敏，令人叹服！
6、蒋子龙：将计就计
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满脸笑容地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金斯伯格不由赞赏：“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艾伦·金斯伯格的怪谜是个“无解的方程”，纵你绞尽脑汁也是徒劳。面对这个“不怀好意”的计谋，蒋子龙采取了将计就计的谈话策略——“你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这句话除了具有“我用你放进去的方法拿出来”的字面意思外，实际上还隐含着另一个信息——“如果你根本就放不进去，我也就无须拿出来。”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被蒋子龙成功地抛了回去，尴尬未至就望“龙”而逃。
7、谌 容：有意偷换
作家谌容以《人到中年》而驰名文坛。1986年，她应邀访美。在一所大学进行演讲时，一个美国人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您至今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谌容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您的情报非常准确，我确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我的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
这个提问者似乎居心叵测，要一个非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谈她对共产党的私人感情，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聪明的谌容哪里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呢？她有意将“中国共产党”与“我的丈夫”这两个概念偷换，结果既深刻地说明了问题，又轻松地摆脱了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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