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到农村,最高兴的是中小学生。村里有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知青的到来无疑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而正处在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们就是一个扒着窗口觊觎渴望的群体。
有三四个学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讲,讲什么都行,讲什么都爱听。一到麦收,我的付出就得到回报。我村地处山脚下,最大的一块地四十亩,其余都在二十亩以下,最小块的只有几分。大部分是坡地,也是一层层的梯田,只不过坡度比较缓,就没有像龙脊梯田那样壮观。每到麦子熟了,一层层麦浪翻滚,金光闪闪,也有点诗情画意。
按说这样的地割麦子是不算累的,因为还没来得及腰疼,就已经到头了。就这样我也不中,开始割还行,割着割着就被别人甩在后面,越着急越赶不上,有时弄不好还割了手。一般就在这时,几个学生就赶到了,他们割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你一把,他一把,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老实说,有这些学生,我少受了许多苦。
学生里和我最好的是玉成。他不仅在劳动上是我的坚强后盾,而且在生活中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曾经拿家里的鸡蛋煮给我吃;那时我学会了吸烟,又没有钱买,他就拿他爸的烟叶装满一个小布口袋给我拿来,抽完了,再装;还有一次,我腹泻,他把我带到他家,让他妈妈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伴了许多大蒜和熟油,他们自己是从来不舍得这样吃的。
一天,玉成给我拿来几串像葡萄一样的紫褐色小果子让我吃,我一尝,有点甜,有点酸,有点麻,还有点辣,他说这就是五味子。是一种药材,可以补肾安神。我问他从哪里得到的,他说在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野果,山杏,土梨,野葡萄,八月炸……他说找机会带我进山,他家有亲戚在山里。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1971年9月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虽说只有50里地,但是不自由了,只回去了一次看他们,心里一直很歉疚。1973年,我到了电影放映队,借放电影之机回去呆了一天,但是没见到玉成,听说他当了队长,去公社办事了。后来,因为我一直下乡到处去放电影,也失去很多见面的机会。
1975年,我调到文化馆。冬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玉成来了。他已经是大队支部委员了。他跟我说:他当队长以后,做了几个大动作:1、扔了百十亩烂地,社员谁愿意要谁要,种了收了归自己;2、让二掌柜当酱油厂厂长,专门做酱油卖,3、有些活儿包工分包时间,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节约时间归自己。按说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事,我说,你这样干,公社大队让吗?他说,我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今年麦子分了二百三十斤,预计分红能达到四毛五六,这次开会,我是模范队长,全县表彰。他脸上不无得意,我也为他高兴。他来还给我带来一桶酱油和一麻袋土豆。
大概是79年,玉成到县城看病来了,住在我那里十几天。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不清楚。就是睡不着觉,脑袋疼。我问他怎么搞的,他也不说。我看了看医生给他开的药,有“安定”,“谷维素”“维生素B1”等药片,我说管事不?不行看看中医,调理一下。那时县医院有个北医大毕业的何医生,跟我们很熟,就找她看了一下。何医生说,没大事,操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后来我看何医生开的药里,就有“五味子”。我说,这是让你安神呢,队里的事不行就别管了。他说我已经辞了,今年分红掉下来了,一个工合四毛一。我说可以啊,不少了。他说,我定的是五毛,没达到,有一干人弄我呢。我说,你听我话,不干是对的,管他四毛五毛,挣来钱大伙分,挣不来,你自己挨骂。何苦呢!
他走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何医生跟我说,他有些抑郁症和精神官能症,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我调回河北之前,碰上大队书记来县城,我向他了解玉成的情况。书记说:这娃太刚。农村的事像个臭皮囊,不能认真,就是你来我往地对付。他搞那一套我都知道,我不管他,有人嫉妒,也有人受不了,就弄他。娃又实心眼,想不开,现在送洛阳看病去了。我说,我马上就调走了,你告诉我洛阳什么医院?书记摆摆手,说,“你不去了,”他压低了声音,“神经病院。”
2004年,我回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一打听他不在我村里住了,迁到后村二队了。我见了他,他认不出我了,也许我太沧桑了。我告诉他以后,他拉住我的手,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东家西家的转。他说,从洛阳回来之后,他就迁到这里,大队推选他当了副支书,没球事,是个闲差,他也不操心。现在种些果树,烟叶,胡球弄着些,也可以。
我想玉成这人也太实在了,别人当队长,即使捞不着什么好处,起码落一个轻闲自在不干活,可他却……。我说,记得咱们当年还要进山去弄五味子吗?他笑了。叹了一口气,老了,别说你,我都很多年没有进山了。不过,五味子可没少吃,哪副药里都有。
唉,五味子,五味子,人生就是五味子,酸甜苦辣咸要体验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