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池笔会随感（上） ——知青文学的生命力

     2009年10月11日的烈士公园瑶池山寨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这里要举行“湖湘知青2009金秋笔会”。与4月26日在此举行的“沅江知青2009踏青活动”时隔半年，那一次的大聚会整整到了160多人，尽管沅江栏目负责人竭力控制，最终还是“爆棚”了。无独有偶，这一次由江永栏目策划的活动又出现了上一次那种热闹欢腾的情况，原本只打算举行几十人的小型笔会竟变成了一次作家、书法家和知青写手等各路精英云集的中型盛会，正是“三湘聚会福地湖南知青网人气日涨；四水汇合宝域知友黄昏情愈来愈浓”。

    本次笔会的主题是围绕讨论“知青文学”的走向和发展，“知青文学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改成“知青文学的生命力”为好）就是开会前曾经拟具的一个座谈讨论题。针对于当前知青作品并不很繁盛的状况，许多人提出了知青文学能不能走下去的疑问。依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提法未免悲观了一点。我曾在前不久的一次十来人的湖知网友小聚会上说（当时也是一位网友在餐桌上突然谈起这个问题）：知青文学能不能走下去，取决于我们自己——即取决于我们自己所写的知青作品的生命力，如果我们知青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具有生命力，那么知青文学就能立足于社会，就完全能够走下去，这是丝毫不应该怀疑的发展趋势。所以，诸位同仁请不要担忧，知青文学的生命力正方兴未艾，它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变化（这一点是前提条件）在历史的文艺长廊里占有光荣的一席地位的。

    知青文学之所以能立足并发展下去，主要是因为知青文学的对象所决定的。知青是什么？它是数千万在文革中蛮撞乱干一番后，再被“流放”到天南地北山区湖乡的所谓“知识青年”庞大群体（包括文革前下放的那批“血统论”最早受害者老知青）。在我印象中，自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后的“伤痕文学”以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叶辛和梁晓声两位知青作家的作品。前者以《蹉跎岁月》和《孽债》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青春美梦失落后的反思；后者以《年轮》唤回了我们记忆良知中无论怎样都抹杀不去的成长年华的情感。之后的九十年代，各种知青题材作品接二连三，但不知怎么总感到有点“过眼即忘”和“大同小异”之嫌。特别是目前又有什么“边缘人”、“后知青文学”之说（我不太看这些理论文章，故知之甚少，写得更少），一句话，都认为至今还没有特别震撼人心的作品。

    很久前就曾经看到一种比较权威的论点：描写解放前各种战争时期的文艺作品基本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我们这些后来者也多是赞同的）；而描写解放后，特别是文革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广大人们的认可（首先是我们这些当事人都没有“通过”）——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合乎客观现实。知青文学当然是归入文革时期的，而我们就是文革的当事人。我想：我们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现在对所有描写文革，特别是描写下放运动的作品基本是不满意的，为什么不满意呢？大家一时也说不清个子丑寅卯……这就恰恰印证了我上面列举论点的后一种情况。也许，正因为没有能使我们共同认可的作品，所以，大家就对应该将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有一个艺术交待成果的诞生出现了怀疑（其实是还没到出现里程碑式作品的时间），从而发出了“知青文学能不能走下去”的诘问。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像初春第一轮朝阳那样激动人心的作品呢？

    在这次笔会上有几位的发言都对今后知青作品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如枫林过客从理论上提示：“只有将知青文学置于文化大革命和社会转型期这两大时代背景下审视……”张老三在调侃中引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牛哥从情感上关注：“我们要努力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蒲哥最后总结：“真正的知青文学还未到来，还在后面……”——这一切当然有待时日！但我绝对相信会有这么一天，也许我们不一定能看到，但它的出现是必然的。最简单最直观的推断就是：知青已经成为苦难的代名词；知青文学就是描写整个知青一代人的磨难旅程和坎坷一生的悲剧作品。苦难是文学的母亲，苦难也是文学的沃野；悲剧是艺术的宠儿，悲剧也是艺术的顶峰。试问：

    在今日仍能清晰地听到从遥远历史天幕下回响轰鸣着我们当年那英姿焕发时发出的激情呐喊；仍能依稀地看到在无情岁月沧桑席卷过的时空原野上流淌着我们青春血汁和黄汗画面的时候，我们难道还要怀疑不会出现真正的知青文学作品吗？我们难道还认为知青文学不能走下去吗……当然，真正的文学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靠艺术虚构才能实现，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其的庄严使命。因为只有虚构才能将蕴涵着深刻社会主题的大作呈现在世人面前（主要是小说）；只有虚构才能塑造出打动读者心灵的不朽艺术形象。若然，现在我们湖知网上那些“饱蘸着知青兄弟姐妹的真情实感”（落霞孤鹜语）的层出不穷的文章就正是在为此打基础，这也许是对我们这些垂暮之年仍辛勤笔耕的知友们的一种慰藉吧！

瑶池笔会随感（中）——知青作家的使命

        在上篇《知青文学的生命力》中我提出：“知青文学能不能走下去，取决于我们自己——即取决于我们自己所写的知青作品的生命力，如果我们知青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具有生命力，那么知青文学就能立足于社会，就完全能够走下去，这是丝毫不应该怀疑的发展趋势。”——依据此观点，知青文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知青作家写出来的知青作品来实现（从而形成“知青文学——知青作家——知青作品”的三点一线脉络）。既然知青作家是“三者”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那么本文就谈谈知青作家的使命感。下面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看法，请诸位赐教！

    一、文学的使命

    要讨论知青作家的使命，先得谈谈文学的使命。

    文学是什么？它是用语言表达生活的（时间）艺术。依据高尔基的说法，“文学就是人学”，但实际上文学并不等于“人学”，因为人学的范围比文学的范围大，但就文学应该描写人的内心活动，挖掘人性的真善美来说，我认为这句话是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语（顺便说一句：当前的文学由于出版和教育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已经失去其垄断地位成为大众文化的一支。产生了所谓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之分。// “80后的文学”异军突起，但80后作家虽然在图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始终没能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的认可……）。

    我们再来看使命的涵义。什么是使命？使命就是我们所肩负的重任。

    通俗地讲，文学的使命就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自己内心所感到的那份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历史使命感。

    文学的使命具体地可以师从中国古代人的说法，即“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以及“文为心声”等说法……所谓“文以载道”，就是要求文章要告诉人们的“做人之道”，而做人之道的首义当然就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伸张正义，抑恶扬善。所以文学的使命可概括成一句话：教会人们怎样去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怎样去鞭挞社会上的假恶丑。

    总而言之，文学的使命应该是反映社会生活，尤其是反映广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在反映社会生活中揭露社会的弊病——凡属优秀的文学作品，它都很好地突出了“表现人民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本质”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作者都把他们的如椽之笔，深情地投向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把他们内心世界最丰富的感情奉献给了人间的最弱者，像《杜娥冤》里的杜娥，《悲惨世界》里的敲钟人，高儿基的《底层》，鲁迅《阿秋正传》里的阿秋……

    无论是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还是在以妇女为凌辱对象的资本主义世界，底层弱者中又当以女性为典型。如《茶花女》里的玛格丽特，《复活》里的玛丝洛娃，《羊脂球》里的羊脂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尼丽……等等，所以我们一般都说，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人民的传声筒，应该是时代的回声筒，应该是社会的万花筒。它必须体现出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让读者能从作品的典型形象中感受到时代沸腾的脉搏，体验到人们生存的艰难与困苦，享受到真善美力量对人心灵的召唤和震撼性。

    只有这样真切地表现出时代主旋律的作品，才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但丁和英国的弥尔顿就分别在他们的代表作《神曲》和《失乐园》里，充分地表现出“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而这正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作家去大力弘扬的优秀传统。他们本着“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三个高于一切”宗旨，在他们作品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个主题，即对当时的社会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这也就是这些伟大之作能够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世界四大文豪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履行了一个具有良知作家的神圣使命。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将因绝世美人海伦引起的古代遥远战争画面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文艺复兴前期的但丁则巧借他的三部曲（《地狱》、《炼狱》、《天堂》），记录了他在“理性象征”维吉尔和“信仰象征”贝阿特丽采引领下，从“地狱”到“人间”，最后升入“天堂”的历程，将当时社会的丑恶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王子复仇记》、《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奥赛罗》），将他所在时代（文艺复兴后期）的历史面貌艺术性地概括出来。歌德这位文学巨匠更是在苦心经营了60年的《浮士德》中，将他所生活的德国那个历史时代揭露得入骨三分。权威学者精辟地分析说，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其中的奥秘就是作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某种文化需要他在作品中说什么。如果达到了这个要求，在作品的主题中表达了这些，那么就可以说，作家很好地完成了那个时期文学的使命。如许多获得各项奖励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当然，更多没有得奖的作品也很好地完成了艺术的使命）。

    文学的使命必须通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和诗人）来完成这一点已经是毫无疑义的共识，而作家又必须借助作品这个载体来实现他的创作目标。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知青作家的使命呢？                                                          

    二、知青作家的使命

    知青作为一个数千万人的群体，作为构成共和国起始阶段历史的整整一代人，它的存在和影响已经是一个不容漠视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这一代人曾经历经的苦难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开的。面对一部又一部的知青作品，特别是面对各式各样的诘问与反思，作为积极参与湖知网发帖和回帖的作者，我们确实有理由来重复思考一下这个庄严的主题，共同来探讨一下知青作家的历史使命。

    我们仍然以外国作家的作品为例，19世纪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在丰富的物质文明下出现了人类迄今为止许多伟大的文学名著。一流的世界文豪用他们的心灵之笔，浸渍着他们的激情之泪，写出了今天仍然激越和感动着我们的大量传世之作，如《安娜》、《死魂灵》、《红与黑》、《高老头》……

    这些传世之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艺术精湛、富于独创。它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以致恩格斯都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非常赞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卓越成就，赞扬他们在“暴露黑暗”手法上的运用技巧，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在他们的作品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也算完成了使命。”（即让作品本身去说话）。

    社会主义的文学一直说作家是属于人民的,而我个人却有这样一种理解：即作家是属于人民的，但作家的生活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说作家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对他的创作特别重要，作家个人所经历的一切也是别人所学不到的，尤其是作家个人所经历的磨难更是属于他本人的独有精神财富。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就说：“那累累的创伤便是生活赐予我们最好的财富。”饱经忧患的中国现代诗人艾青也说：“苦难的花儿更美。”

    作家的生活属于他自己还有几层解释：一是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上来说的，既然是作家个人所经历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当然属于他个人；二是从创作的角度上说，个人所独有的生活经验别人是无法“剽窃”的，因为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必定是作家长期在底层劳动人民中“蹲点”的心血结晶；三是从作家所独有的苦难来说的，也许这是论点的主要之点，自己亲历的苦难，别人是无法体验到的。例如我们知青作家经历的苦难就是其他作家体会不到的，也许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会成为知青作家今后成功的“秘诀”呢！

    说到这里我还要阐述一点：目前大家在湖知网上所发表的“回忆录”还是属于“纪实文学”范畴，如果要完成知青文学赋予知青作家的历史使命，我们还必须在这些纪实素材的基础上再加工，即进行艺术的虚构。因为只有虚构，才能诞生震撼人心的宏篇巨著。有幸的是：湖知网不但有江永老知青中力量雄厚的“作家群”作基础（如老土、独坐幽篁、陈广生以及“三剑客”等）；而且其它栏目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新的知青作家和写手（如靖县的游客晏生、常德的九澧山鬼……等人）。最近还有艺术研究人员加盟写一部知青戏剧。总之，形势喜人，以致知青诗人笑对人生急切地盼望“能出一部我们湖南知青自己的电视剧（已有人在构思）！”

    所以我在上篇中说：“知青作家的使命就像初春的第一轮朝阳那样庄严神圣、夺目辉煌！”许多成功的作家在他们潜心创作时就全力投入，以致完全忘记了人世间周围的一切，例当代已故作家路遥在他的成名作《人生》里就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回乡知青形象（此后竟几乎没有作家超过他塑造的这个典型）。其后路遥在写三部曲《平凡的世界》时，就是把个人的全部私事丢开。独自躲到别人找不到的一个偏僻煤矿里写，当他写完第一部后人已经瘦得不像个样子，可他还是坚持写第二部。写完第二部时人完全倒下了，稍微恢复过来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严重的抉择：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写第三部？出于作家的使命感，他居然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坚持将第三部写完了。他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说：“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我也可安然闭目了。”他以导师柳青平生的遗憾激励自己（因为柳青就是在《创业史》第二部未完成的情况下抱病去世的），乃至在最后，路遥完全是噙着幸福的泪水接近冲刺目标的。在1988年春节前一个星期，他在身体几乎虚脱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并于5月底完成全部创作。而他最终的不幸还是因在写作《平凡的世界》中身体过于“透支”，在作品问世获“茅盾文学奖”后就去世了，这也印证了“文学是殉道者的事业”这句著名格言。再看我们的广生哥，他连写四本知青作品，竟写“瞎”一只眼。

    如果说，路遥的作家使命感使我们肃然起敬；那么广生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也使我们动容。他们对待创作的态度和勤奋笔耕的行为不正是我们知青作家所要学习的吗？

    正因为有许多如此感人的文学前辈的奋斗先例；正因为有许多不辱使命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作家，正因为出现了如此这么多崇高伟大的经典文学作品，文学的伊甸园才挂满了芬芳的艺术花果，而艺术家耕耘出的每片田野都将成为我们后人的共同遗产。

瑶池笔会随感（下）——知青作品的主题

   一、关于主题

    上篇谈了“知青文学的生命力”，中篇谈了“知青作家的使命”。下篇来谈谈“知青作品的主题”，相对于前面两篇的概念化内容，主题似乎具体一点。

    主题也叫“主题思想”，它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

    主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作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时通过文章或作品的全部内容表达出的基本观点。广义指题材概念，是社会生活或现象的某一方面，如改革主题、战争主题等。

    主题有不同的称谓：一般在记事、抒情类文章和作品中称作主题；而在论述类文章中称作中心思想（也称作主旨）。一部作品可以有一个主题，也可以有多个主题（或在一个母题下包含多个子题）。

    显然，我所讲的主题并非指平常学生“命题作文”中的那种“中心思想”小题旨；而是指文学创作中的具有概括意义的大题旨，即具有社会特征的时代主旋律。

    文学作品中的主题有一般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是作者在创作时即已在心中有了底，也就是说，作家的头脑里已经孕育了主题，并且用它来指导作品的完成。但我们在这里不提倡那种所谓“主题先行”的做法，那样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这在解放后的许多概念化的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在“四人帮”时期“样板作品”里的“高大全”等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出来（如《金光大道》里就有），当年也有人把它说成是“遵命文学”、“歌德派”。

    另外一种主题的表现方法就是：作家在作品里让人物的形象化去说明主题的思想性，甚至于作家在创作时，对自己所要写的作品主题都还没有一个“数”，他就凭借自己的一腔激情和兴趣写下去（有评论家说这才是一个作家真正的才华），有时候，往往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还成功得多，所以又有“潜在主题”之说。曹禺就说“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从来不给主题下结论,而是留给后人去讨论——即恩格斯提过的“让作品本身去说话，让历史来证明”。况且有时候有些作品，大家谈起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一千个作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

    请看福楼拜给乔治桑回信中的一句话：“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是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他这句话就是说，作家不应该将自己的观点在作品里赤裸裸地表白出来，而应该通过自己创造的艺术形象反映出来。这句话对我们怎样去表达自己作品的主题不无启迪。

    二、关于知青作品

    知青作品是随着知青的出现产生的，应该说，自文革前下放知青起知青文学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那时候未成气候，只流行一些手抄本而已。例如文革前下放的江永知青，他们中有几个刚到乡下就办了一期刊物（后被迫停办）。知青作品的真正涌现则是文革后大下放出现的，例如任毅作的《南京知青之歌》，70年代在各地流传得非常广，歌词很有文学性，曲调非常伤感，真实地表现了当年下放在全国各地知青的普遍心理和生存状况，其它如《异乡寒夜曲》等一些知青歌词作品也是如此。这些知青口头文学至今仍在温暖着我们沧凉的胸膛，甚至于我们一唱一吟就会忍不住落泪。

    知青作品的增多是从1979年起步的，且与文革中的知青作品有了明显分野。这些返城后涌现出的知青作品汇入了“伤痕文学”的浪潮，已涉及到上山下乡阴暗面及知青的悲惨遭遇。这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安徽女知青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上海知青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1982年出版）等作品。80年代初期、中期是知青文学的高峰，形成了“知青作家群”，出现了一大批怀旧的知青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三类。第一类写知青与农民（牧）民等的情谊，代表作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等。第二类是表现知青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代表作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张承志的作品《金牧场》等兼有以上两类的内容。第三类写知青回城后不尽如意而怀念乡村或兵团生活，如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80年代中期、后期出现了一批用批判眼光反思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历史的作品。比如阿城的《树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以及李晓等人的系列短篇。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80年代初先由广播播出；而后拍了电影，轰动一时。90年代梁晓声全景式地反映我们这代人的长篇《年轮》……知青作品更是一哄而起。进入20世纪来，随着商品化经济带来的冲击，以青春吸引读者眼球为快的“80后文学新锐”异军突起，纯文学完全“招架”不住。那些以传统手法写作的作家和诗人，有的竟推着单车沿街销售自己废寝忘食、自费出版的书籍；有的则干脆丢弃作家良知，沦为金钱的俘虏，被雇佣为“写手，为广告商“捉刀”……其情状何其哀也！属于严肃文学范畴内的知青作品自然不能幸免，况且作为其读者之一的广大知青大都在“下岗大潮”中卷起行李回家了。

    知青作品中有不少是散文体的“纪实文学”（如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但我这里谈的知青作品主要是指以小说为主的知青作品。为什么要以小说为主呢？因为在文学的四种体裁（散文、诗歌、戏剧、小说）中，唯有小说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戏剧是综合性的文学艺术，但许多戏剧也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的。因为“只有虚构的小说才能将蕴涵着深刻社会主题的大作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有虚构的小说才能塑造出打动读者心灵的不朽艺术形象。”

可以看出：知青作品是一部底蕴厚实而内涵沉重的多卷体：它的厚实是以知青这代人四十年沧桑岁月沉淀的酸甜苦辣人生累积起来的；它的沉重是以三千万豆蔻年华莘莘学子的失血青春作代价凝聚熔铸而成的。

三、关于知青作品的主题      

主题和知青作品两个概念都已经说完，现在说本文的正题——“知青作品的主题”。我认为：既然“知青已经成为苦难的代名词”，那么，知青作品的主题就应该是以描写知青的苦难为主（这里顺便扯一句“知青情结”，这个话题是由90年代后一些成功人士提出“青春无悔”一说后所引起的。“情结”虽然与知青创作素材有关联，但与作品蕴涵的主题概念有别，此处就不再多说下去）。

何以非要强调“苦难”呢？我以为：人生虽然是一部悲欢交织的五味曲，但我们知青的这一辈受的磨难硬要比别人多。何以为证？就拿我在茶座发的《青春苦旅》来说：我是今年1月25日发帖，在3月7日还有人回帖。40多天里共有30多人（次）跟帖，点击率达到1500次以上。我认为无非是其中那个“苦”字使人刻骨铭心也！“我们青春的小鸟飞走再也不会飞回来了/ 我们青春的花瓣凋零再也不能重开了/ 我们青春的芳梦破碎再也不能重圆了/我们青春的灵魂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段话之所以被网友反复引用，是因为人的青春只有一次啊！如果说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那么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青春啊！所以我一直认为：苦难是知青作品的主题；而青春的苦难乃是知青作品主题的灵魂啊！

只要回望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青春是什么？是豆蔻年华的遥远流放，还是红颜花季的无期漂泊？是寒夜浸在冷枕上的热泪，还是炎夏异乡惊梦中的哆嗦？我们的青春是人格尊严的完全丧失，是理想信念的彻底剥夺。我们的青春是一片四海为家的流云，是一条呜咽的干涸之河啊！苦难原本就是文学的母亲，正是苦难这片文学的沃野诞生了古希腊的悲剧美，催生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繁荣。所以歌德说：“既然痛苦是幸福的泉源，那么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呢！”而悲剧这个文学的宠儿，它正是踏着苦难的呻吟才爬上艺术宝座顶峰的。鲁迅则从本质上点出：喜剧将人生观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试问：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被毁灭难道不值得作为知青作品的主题来探讨吗？

确认苦难作为知青作品的主题后，我们再回到知青小说的创作上来。在当年以《蹉跎岁月》为代表的知青小说问世后，其后出现了一部又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但并没有一部超过叶辛这部的影响。就像路遥的成名作《人生》一样，他其后的《平凡的世界》虽然获文学大奖，却也没有他成名作那样被人传颂。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回到我中篇讲到的“生活是属于作家个人的”话题上。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写作技巧的基本条件外，生活积累是创作长篇的必要本钱，没有这个前提是无法动笔的。有不少例子也说明：有些作家一旦将自己的生活素材写完就再也写不出比先前更出色的作品来了。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生活这位默默无言的良师益友。

还不能忘记的一点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文学作品最主要形式的小说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被行内人士反复争论的课题。在“政治高于一切”的阶级斗争年代，文学自然只能默默无闻地“寄人篱下”；在横扫封、资、修的“红色呐喊”时代，文学更是被政治批斗吓到角落弯，“屈蹲”在地；即使是“回归”年代后的文学创作，也还存在政治与艺术争议不休的纠缠。在此我想抛开文学与政治孰先孰后的问题，只表明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即文学是无法离开政治的。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里最活跃的艺术形式，它是上层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离不开政治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文学离不开政治是由于文学离不开现实所决定的。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它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文学的主要笔触应该针对社会下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但位居其上的统治阶级定出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措施及对下层经济基础具有导向作用的一切行动都是文学描写的素材之一（小说就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文学形式”）。

第二，文学离不开政治是由于文学描写的对象本就应该包括社会形态的一切方面所决定的，既然政治属于社会形态的范畴之一，那么，作为反映社会生活主要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作品，当然责无旁贷地应该去描写政治生活了。

现实是文学创作的艺术土壤和生命源头，离开了现实，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水分和下层社会底部的经济土壤都是文学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有人说：文学艺术和政治范畴之间是具有相对性的，它们之间不应该具有从属性，即不应该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若从属于政治，作家受到束缚，就写不出好作品来。我不想再争论下去，因为再说就分题收不拢了……

最后归结到主题：当今的时代主题无疑是“祖国高于一切”。在这个母题下有各种各样的子题，知青作品的主题必须是一个能反映母题的子题。那么，知青这部《苦难的历程》的主题是什么呢？怎样用艺术的手法去表现这个思想深邃的题旨呢——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交给我们知青作家们冥思苦想去挖掘啦！

我希望：走进这部苦难的长卷，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少年求学无忧时光的绿色扉页；可以惶恐地读到我们青春黎明中的那些红色冲锋章节；可以欣慰地浏览到我们当中那些骄子的精彩画面，但绝不能少的是：回城后在生存夹缝挣扎中被淘汰下岗的面色蜡黄的广大知青兄弟姐妹的佝偻身影……

                                      ——于2009-10-31日晚全文完

   谢谢友情兄光临惠顾！

   让我们记住历史的教训；

   让历史记住我们的苦难。

瑶池山寨落彩虹，金秋笔会迎知青。

丹青描出青春花，美文吟诵黄昏情。

   回夜深人静“来年金秋我也来”——

  来年金秋君若来，

  湖知网友乐开怀。

  君若万一来不了，

  兄弟姐妹眼望穿

     回包子：回城肯定是我们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如果说我们求学的无忧时光是知青人生长书的绿色扉页；那么青春血色的黎明则是这本书的红色章节；而回城后在生存竞争中的拼搏就是书中那些被岁月沧桑一页一页汗蚀的蜡黄纸张……

(于09年10月11日瑶池笔会——彭姐摄）

       [解读07、10、9日网络文论]：说到底，有知青经历的作家能否写好“知青小说”，关键还在于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精神旅程、对自己的生存体验，能否拥有一种可靠的体现艺术生命力或接近小说叙述意义的疏理及判断。——这需要对知青整体概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更需要有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的思维能力。

    知青文学是感性的，但又绝不止于某种直接的体验。在这里，“自己”也就成为原型的或启动艺术创造的最起码的环节。要把握好这一环节很难。难就难在缺乏一条贯穿纵横的红线，缺乏撕开自己灵魂的勇气，或即便有勇气，也少有看破自己命运的透视能力。——既需要有全身心投入创作的勇气，更需要有承受未知痛苦的心理准备。

       回八十个知青娃跟帖——

       80个知青娃：  1、关于知青文学的生命力，我很赞同孟晓兄的意见，即“知青文学的生命力正方兴未艾，它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变化在历史的文艺长廊里占有一席地位的”。我以为，越近的历史，我们越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这就如同摄影一样，因为太近，它容易跑焦。因此，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当今，往古至解放的文学兴盛，就是因为它们进入了我们合适的焦段，我们更便于表现它们。因此，作为尚未进入酣畅淋漓状态的知青文学，它的后市足可期待。——娃兄的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形象地解说了这个抽象的概念，给人启迪。
    2、关于文学与苦难：孟晓君说“苦难是文学的母亲，苦难也是文学的沃野；悲剧是艺术的宠儿”，确系真知灼见。有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古人“文穷而后工”的论说也与娃兄的引例同一意思。
“可见，苦难常常就是一块垫脚石。”——娃兄比喻贴切。就是这些“垫脚石”一步一步筑起了文学巍峨的金字塔；就是这些垫脚石连结成就了缪斯辉煌的艺术殿堂。
    3、关于知青文学的使命：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知青文学的使命，当同样是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一代人思想情感、剖析人性、再现历史的艺术，只要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知青作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然，知青作家，将来也应该可以理解为写知青的作家，他既包括知青出身的作家，也包括非知青却研究知青的作家。——娃兄点评中肯！使命的完成确有两种人：一是知青出身的作家，像叶辛和梁晓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还是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二是非知青出身的作家（我们之后的……），这可以《三国演义》来论证，罗贯中就是在陈寿的纪传体《三国志》的基础上改编成历史小说的。
   4、关于知青文学的主题：正如孟晓兄所说：苦难是我们的主题。同时，我们这一代的坎坷故事，也反映了民族的一段曲折。——娃兄：因为我们构成了共和国的一段历史，而共和国正是我们民族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儿女的坎坷当然与母亲的曲折有关呀！

       一、……有一部描写“西施归越”的作品，说勾践战胜夫差后，西施归越，勾践一见，以为“如此美貌，岂容范蠡享用？”于是迎入宫中强行纳妃，但发现此时的西施已怀上了夫差的“敌种”，于是大怒，将西施发配往荒野。范蠡闻讯，大为吃醋，赶到荒野，怒斥西施“背叛爱情”。请看，在这里，深入民心的卧薪尝胆、奋发进取的艺术典型勾践被改写成色魔和暴君，顾全大局、舍身救越的伟大女性西施沦为了被越国唾弃的“荡妇”，而正气凛然、足智多谋的知识分子典型范蠡也变成了“戴绿帽子”的小肚鸡肠……这种有意为之追随西方表现“人性之恶”时髦的肆意颠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承载着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的艺术典型形象的恶劣做法，却披上“创新”的外衣招摇过市……

       二、要追问文艺评论现实病症的病根，我以为：

       首先在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出了毛病。哲学管总。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批判过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猖獗”。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对文艺评论影响极深。例如，

       从过去一度在评论中把文艺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极端，又走向把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一度在评论中流行过的“题材决定论”的极端，又走向淡化乃至抹杀主旋律的“题材无差别论”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又走向“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创作时尚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泛滥的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极端，又走向把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当成最高美学追求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忽视收视率、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又走向收视率至上，甚至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当成精神上的美感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又走向追随西方时髦理论、以呈现“人性恶深度”为“审丑”能事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不分青红皂白排斥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又走向违背唯物史观、失度讴歌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另一极端；

       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又走向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另一极端……其源盖出于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的非此即彼、好走极端。

       其次，是文艺评论标准的功利化。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明确提出“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评论的“最高的标准”。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只不过，恩格斯讲的是一般原则，他把“美学标准”置于“历史标准”之前。在他看来，文艺评论的对象是审美对象，第一位的工作是考察其能否经受住美学评析，经得住才是艺术品，再对其进行历史评析才有价值；否则，经不住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艺术品，历史内蕴再深再广，也不是文艺评论的对象。毛泽东是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把“政治标准”置于“艺术标准”之前。

       别林斯基说得好：“只是历史的而非美学的批评，或者反过来，只是美学的而非历史的批评”，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只有追求健全灵敏的美感与卓越超群的史识的和谐统一，才是文艺评论实践“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的至境。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内容上的历史价值，即作家艺术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形式上所达到的审美高度，这两者的和谐统一程度正是文艺评论的题中之义和神圣职责。但时下不少文艺评论的标准似乎已远离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而代之以靠炒作得来的受众的数量为标准——小说靠发行量、电视剧靠收视率、电影靠票房、舞台演出也靠票房——这种以受众数量衡量艺术品质量的标准，实在是功利化的结果。这无论在思维上、在逻辑上，还是在实效上，都是令人忧虑的。

       学者王元化就曾针对这种标准的被置换而深沉忧思道：当文艺作品的价值不是靠真善美即其美学的和历史的品格来体现，而是靠炒作来体现时，“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孟晓君：上次笔会上没见你发言很是纳闷，后来听说是没有时间了，还有几位没有发言。想必这篇随感就是发言稿加工的摆， 我已下载打印了，准备细细品读。

      其他几位发在网上的发言稿，我都打印了（哈哈——有些老土），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呆痴人，想学点东西，就只有用这种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