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望初恋时光

（一）序曲：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1965年年初，我正在长沙二中念高三。也许是预感到在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将发生重大转折，因此从元旦起，我开始写日记。

日记的第一篇，我以散文诗的笔触记录了新年的钟声和学生时代最后一个除夕联欢会的盛况，第二篇则记录了我聆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经过和在心中激起的波澜。

       1964年年底，正是中国政坛风云乍起、开始变幻激荡的年代。我们班邹秋龙同学寻到一张《梁祝》的唱片，于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课后都聚集到班主任梁川老师的房间听音乐，梁老师有一台留声机。

     梁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每周她都会在在黑板上向我们推荐最新的散文名篇，如杨朔的《雪浪花》和峻青的《秋色赋》等。梁川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齐耳长的短发，一双明亮的眼眸，我坐在课堂听她讲课，常会想到电影演员谢芳和她饰演的两个角色：《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早春二月》中的陶岚。1965年9月我们下乡，她虽然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了，仍赶到车站送行，她送了一本《像他那样生活》的书给我，这本写有她留言的书，我珍藏至今。

邹秋龙在梁老师的房中逐段地放送着《梁祝》的音乐，一面眉飞色舞的讲解着。梁老师静静地坐在一边，沉浸在音乐中，并听着她的学生的解读。就是在这里，我上了交响音乐启蒙的第一课，我弄懂了奏鸣曲式的结构，也接触到作曲学中的一些新名词，如“动机”，“主题乐句”，“第二主题”，激发了我对交响音乐更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长郡中学澄池二楼的的这间房间里，我第一次强烈地感知到，在人的生命中有一种奇妙而又美好的感情，直叫人生死相许。

         当年《梁祝》的痴迷者中，有好几位后来都到了上阳峒。196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上弦月从山背后探出身来，从茅屋西端的一个窗口传来熟稔的旋律，我循声探访，原来是谢周迪在小提琴上演练这首名曲，我抽身退出，立在茅屋外的草坪上聆听， 天地之间是这样的安静，只有乐曲的音符在茅屋之上飞扬。我想起了一年前在长沙二中澄池二楼的音乐聚会，想到了梁川老师和87班的同学。除了小提琴奏出的乐曲声外，万籁俱寂，所有的窗口都打开，就像竖起的耳朵在倾听。当演练曲进入尾声，我眼前出现一幅风和景明、阳光明媚的影像：一群艳丽而痴情的蝴蝶，拍打着翅膀，飞向茅屋的每一扇窗口。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听过多种乐器演奏《梁祝》：二胡拉奏，口琴吹奏，扬琴敲奏 。在没有乐器伴奏的情况下，我翻着《梁祝》的总谱，读那些多声部的曲谱，竟然也读出了交响音乐的音响效果。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的心境去聆听一个主题或整部作品，对音乐表达力的感受，每次都有不同的体验。没有哪一首乐曲能像《梁祝》这样，长久而又深远地影响人的一生，不断地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即算是在文化专制的文革十年。

（二）四十年后的回望

       四十年过去了，这次返乡使我们有机会对向阳队知青的青葱岁月、我们的初恋时光作一次全景式的回望。在千家峒的吊脚楼上、水榭亭旁，我们扳着指头，数着那些成双结对的知青夫妇；我们尝试着用一个词来分别定位向阳队每一对知青夫妇的特征；在我们寻访当年踪迹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用心地寻觅，用照相机定格下那些难忘的风物、宅地、景观；我们摭拾那些记忆的碎片、拼接起一个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或美丽、浪漫，或凄婉动人，或平凡却意味隽永，或繁复却不失真情，有甜蜜，也有苦涩，有柔情缱绻，也有孤独相思。

       1965年向阳队成立时，共有39位知青，至今已故去五人。在向阳队的夫妻对中，全部由向阳队知青组成的曾有8对，有5位女知青嫁给了本农场的男知青，有一位女知青嫁给了当地农民，我的高中同班同学、2位男知青分别娶了江永县铜山岭农场的女知青为妻，1位女知青嫁给了江永县公社的男知青，还有2位回城后依然是与知青结为了夫妻。

    诞生于茅草屋或者老宅砖房中的爱情，跨越了世纪，延续至今，如果共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艰苦与共”。我钦佩 那些当初下决心与男知青牵手共赴苦难的女知青，她们面临着那么强大的阻力：来自生活的，来自未来的；承受着那么厚重的压力：家庭的，社会的；又有那么多的诱惑，面临那么多选择的余地。但她们却毅然选择了艰苦，选择了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个年代所表达的单纯而坚定的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动的社会中，是多么稀有和值得留恋。

（三）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刚下乡时，由于受主流教育和传统家教的影响，我们队的知青仍然保持着循规蹈矩，不离雷池半分的学生作风。

创业初期，劳动强度大，男知青干活干到酣畅时，不免赤膊上阵；劈柴伐树打炮眼，干到兴浓时，口里不时飚出一句“国骂”，这一下“淑女”们有意见了：“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能像社会上的那些青年呢！？”晚上开会，统一思想，经讨论定出铁律，自此男知青收敛了不少，出工时起码都穿上一件背心，嘴巴都上了一道锁，尤其是当着“淑女”们的时候。这个好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那时我队按劳动力强弱，高、初中班男女同学搭配，分成三个组。有一次挖草皮时，高中班一个带眼镜、外号被称为“高斯”（数学家）的男生开玩笑，大概是乱点鸳鸯谱之类吧，惹恼了初中班的一位小姑娘，她“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并以两个字脱口而出回敬了这位男生。在那个年头，被女生这么骂的男生很长时期会抬不起头来。这个男生自讨没趣、尴尬万分，脸都吓白了，连声称“对不起！对不起！”晚上开小组会又连忙解释、作检讨。几个月后，这位男生被抽调到场部联合加工厂当工人去了，以后一直很少回队。1995年纪念下乡30周年，我费了很大气力、几经周折，才找到在长沙一家运输公司任职的“高斯”，与大家聚会了一次。对于当年，我不知他是不是仍心存芥蒂，那两个字是不是仍如一片阴云郁结在他的心头。其实，他的玩笑只是开早了一点，场合也选择得不当，鸳鸯谱倒是被他点中。八年后，她真的成了鸳鸯谱中另一位的嫁娘。两位携手，风雨与共，南下深圳打拼。前几年当他们返回长沙时，原先的家已被拆迁，他们用拆迁的补偿连同打拼的所得，在定王台置办住宅，筑下爱巢，结束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随着岁月的推移，当茅草屋落成时，原先东挪西移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在紧张的劳作中，向阳队的同学们之间逐渐加深了解； 异性之间的好感、倾慕也慢慢地滋生暗长。最先是高中部的一位大哥出工时常常帮上大姐一把，然后是大哥晚饭后常到大姐房中坐，谈谈笑笑到很晚才出屋，大姐姐沉浸在幸福中“格、格、格”的笑声扰动了周边茅屋中小妹妹们驿动的心。

这一次，又是“淑女”有意见了。在人后她一把拖住我，颇带焦虑地说：“喂！你们作为高中同班同学，该去劝一劝他们，注意一下影响吧！？你们大哥哥大姐姐，也该给我们弟妹们带个好样子来！”这可给我出难题了！不过，这一次我可没有再附和她，心里想：“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自会有一个结果。由得着我们操心吗！？”我预感到一出爱情喜剧已拉开大幕，《梁祝》中那个代表封建势力的副音乐主题也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我提醒自己，可不要充当“摧花辣手”喔。当然，“淑女”本意并不属此，她只是担心影响了第二天出工。

其后，发生了知青的“八月大逃亡”，知青们携手度过了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在长沙，知青们互相窜门，关系更加密切。动乱的岁月，把知青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未来生活和前途的思考，也使知青们有了更长远的考虑。而且，按照当今心理学家的观点，向阳队的知青已由少男少女对爱情的好奇、敏感，排斥进到了青年期。于是，当1968年7月场部领导决定把知青点的知青分散到工区的各个生产队时，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对要求分配在一起的知青。就像夏天的雷雨，催开了朵朵的并蒂莲，花朵竞相开放：原来沉在水下的现在露出了水面;原来还没有来得及表白的，现在也急着袒露心声。就连我们的“淑女”，在晋哥哥的“穷追猛攻”之下，也丢掉了矜持和羞涩，这两位曾经担任第二劳动小组的组长和记工员的知青，这时也结成了一对，要求分配在一起。晋哥和淑女后来转点到了醴陵，淑女当了教师，晋哥后来到了航运公司，当上了书记。几年前回长沙，在塱梨办了一个铸造厂。六十岁了，两人还在为办好企业而打拼。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文革期间，我精心手抄编了一本歌集，取名《民歌与名歌》，顾名思义，即精选了那些中外历史上著名的歌曲，今天看来也算是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逆动，不过当初我只是想，不能让这么多动听的音乐湮灭。歌集在知青们中传抄，后来不知被谁据为己有，我懊恼了好一阵。不过，歌集中的好多首歌，早已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中了，就像这首印尼名歌《哎哟，妈妈》：

“甜蜜爱情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

…………

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这首歌和向阳峒当时的情境特别契合。

伍哥和胖嫂：

        老伍哥和赵胖嫂是我们队知青中第一对牵手的恋人。伍哥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担任过生产队副队长，平日生活和劳动中常以老大哥姿态出现，身强力壮，热心助人。赵姐出身书香门第，劳动力不强，常要伍哥帮忙，日久生情，自然也就不奇怪了，我们戏称她是小鸟依人型的女人。

       分队后，他们两人仍留在了向阳峒。伍哥原本就很善于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一下他利用向阳峒依山傍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放养了一大群鸡，两口子吃不完，那时又不准买卖，说是搞“资本主义”，于是每当知青们回队做客，他就杀鸡炒蛋招待大家，大家吃得油抹水光，都称赞他们家庭是知青的富裕阶层，过的是小康的农家生活。一时间，那些准备扎根农村的知青小两口，都把他们引为楷模，也准备照他们的模式去实行。

     回城后，赵胖嫂在家区办工厂幼儿园工作，很早就下了岗，先后在几家文具店站过柜台；老伍哥担任过麻纺厂的副厂长，后来也经历着国有企业改制的“阵痛”。他们的女儿就读于她的父母曾读过书的长郡中学，承袭了书香世家的传统，特会读书，考取了武汉大学金融系，大学毕业后在海南航空公司工作，前几年在海口买了房子，接了父母去长住。2007年夏天，在他们离开长沙时，我们原向阳队的知青们，聚会于湘江大道的锦湘酒家欢送他们。

      这次返乡，我们在向阳峒老伍的旧居前拍了几张照片。当年在这坡地前，正是夕阳西下、宿鸟归林时分，胖嫂拿出一把谷子向空中一撒，一声吆喝，满山遍野的鸡群拍打着翅膀聚拢在她周围。夕阳的余晖洒在胖嫂的肩上，她“格格格”的笑声回响在苍山翠谷间，她的眼已是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想，老伍和胖嫂今日“面向大海”的生活定然比往日滋润百倍了！

梅MM爱上了靓哥

梅MM是一位 胸无城府、为人豁达、比较单纯的女孩，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但队上好几位知青都钟情于她，我想应该是她性格方面的原因吸引了大家吧。其中有一位知青，性格内向，身世坎坷，喜爱琴棋诗画。他把对她的爱深深地供奉在心里，直欲相伴一生。陈迎楷曾和他同居一间茅草屋，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每到晚上他收拾停当拿着二胡准备去女生宿舍窜门子，就叮嘱陈迎楷，睡觉时不要反扣上门，他晚上要回屋的。也许陈迎楷他们当初有意无意地曾搞过恶作剧，把他反扣在屋外了。当听说另有一位知青也在追求心上人时，他气急得直说要与“情敌”决斗，就像普希金以死殉情。我们几位大哥哥死死地劝解，好容易才舒缓过来。另一位知青，出身很好，为了追她，分配上了高中也不去读，不惜混迹于下乡知青的队伍中，来到向阳峒。可是爱情这东西，就这么奇怪，梅MM偏偏就没有理会这些，置众多追求者于不顾，独独爱上了小徐哥。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中午，我们聚会在马鹿头队知青点的一间厅堂中，梅MM拿出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边问：“你们看英俊吗？”一边啧啧啧地赞不绝口：“好英俊啊！”我接过照片一看，原来是小徐哥一张摄制得非常精良的标准照，照片中小徐哥穿一件人民装，领口露出高领毛衣，斜歪着脑袋，神采飞扬地凝望着你。照片用光讲究，摄影师揿动快门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已达到挂在照相馆橱窗展览的水平。小徐哥就是凭着这样的一张照片获取了少女的芳心。这个怀了爱情的梅MM，奔放、率性得可以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全无半点少女的羞涩。

小徐哥不但是一位善于打扮自己的人，而且是一位非常会打理生活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理财”。他曾向大家展示过他的一本存折，有好几百元了，他将家庭给他的以及他自己靠出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存起来，他那时候就在为日后的生活积攒资金了。小徐哥还是一位心很细的人，很多男孩都不屑于做的事，他都心灵手巧地做得很好。几十年后，我们回忆起他，探究着他在众多知青中，金鸡独立，讨得女孩欢心的缘由，忽然悟到他其实就是那种叫作“上海小男人”型的会持家的那种人。你还别说，他的籍贯还真是江浙那边的人氏。

无奈命运多舛，天不假年。回城不几年，小徐哥身患癌症，抛妻别子，撒手人寰，给家人留下无限悲痛、给知青插友们带来不尽叹惜。1995年9月4日，我们原向阳队知青聚会，我们见到了他们的儿子，已长成一个大男孩了，眉眼间依稀可见他父亲的英气。

梅MM回城后，先在人汽公司工作，后停薪留职在朱狄的地毯公司协助朱夫人打理办公室工作。当悲痛渐渐平复，有人劝她开始新的生活，她一直不为所动。有一次大家聚会，因为彼此太熟络了，大家说话也就口无遮拦，有人“倚老卖老”，开始“数落”起她来：“你这个害人精，害得人家打了大半世单身！”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梅MM不为气恼，反倒认真地说：“你们作为大哥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为他找一个更适合他的伴侣”为了避免产生新的不必要的误会，她没有直接去接触，但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梅MM是一位热心人，我们向阳队老知青的活动，一直都由她组织或电话联系，大家自然也很关心她的归宿问题，直到将近花甲之年，才听说有了着落，也是我们队老知青介绍的。我们都想讨一杯喜酒喝，问她何时发喜帖，她不置可否地说：“你们等我的通知吧。”

这次回马鹿头村，我反复寻找当年知青居住过的小院落，没有寻到。听人说已经拆除了。1970年我被抽调到工区工作期间，曾与梅MM、小徐哥同居一院落，进大门右手的一间小房间是他们的厨房，左手的一间柴房则被我充作厨房、杂屋用。因为他们的厨房太小，冲凉只得利用天井中的石板。每当他们冲凉时，就通知我一声，我则拴上门，就着油灯静静地看书，直到他们冲完凉才开门上楼休息。我们初到石头水村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也是如此种情况；而且居住的堂屋是用砖分隔成一间间，没有顶棚，门也没有做成。那时的知青，彼此心怀坦荡，就像水晶一样透明，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尴尬的事情。

最忙碌的小恋人

         我们向阳峒知青中最能干和忙碌的要数杨曼绮和王士奇了。当年他们分工办食堂、种菜、养猪。每天，当知青们还在睡梦中，他们就起来，提着马灯去开火，准备早餐；晚餐后，知青们准备休息了，他们还在灶边忙碌，提供洗澡水。有知青病了，他们还提供面条，想方设法调适口味。他们从长沙太平街采购蔬菜种子，只为满足知青对故乡口味的特殊嗜好。他们养猪，从配种、接生、一直到屠宰，全由他们一手操持。我常感叹在他们瘦小、孱弱的身躯里，怎么蕴藏着那么大的动力，不断释放出来为大家服务。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对上阳峒最能干的忙碌人，就牵手走到一起了，就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家 都亲热地称杨曼绮为“满娭毑”。

          当年，我为了练就为向阳队最强壮的体魄，主动要求包劈食堂全部柴火。劈了大半个上午，身边的柴火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也累得只踹气，肚子饿得咕咕叫，这时正好闻到了米饭的香气从食堂的窗口飘了过来，于是赶紧取了饭票赶进食堂买锅巴充饥。只见杨曼绮舞动着一把比她矮不了几寸的锅铲，贴着锅底，麻利地一翻，只听得“吱、吱”作响，哇！一块黄澄澄的锅巴就翻到米饭上来。四两饭票换一大块锅巴，用枞膏柴火烧拷出来的锅巴格外好吃，我至今都忘不了它的味道。令人叫绝的是，杨曼绮火候掌握得特到位，从没有把饭烧糊，让我们吃黑锅巴。

         回城后，王士奇到一家工厂当采购员，杨曼绮则顶母亲的职，到工商银行工作。俗话说，是金子，到那里都是放射着金子的光芒，杨曼绮年年都被评上劳动模范，直到有一天，我在《长沙晚报》头版读到她的事迹，才知道当年的知青伙伴，如今大有出息了。当年我在单位工作，每周要跑几次银行，那一次，我不惜舍近求远，到司门口银行，只为一见她忙碌的身影。

        队上知青聚会，我遇见了她，大声的叫了她一声：“满娭毑！”，她讷于言辞，楞了一下，“找”了一句话答道：“我发现每一次见到你，你都是穿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嗯，这话我可爱听！

        这次在向阳峒，我和陈迎楷，当年的两位锅巴客寻找食堂的旧址，一直走了很远。依稀记得是在山腰引泉水下山的水管附近，但现在已渺无踪迹了。在那一片土地上长起了一大片葱茏的大树，在浓郁的树荫下，泉水沿着水渠流出，在半山腰积成一个水潭，几只北京鸭在潭中优雅地泼动着清波。虽然寻不到当年的雪泥鸿爪，但杨曼绮和王士奇他们一对小恋人忙碌的身影却是当年向阳峒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田美村的实验室

    “姐弟恋”在如今的年轻人中，应该说不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甚至听说在一些年轻人中正流行着呢，被视为现代婚恋观念中的“时髦”，但是当年在向阳队，当曾姐和邓弟恋爱的消息传出 却掀起哗然大波。曾姐的家人和闺中密友曾提请她注意舆论的力量，而邓哥的铁哥们则告诫他要三思而后行、慎重其事。

       曾姐是我们高中班同学，下乡初期曾担任队上的团支部书记，出席过江永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邓弟出身在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医院的医生，有着良好的家教。在向阳队时，他就与世无争，勤奋好学。每天收工回来，他呆在茅草屋里，不是捧着科技书在读，就是操弄着无线电元件装配着甚么，老职工对他印象也挺好的，有一次收工归来，一个老工人扯着陈迎楷的衣袖告诉着他的一个新发现：“你们这班知青，我看最乖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何老师，”他指着小邓的背影说：“一个就是小邓。”在他的字典里，“乖”的含义就是斯文、文雅，戴着一副眼镜。

     分队后曾姐和邓弟分到了田美村。曾姐无微不至地照料着邓弟的生活，而邓弟除了出工就是钻研学问。他们把堂屋布置成一间实验室，，里面的书架上摆满了近千册图书，除了几本政治书籍外，其余的全是农业科技、医疗卫生、无线电子方面的书，邓弟下乡时带了一架照相机，到田美村后，父母又为他寄来显微镜、试管、天平等测试仪器，其良苦用心，得见一斑。

    可叹的是，那时的人们正在文革的旋流中沉浮，领导人或忙于权力争斗或忙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无人问津邓弟的“实验室”。农业的发展和农村旧貌的改变要靠科技的支撑，尤其像回龙圩这样僻远的乡村，更需要文化人的介入，可是一大批初中、高中毕业的年轻人，空怀报国宏愿，下到农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年、八年，被当着普通劳力使用，一代人的青春被虚掷在荒原，一代人的美好年华被湮没在俗世的尘埃中。

     在那个年代了，邓弟失去了很多，唯一能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收获了来自曾姐的真挚的爱情。

      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结束，他们双双回了城，邓弟顶职到了妇幼保健院。起初，他每天戴着大口罩，穿行在病房和走廊间，打扫卫生。但这一次，时代已不再固执，机遇扔掉冷漠的面纱热情地光顾了这位有准备的年轻人。不久，邓弟凭着扎实的无线电子学的功底脱颖而出，调到医院的医疗仪器装配维修部门。人才有了用武之地，知识重新获得了价值，几年后，他被评为高级职称。曾姐回城后，曾在韭菜园口一家商场担任书记，其后下海在雅礼中学附近开办了一家书店，当满城都是卖武侠、言情等畅销书的店子时，她独家开了一家“科技书店”，绝对是长沙第一家。

      这次返乡，我们在邓弟曾姐住过的那幢小楼连同那间研究室拍下了照片，这些房子至今无人居住日渐荒废，终有一天会被拆掉，盖上新房。而这些照片却将留存下去，见证着他们的爱情，也见证那个知识不被看重、人才无用武之地的年代。

向阳峒第一美女的坚守

      李婉伶是我们向阳队唯一嫁给了当地农民并且至今仍留在了当地的知青。

     李婉伶是一位回族人，所以我们称呼她为“穆斯林”。年轻时，她具有阿拉伯少女的典型特征：身材高挑，鼻梁高挺，明眸皓齿，一双大辫子垂在脑后，丰满的面容常浮上略带羞涩的笑容，皮肤黝黑，泛着黑珍珠般的光彩。那位替她取外号的知青，暗地里也将“向阳峒第一美女“的称号颁给了她。她人虽漂亮却阅世不深，思想单纯。文革初期，工作组号召知青们相互写大字报，她也给我写了一张，意思是批评我既然下乡当了知青，就应该安心农业生产，不应该订阅《舞蹈》杂志。其实订阅杂志是我们家庭的习惯，尽管当小学教员的母亲并不是那么富裕，但每年年初，母亲总是要给我们兄妹每人订一份杂志，如《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小朋友》。下乡后，自己能挣钱了，我就想延续家庭的这个传统，原想订《大众电影》，乡邮员说回龙圩只有一份指标，自然与我无缘，拿着《征订目录》翻了半天，也不好订哪种，鬼使神差地不加考虑就订了《舞蹈》，也许是在长沙二中图书室曾看过这本杂志吧，没想到竟引起这场风波。理解我的知青朋友，要我写大字报解释，也有人鼓动我组织一场辩论。我一则素来对大字报不感冒，从1957年起就见识到它对人的伤害，二则我一个高中班的哥哥与一个思想单纯的小妹妹唇枪舌剑，像话吗！？也就听之任之。不久，文化革命开始，像这种文化类杂志全部停刊，我一本杂志也没有收到，空担了一个不安心农业生产的名分。

       向阳队分队时，她分到马鹿头村，然后就听说有一位原西洞庭干训班叫谢长子的人爱上了她，无奈这位谢长子不争气，文化革命中犯了事，被一绳索捆了送到江永县城劳改队挑消江水去了。等他扛着被包、拖着蹒跚的步履、面容疲惫地回到马鹿头时，李婉伶已成了别人的嫁娘。

      那两年间，李婉伶连遭厄运。父亲作为一位食品坊的小业主受到运动的冲击；弟弟走投无路被家里人送到她这里谋求生路；瞻望前途，回城的路似乎无限渺茫；女知青嫁给贫下中农已不乏先例，而且生活得似乎还可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婉伶遇到了美仔。

      美仔当时是马鹿头队的民兵排长，身强力壮，一张方盘脸，浓眉大眼，工区文艺宣传队歌舞表演，他是舞动红旗冲上舞台的第一人。出工时，他常帮李婉伶干一些重活，晚饭后常穿戴整齐，踱着碎步捱到知青宿舍和李婉伶聊到很晚。不久后的一天，李婉伶向队上的知青宣布，她要和美仔结婚了，并邀请原向阳队的所有知青都到马鹿头村出席婚礼。

      知青们从工区各队赶来参加婚礼，但说实话，知青们并不看好这段婚姻，最让知青反感的是美仔在运动中“捆绑吊打”的过火行为，显示着他人性上的重大缺陷。（据何裕建说，文革后，美仔曾专此上门向何家道歉）当然，个别男知青是否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思想，至今无法考证。于是在婚礼开始不久，外队的知青们推说路远天冷看不清路，纷纷退场了。新郎新娘一直将知青们送到门楼，极力挽留，仍未能留住。听说李婉伶本来还为婚礼准备了余兴节目，她准备了一首歌，让美仔吹笛子伴奏。知青们一下子退场，使婚礼冷清了不少。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生下的小男孩腿脚有严重毛病，智力有严重缺损；美仔的家庭并不能给他们多大帮助；“贫贱夫妻百事哀”，小两口也为一些生活琐事发生口角，听说美仔还动了手。又传说有知青打抱不平，专门找了美仔，训斥了他一顿，美仔才就此收敛了不少。

        1973年，我离开农场。当拖行李的马车路过马鹿头，正逢上李婉伶背着儿子在田里出工，我连忙跳下车去向她告别。她当时好像已被生活的重负压得麻木了，苍白的面容、茫然的眼神，嘴里嗫嚅不知说了什么还是 甚么也没有说。我的心像压上了沉重的石头，离开马鹿头村很久还不能平息。她的命运一度成为我们向阳队知青心中的一个痛点。

     曾有不少的人劝说李婉伶离开美仔，特别是知青大规模返城时，这个话题更是时常提起，但是为了残疾儿子，为了这个风雨中飘摇的家庭，李婉伶始终坚守着这一份责任，信守着一份诺言。

       回城后，我曾好几次在原向阳队知青的聚会见到李婉伶，最近的一次是在徐菲菲的家里，美仔也在。每一次的会见，都不断地听到她处境逐步改变的消息，先是农场为了落实政策，把还留在农场的知青全部集中到联合加工厂附近安排，后是听说他们现在也能拿到月工资了，还听说李婉伶又生了一个女孩，长大读书了。在徐菲菲家的一次是听说他们夫妇在高桥大市场谋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听说他们又回廻龙圩去了。

        这一次返乡，我们专程去了李婉伶家，她的家在茶叶队的宿舍区，听说我们要来，她老远就站在路边迎候。依然是一口洁白的贝齿闪亮在绽放的笑容中，只是她太累了，疲惫的皱纹已悄然地爬上她瘦削的脸。我们走进她的新居，秋日的阳光洒在堂屋，她家的摆设和当今江永农家摆设并无二异。美仔中了风，坐在椅子上和我们打招呼；残疾的儿子收花生回家，他已长大、也能干点农活了。看得出，这个家完全是靠着李婉伶的辛苦操持才走到了今天。

       李婉伶告诉我们，宅基地是交了钱才办完手续的，就在老房对面。她带我们上到二楼，二楼有一个晒台，工程没完工，等有了钱还可扩层。对未来的生活，她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她的心病是儿子，能帮他成一个家就算完成一个母亲的心愿了。

       现在管理区也给原农场的老职工发退休工资了，李婉伶告诉我们，她每月也能拿到四、伍百元退休工资，美仔的情况特别，李婉伶为他交了两万多元后，现在每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多元退休工资。美仔志得意满，大声询问返乡知青的工资数额，我反感地想：“要不是李婉伶，你能有今天！？你可要知恩图报，善待她喔！”临走时，周兰特别叮嘱李婉伶：“能干的事情你还是要他干一点，不能老是坐在椅子上。你也要多多保重！“

       这次返乡，我找见了我们向阳队最美丽、最善良的心灵。人后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塞到李婉伶的手上，我知道这并不能给她多大帮助，也许她也并不缺这么一点。钱这个东东，有时确实很俗气，尤其是在你退我推之时，但我仅仅只是想表示我对她的敬重。在我的心中有一丝丝不安，当年她的婚礼上，我们为什么那么冷漠、那么没有耐心听完她的歌声呢？毕竟那也是一位少女对幸福的向往，对未来的憧憬。摆在今天，我们还会提早退场吗！？

最贤惠媳妇的角色转换

       回龙圩农场的知青们私下曾作过一次最贤惠媳妇的评选，新风村评选的是曹九皋，即知青作家唐志龙的夫人。而我们向阳队评选的则是汪淮海，谢周迪的画家夫人。这次返乡，在千家峒里我们一再追问，当年到底是谁追的谁，谢周迪故作艰深状迟迟不作回答，倒是汪淮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围：“就算是我吧 ！”虽说是显示了贤惠媳妇的本色，可是我们都不予认可，一再追问究竟。

       谢家祖孙三代三口人，相依为命。谢周迪下乡去了，做饭就落在谢娭毑身上，谢老师忙于教学，听说还不会做饭。等谢周迪回城，带了一位既漂亮又贤惠的孙媳妇进屋，谢娭毑自然是笑得合不上口。汪家本是“诗书传家久”的大户人家，对与谢家的联姻，在文革后期那样一个俗气的年代，倒是没听过有半点犹豫，汪妈妈相信女儿的慧眼，在农村那样艰难年代结下的金石盟约， 珍贵无比，更何况汪淮海的哥哥是江永高泽源林场的知青，来往于石头水之间，早把谢周迪的人品、能力，摸了个通透                                                                                                                                                                                                                                                                                                                                                                                                                                                                                                                                                 返城后，为了养家糊口，谢周迪从上门木工做起。有一次经人介绍，，帮一位新郎官打制家具，一天女主人回屋查看验收，一看木工师傅曾经是自己早年的同班同学，十分尴尬：“你什么时候做木工了！不是听说你下乡去了吗？”倒是谢周迪显得坦然：“凭劳动力吃饭，靠手艺挣钱，咯又不丑”，嘿嘿笑了下，算是回答。长沙五金交电公司招工，谢周迪凭精湛的木工技艺被选中，进公司当了木工。而汪淮海也因扎实的美术功底从长沙仪表厂调到公司的下属商店当了美工。

不几年，谢周迪就从木工干到了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的位置。尽管这时小汪在公司也有一份称心如意又契合自己爱好的工作，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避免夫妻在同一单位且丈夫又担任负责人可能出现的尴尬，她毅然办了内退手续。从单位抽身而退后， 她成了书记背后的女人，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由于丈夫是在一家商业流通的公司任职，单位的同事以及各方面的客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书记家有一位漂亮、贤惠的女主人。持家的同时，她也刻苦的钻研美术和进行创作，虚心向美术界的大家名师请教并办了一个美术培训班，辅导少年儿童。进入新世纪，汪淮海成了长沙市女画家协会的主席，任教于好几家院、校，成了大忙人，而谢周迪则因企业转制由担当“维持会长”之类职务逐渐从台前走向幕后，直至退休。夫妻之间又发生了一场前、后台角色的互换，谢周迪成了那个站在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如今，谢周迪负责煮饭、炒菜，洗衣、浆裳，外加采购、搞卫生。汪妈妈九十四岁高龄了，常到女儿女婿家住一住，谢周迪总是精心尽孝，不敢走远。当然，谢周迪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业余爱好，几年前，为了与画家夫人的“般配”，开始学习金石，广搜帖谱，揣摩名家，治了不少印，在方寸之间分朱布白、斗艳争奇，给人赏心悦目的美感。

    如今，当你在画展上欣赏那些名家大师的画作时，没准，左下方的那方印就是谢周迪制的。

“轻骑兵”的罗曼蒂克

      在知青中，有很多是因著共同的爱好而牵手走到一起的。当年我们向阳队有五位爱好唱歌跳舞的女知青被农场文艺宣传队选中。一次“批发”走五位美女，此事在向阳峒引发波动。有些尖刻的男知青戏称她们为“轻骑兵”，因为当时内蒙古草原上活动着一支文艺轻骑队乌兰牧骑，另外一个原因是否意味着一去不复返就不可考证了。不过后来，五位中起码有四位被“骠骑兵”虏走芳心、另外一位也与向阳队知青无缘，倒是不争的事实。

     初下乡时，由于是刚从学校出来，不懂世故，比较清高，队上的知青对下乡的社会知青存有偏见，流行的一些段子和故事也在影响着我们的视听，譬如说“卖老鼠药坑蒙拐骗”、“小两口不扯结婚证就厮混在一起”等等。记得我们还是住在断岭源时常有邻队神仙峒的老知青借口“认乡亲”来窜门，“觊觎”着我们队的美女，我们队的男女知青对这事就挺反感的。

    不过随着交往的加深，偏见逐渐消解，我们发现，在他们之中，也有很多品格高尚、识见高雅、身怀技艺、不落凡俗之人，不时让我们发出“藏龙卧虎”的感喟。几年后，当我们以“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心态看待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对他们中一些知青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也能客观地看待和比较宽容的理解了。

     李一之是神仙峒的一位知青，个子瘦高，架着一副眼镜，举止文雅，面相斯文。他的小提琴演奏得特好，一曲《新疆之春》拉得我们心往神驰，眼前涌动着伊犁河畔维吾尔族的一幅幅风情画面，曲中那段弹拨乐，不知撩动着多少少女的芳心。李一之是我们农场知青中的“音乐权威”，是知青乐队的灵魂人物。1965年年底，我在他那里作客时，意外地发现他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全套乐谱和不少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惊讶得合不上口，捧着书爱不释手。七十年代初工区组织文艺宣传队时，我和他都被选中。我拉手风琴，常向他请教和声的配器问题。

     在一次同学聚会的餐桌上，郑明回忆起他和李一之姻缘来由和浪漫情景，脸上仍然闪耀着异样的光彩。那还是在场部文艺宣传队的驻地，一天晚上，队员 们都聚集在一起，嬉笑打闹声此起彼伏。李一之坐在一边，从琴盒中取出小提琴，调好音律，操弓演奏起《牧歌》。听着乐曲，所有的人都聚集围拢过来，所有人世间的喧嚣瞬刻间都静默下来，整个穹苍都只回响著牧歌那绵长悠远的曲调。《牧歌》本是蒙古民族一首长调民歌，被贺绿丁改编成小提琴曲，用世界上表现力最丰富、音色最优美的乐器演奏，再加上演奏者对乐曲独到的理解、 略带悲凉的心境、恰到好处的揉弦 ，对音高、音长的把握，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副万里星空下辽阔草原的图景。在郑明的眼中则幻化出年轻牧人和牧女簇拥在马上，信马由缰，踏入草原深处，溶入融融月色中。。。。。。

就在那一刻，郑明芳心暗许。这位曾在向阳峒山坡上放牧时引吭高歌、歌声在向阳峒山水之间回响而引人瞩目的歌手，因音乐而结缘于回龙圩，谱出一首知青浪漫曲，他们的婚礼在马鹿头工区下岩村举行，原向阳队的知青悉数出席，送去了对向阳队最早的一对知青夫妻的祝福。

当然，生活并不总是充满浪漫色彩，日后，随着孩子的出生，他们一家开始艰难度日。有一次，我们队出早工挑茶籽去下岩油榨坊，正碰上下岩队出工，只见郑明背着他们的儿子小虎子与队上的妇女走在前面，李一之肩着一把锄头、汲拉着一双鞋子，走在队尾。李一之人很高，远远地看去，显得特别抢眼。为了生活，李一之一度与音乐绝缘，小提琴挂在墙上，乐谱架摆在屋角，都蒙上了很厚的灰尘，一个音乐才子过起了犁田、耙田、挑谷子、烧石灰、砍柴、赚工分养家糊口的日子。郑明除出工外，还要照拂孩子的吃、拉、撒、睡，还要跟队上的妇女学打鞋底、做坛子菜，再也听不到向阳峒第一女高音的歌声，偶尔听到她小声地哼两句，那是她给儿子哼的摇篮曲。

回城后，两人分别在区、街办的工厂工作，因工厂的效益不同，两人的收入有着不小的差别。到后来，李一之所在的街办工厂倒闭，拿了很少的一点钱就被打发了。2004年，我从湖南知青网和长沙晚报上得知无单位的老知青可办理养老手续的消息，我马上想到了李一之。李一之凭着一张盖着农场原革委会大印的泛黄的证明信，交了两万多块钱，比较顺利地办好了手续，10月份就开始领养老金，解除了后顾之忧。如今，李一之正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那双拉小提琴的手，如今敲打着键盘，他成了电脑高手。我在港岛娱乐城工作时，他在工程部工作，电脑装机方面的困局常请他来解围。郑明从“港岛“出来后在一家渣土运输公司打工，老板信任她委托她全权管理。她说为了子孙和未来的生活还要挣点钱。当年那个被母亲背着出工的小男孩，如今已长大成人，娶了一位湖南卫视杨乐乐般漂亮的成都女孩为妻，小两口揣着在长沙挣的钱，准备去成都发展，寻找商机。

徐菲菲是一位孤儿，1965年她原本分配去读高中，但许是生活所迫，也因著几分懵懂，她还是随上山下乡的队伍来到了江永。记得还是初到段岭源村时，一天晚上开联欢会，她自告奋勇跳《红梅赞》，邀请一位女生为她伴唱。奏过过门后女声开始唱，她側着身，扬起手，迈着舞蹈的碎步向前舞去，忽然大叫一声：“一个凼！”原来是“舞台”地凹凸不平，她正好踩在凹的地方了，差点摔倒，顿时引起哄堂大笑。笑声未落，她已退回原处，神情自若地扬起手，准备重新开始。后来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叫她的名字，而以“一个凼”作为她的外号。文革中，她随大家回了城，由于没有住处，常常是这个同学家住几天又到那个同学家住几天。知青的文艺宣传队《红一线》招演员，她马上去报名并因能歌善舞而被录取了。能找到这样一个不为每日三餐和晚上就寝为难的落脚处，她自然喜出望外。但好梦不长，随《红一线》的解散，她又重新过起了流浪的生活。几个月后，迫于生计，她还是回到了农场。

因著在《红一线》的演艺经历，徐菲菲被农场文艺宣传队吸收，她带来了很多从外面学来的节目，成了编导的得力助手。在这里，她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她的守护神陈复原，从此，两人携手，不离不弃，厮守一生。

陈复员是农科所的一位知青，多才多艺，尤擅书画。相传在宣传队时，有一次，农场为知青们补发工资，第一次一下子拿到六、七十块钱，有一位小队员喜出望外，躲在蚊帐里神情专注地在数钞票，一张又一张。这一场景被陈复原瞥见了，他信笔画了一张漫画，人物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神态则被无限地夸张、放大，在画的下方，他大胆发挥想象，画了一个馋嘴的老鼠，探出头来。这一生花妙笔，给画幅增添了喜剧效果。作品传出后，一方面充作了宣传队员们闲适时分的笑资，另一方面让人看到了陈复原美术创作的功底。回城后，陈复原在长沙市立一医院作宣传工作，同时拜大师李立为师，求得绘画上的精进。徐菲菲则在同一医院作护士工作。

陈、徐的结合，起初并不被人看好，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反对，，一度给他带来很大压力，但他认定看准的，就一直没动摇过。有几年，徐菲菲因病住院，每次都是大半年，陈复原忙里忙外、忙上忙下，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有时病人焦躁不安，一刻也不能离开陈复原，甚至动手厮打，陈复原都只能忍气吞声。有一次我们结伴去附二医院探望，男士没能进去，女士们从病房出来都感动得一塌糊涂，纷纷将“天下第一好男人”的称号颁给陈复原，我们都庆幸徐菲菲嫁给了陈复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如今，在陈复原的精心照料下，徐菲菲的病好了很多。儿子也娶了媳妇，小两口开了一间婚庆艺术工作室。老两口每天早上去烈士公园唱歌，下午还要到歌厅去唱。徐菲菲是那种拿着唱筒就舍不得放手的“麦霸”，歌唱是她的至尊爱好。他们守望着一份简单的幸福，度过晚年歌乐升平的日子。

徐静文是那位曾和王致远一起跳《北京有个金太阳》的女孩，她的先生是李一之的弟弟李介之，也是因共同的爱好而结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工区的宣传队代表农场参加了江永县的文艺汇演时，我第一次认识李介之。他们公社知青演出的小舞剧《鱼水情》 轰动了整个汇演。据介绍男主角的饰演者是原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的独舞演员，他挺拔的舞姿，眉目流盼间溢出的那种典雅的气质，旋转、托举、劈叉一系列叫人目不暇接的高难动作，训练有素的舞蹈功底，直逼当时样板舞剧主角刘庆棠，征服了我们所有人，许多年后我还记住了这台舞剧。我感到奇怪的是，省知青艺术团为什么没有发掘出这部曾带给我们无数美好回忆的舞剧，难道是再也找不到那样优秀的男舞蹈演员了？

李介之在舞剧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起着绿叶衬红花的作用。几年后我听说他和徐静文结为夫妻，同为舞蹈爱好者，我想这倒是蛮般配的一对。

李介之是一位冬泳爱好者，电视荧屏上常出现他的形象：头戴泳帽，双手交叉，胸肌隆起，身体倍儿棒。这次返乡，他原本要陪徐静文同行，后来听说在临上车的一刻放弃了。我真替他惋惜。旅途中，我们讨论保健养生的问题时提到了李介之，徐静文向我们介绍了李介之有规律的体育锻炼生活，谈到李介之强壮的身体节省了不少医疗费时，她开玩笑地调侃说:”他这么好的身体，一个堂客怕是到不了岸。“引得我们哄堂大笑。说笑之间，她对李介之的喜爱之情已是十足地溢于言表。

一个文学青年的故事：与爱情擦肩而过，友情长存。

我们在石头水村寻觅着当年的遗迹，我们曾居住过的那间大堂屋已渺无踪迹，在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幢新砖房，一对新婚夫妻以疑惑的眼神迎接着我们这班不速之客的造访。

我对这间已消逝的堂屋存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当年我就住在进门右手用砖间隔出的第一间房。在这里，我度过了我下乡八年中生活最艰难困厄、思想最为傍徨苦闷的日子；在这里，留下了我阅读生活难忘的一页。

我在下乡时带到乡下的一大皮箱文艺方面的书在“八月大逃亡”的日子里损失殆尽，一位朋友在老职工伙房里“抢救”出一本盖有我印记的、留有我眉批的书给了我，书的后几页已被撕去，翻开书页才知道是何其芳的文学论文集《文学艺术的春天》，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时，我们知青的阅读渠道已非常狭窄，从外队和公社知青那里不时有一、两本书流传到我们队，因书停留的时间有限，我们常分时间段、上下册几人轮流阅读，有时甚至是通宵阅读，赶在第二天太阳升起出工前交给来人带走。我常惊叹当年的年轻、精力充沛，阅读了一通宵，第二天出工照常出大力、流大汗。由于是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阅读，所以记忆特别深刻，至今难以遗忘。

一本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传到我们队时，已翻阅成上下两截，看一页常要上下对照页码和文字的连贯与否翻两小页。小说记叙了英国十八世纪封建家族观念对一个女孩精神和身体的戕害，我读完小说掩卷沉思，想到的是在当时社会盛行的血统论和它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压抑和对思想的钳制。在这间房中，我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时代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全是在知青中辗转多人才传到石头水的。我还重新温习了何其芳的两篇文学论文《论红楼梦》和《论战争与和平》。阅读这一系列作品，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中那些优秀女性的高尚而富有诗意的典型形象一个个从石头水深夜小油灯的光焰中走进了我的心中。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秋晨或“冷雨敲窗被未温”的冬夜，我感到了文学的温暖。这种温暖像一股超越时空的力量，点点滴滴地塑造着我的心灵；这种温暖又像一双带有体温的手，慰藉着我在俗世中一度冷漠的情感重新火热起来，充满着对美好境界生活的无限追求。我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还读了列宁论述列夫.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文章。在“四人帮”文化专制和文化虚无主义充斥报刊、广播时，读到这些文章，就好像和这些哲人和智者交谈，使我的思索空前活跃，进到一个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境界。

离开石头水后的岁月，我曾遇到两段感情。一段，爱与我擦肩而过，而另一段，仿佛是生活对第一段感情的报复，套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名，感觉“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猝然而遇的情感，我曾手忙脚乱、心慌意迷，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现成的处理爱情棘手问题的答案，但我从中所吸取的精神营养却支撑着我。在困难的时刻，家庭的告诫、知青同伴的帮助，使我们走出了泥沼，尽量的减少了对彼此的伤害。

我阅读《贵族之家》时，最后的一段经典描写，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以致过目成诵：“对于虽然活着却已经退出了人生战场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提起他们呢？据说拉夫列茨基曾经拜访过丽莎隐身的那个遥远的修道院------并且看见过她，，当她从一个歌唱席走到另一个歌唱席的时候，她曾经紧挨他的身边走过；她以平匀的、急促而又柔和的修道女的脚步，一直向前走去-----一眼也不曾望他；只是朝他这一边的眼睛的睫毛却几乎不可见地战慄了，她的消瘦的脸面也更低垂了，而她的绕着念珠的、紧握着的手的手指，也互相握持得更紧了。他们两人所想的是什么，所感觉的是什么呢，谁知道？谁能说？人生里面有些瞬间，也有些情感，…….那是我们只能意会，却不可以言传的。”在离开石头水村和回城的日子里，有一个念头常常盘绕在我的心头，几十年后当我们不期而遇，会发生甚么呢?没有了爱情，难道就.......

将近四十年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我与她在这个城市相遇，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家庭和儿女，两颗心早已归于平静。她的女儿出嫁，她向原向阳队的所有知青发出了喜帖，当然，我也受到了她的邀请；当我的儿子娶媳妇举办婚宴，虽然囿于场地规模的限制，儿子儿媳只给了我一桌宾客的“指标”，但我首先想到应该给她送去一张喜帖。在一位知青六十寿诞的下午，原向阳队的知青相聚一堂，大家丢掉了平日的假面，唱啊、跳啊，“老夫聊发少年狂”，好像又回到1966年的除夕在向阳峒茅草屋彻夜狂欢的时光。我大胆地邀请她对唱一首《为了谁》，虽然从没有在一起配唱练习过，但也天衣无缝。当联欢接近尾声，我献唱一首内蒙古长调民歌。当我唱完第一句时，她迈着高雅的步伐，款款步入舞池，应和着我的歌声跳起蒙古民族的舞蹈。在音乐声中，她双手叉腰，有节奏地抖动着双肩，先是俯身向前，后又昂起头，向远方眺望，目光如一泓碧水而又充满十足的自信 。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谐，就像春雨润开了花的骨朵；夏季的和风，吹拂过草原。

              1971年春节前，她转点浏阳，临行前给向阳队的知青朋友们写了一封公开的告别信，在信中，她充满激情地写道：“五年的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是我们充满着青春活力、奋勇向上的真实写照，是我们单纯、热情、天真无邪的灵魂的真实写照。我们的集体里充满着纯洁的友谊、无私的帮助、热情的批评、真挚的关心，谁能说这样的集体不值得我们用最赤诚的心来永久地记念她呢！”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她的这一段话，我感到，友谊地久天长有了全新的诠释。节目完毕，我牵起了她的手，将她送到她的座位上，手贴着心的位置，由衷地向她鞠了一躬：“谢谢！”

---------这一次的敬礼，也是以友谊的名义！

与爱情无涉的另类感情故事

邱某自称邱某人，我们在他的自称中减去一个字，直呼邱某，叫得久了，知青不分男女，大家都这么叫他，也不显得唐突，倒有几分亲切。

邱某于1965年9月随长沙市十七中的同学下到回龙圩农场，1969年后才调到马鹿头工区。虽然是后来的，但大家都喜欢他豪爽的气质，他大口地喝酒，大片地吃肉，大碗地吃饭。说话也是粗喉咙大嗓门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两轮下弦月。邱某豪爽却不放纵，常年穿一件人民装，不管天冷天热，风纪扣总是扣得紧紧的。出工时，从不偷奸取巧，总是拣重活难活干，尤爱帮助别人。自然在队长和老职工中也不乏好评。

邱某擅言谈，常与知青海阔天空，贯穿古今。唐宋诗词，民俗野史，引经据典，街谈巷语；也长于“手谈”，常有知青从各队赶来，与他棋盘交手，黑白世界里，龙争虎斗，“棋室”外好远就听见他高声谈笑：或得意，或奚落，或指点高着，或悔棋争执，这时邱某往往袒露出本色，显得十分可爱。

邱某是平江人，他常和我们谈起彭老总1958年年底回平江的故事。那一年邱某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挤在欢迎元帅的人群中踮起脚眺望。在文革的背景下，彭德怀的话题无疑是大忌，但邱某却肆无忌惮地和我们大侃特侃，谈到彭老总在灾荒饥馑年代和老区人民心贴心的轶事，提到彭老总甘犯天条为民请命的大无畏气概，谈到彭老总受冤屈仍丹心不改，邱某的眼眶红润了、声音哽咽了，毕竟邱某也还是性情中人。下乡当知青的年代里，体验到最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我们从来也没有把彭老总当坏人，在我们的心中把他归入“落难的忠臣”。

邱某在江永的处境一直很艰难，生活和事业前景叵测，愁绪绵绵。当时知青向湖区和靠近长沙转点也较为风行，邱某在平江的亲属一直在谋划将他转点到平江老家，条件是做“上门郎”。邱某却一直在犹豫，下不了决心。一来在江永，他和知青以及老职工已建立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已熟悉了这方山水；二来对故乡平江，他存有一份复杂的感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打拼，前途未卜，还有多少艰难横亘在他的前方呢。半年后，平江的亲属来了最后通牒，要么回平江做上门郎，要么以后就听之任之，亲属们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莫看邱某平时也是一个要强的汉子，其实他的内心也有软肋，性格中也有软弱之处，关键的时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尤其是做上门郎，在他这种天马行空的人看来，简直是一种屈辱。

邱某将自己关在阁楼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都没有下来，，我们去推他的门，他也不开，悄无声息，三天中也不知吃甚么东西充饥。第四天他下楼了，人整个瘦了一圈，面容疲惫苍白，推门一看，满地烟头，空气中弥漫着的旱烟气味扑面而来。

邱某走了，离开了小阁楼，离开了田美村，是不是去作“上门郎”这个男子汉之间忌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次我们返乡，特地将那座小阁楼拍摄下来，作为对那个苦闷彷徨岁月的记念

邱某到平江后，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到年中时他给我来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开头照例是问候、回忆、感怀，谈到我们所关心的他的现状，他写道：“现在我还在生活的罗网中左冲右突，有时疲劳了，就一个人静静地回忆着，才感觉到一点轻松。”

最后他写道：“请原谅我不喜欢写信，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仅此致意，愚鲁顿首！”这一段倒是写得豪爽，充满着与既往决绝，开拓未来的勇气。

因著这一句话，我们的联系断了，但我一直念想着这位豪侠。曾听说他在农田水利部门工作，还有人说他当了水利局长，“啸傲于山水”，这倒是很适合他的脾性。故乡终于接纳了他，他也终于融于哪一方山水。

我记录了这么多从历史夹缝中留存下来的知青爱情故事，只是不想让它们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中。我记叙的这些故事，是文革前从学校下到农场的那一批知青的故事，带有那个时代和特定的一群人的特征。这一群人和他们的命运共同构成了年代的质感和生活的质感，我如实地记录下来，没敢虚构。在历史的宏大记事中，我们只是小人物，但小人物的生活也有小人物的精彩。我们都是共和国的儿女，我们中那些初中毕业的知青弟弟妹妹，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六十年了，我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每一个脚印都踏在了共和国的脉搏上。如果那些研究知青史的学者能从我的文字中得到启发；那些知青文学作家能从中找到素材；如果我的知青同伴们读后能说：“谢谢你，笛兵，你让我和我们的后代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自己，找回了我们已逝的青春！”我就心满意足了！

五、与新一代建设者的对话

回龙圩管理区对于我们这批老知青的返乡显示了极大的热情，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考虑到管理区内正在大兴土木，招待所在建，我们只得住在县城宾馆，管理区专门安排了一辆面包车接送我们。

8月19日，管理区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了一个欢迎会，除书记因病住院外，区长、副区长、旅游局长都拨亢参加。区长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辞，介绍了管理区的发展情况。经省委、省政府批准， 2001年已撤销湖南省国营回龙圩农场，正式设立回龙圩正县级管理区,比照县级政府行使职能职权,全面负责管理区域内的行政、经济和社会事务。他介绍说，管理区成立后，请省里的专家、学者到回龙圩来考察、研究，重新定位，制定出发展规划。目前正按发展规划实施。管理区目前已是农业部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水利部自压喷灌基地、湖南省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和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1996年回龙圩镇被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他满怀激情地说：“管理区自然环境相当优美，柑桔成片，奈李成园，茶叶成行，牛羊成群。每到金秋，丹桂飘香、果满枝头。高尚湖森林公园更是山青水秀、风光绮丽。欢迎大家来回龙圩旅游、投资。”

我们中的知青画家和书法家也将自己专门为这次返乡而创作的作品送给了管理区。

坐在宽敞、明亮、洒满秋日阳光的会议室，望着周遭一片建设的新图景，听着区长的介绍，我们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1959年，原回龙圩垦殖场正式更名为国营回龙圩农场，属湖南省农业厅农垦局及湘南行署农垦局管理。回龙圩农场曾是我省八大国营农场之一，作为国家的具有示范性作用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生产新技术和机械化的试验基地，农业管理和科研人才培养的摇篮，历史上曾经有过值得骄傲和辉煌的一页。在1965年我们下到农场之前，农垦部长王震将军、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和省农垦局局长杨第甫都曾到农场视察和指导工作。从1959年算起，农场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路程。在这期间，农场的管理体制也不断地在变，1965年隶属零陵地区，1969年起隶属江永县。五十年来，一代代的领导者筚路蓝缕，开拓进取，在这方土地上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精力，探索着办好社会主义农场的路径。他们中有南下干部，也有土改中成长起来的本省干部。在我们的心中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杜殿魁，杨草生，周兴忠，魏淑华，张武祥，欧阳章标，左沧泉。尽管在当时，我们知青对其中的一些领导有过不同的意见，甚至作过尖刻的评价；有的曾不顾客观规律，办过错事；有的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运动中办过一些伤害人心的违心事；但是四十年后回忆起这些前辈，平心而论，我仍把他们归入党的优秀干部之列。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廉洁奉公的品格，令当今无数的官员望其项背而汗颜。他们经手兴修的水利工程、园田化工程，开办的工厂，创立的多种经营基地，虽然有的因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半途而废，有的因不合当地环境要求而告失败，但那些成功的业绩至今还留在回龙圩的山水之间而造福万代，使后人充满了对他们那一代创业者的崇敬。即算是他们的经验教训，也留在了回龙圩的历史里，成为后人的殷鉴。

领导干部给我们知青印象最深的是副场长杨草生。他是一位南下干部，战争年代，脑袋别在裤腰上冲锋陷阵；和平年代，铸剑为犁，屯垦为民。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场长一级的干部都配有小枪，于是老知青告诉我们，只要见到那位腰间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穿一套旧军装的北方老头，就是杨场长了。1966年底，农场抽调各队劳力举行水利会战，我们知青背着被包来到水库工地， 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工地总指挥。他的岗位不只是在指挥部，更多的时候，他出现在各个工区 的工地和茅棚。伍、六十岁的人了，他也和年轻人一样，光着膀子挥着大锄挥洒着汗水。有一天，他到我们工地和我们一起抢进度，挑着百多斤重的畚箕，大步流星地向库坝走去，我紧随其后，一股浓烈的诗情奔涌而出。休息时，我赶紧找笔记下，投到《工地战报》，诗题就叫《脚印》。八十年代初，读到韩少功的小说《西望茅草地》，我惊奇地问自己：“这不就是写的我们农场的杨副场长吗！？

我也记住了我们工区前后两任书记商国基和徐景屏。商国基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复员军人，从省体委射击队领队职位上下放到回龙圩，保持着青年军人的硬朗作风、性格豪爽，说话口无遮拦。有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与农场领导发生争执，他说了一句很意气用事、很骄傲的话：“你们连美国鬼子都没有见过，懂得甚么！？”文革初期，有人借此话曲解原意、无限上纲上线，把他打成回龙圩的“三家村”，吃尽了苦头。后来落实干部政策，他调到马鹿头工区当书记，说话、处世收敛了很多锐气，办事和处理问题，也更加贴近民意，顺应民情了。

徐景屏是一位湖南农学院的毕业生，扎根农场，在基层工作多年，如果不是别人介绍，你肯定不会知道他科班出身的身份。他的夫人是一位瘦小的普通女人，穿着打扮和村妇并无二异，经熟识的知青指点，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工区一把手的夫人。徐书记主政马鹿头的年份，正是“抓革命”的年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的专业并没有派上用场。只有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时，他才真正找到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他担任回龙圩农场书记和永州地区柑桔研究所的所长兼书记时，把回龙圩的柑桔系列产品推向全国和海外，回峰绿茶和清水玉笋罐头在全国评比中获奖。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考察湘南的农业开发，专程来到他的研究所听取他的汇报。我们的徐书记开始还很紧张，说话结结巴巴的，在副总理亲切目光的鼓励下才摆脱窘境，滔滔不绝。这正是这位农学院毕业生一生事业的巅峰期。

欢迎会后，我们在成萍副区长和旅游局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原回龙圩农场场部原址、万亩果树园、高尚湖水库以及衡昆高速公路回龙圩入口处。与成副区长一路同行，交谈中我们得知她的父亲就是农场的老财务科长成植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她的父亲从省农业厅率领西洞庭会计训练班的学员来到回龙圩，从此把家安在这里，再也没能回去了。她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小学、中学也是在这里上的，直到当上领导干部。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和回龙圩连在一起，这里该有多少故事令人回味。

回龙圩农场场部的遗迹只留下红楼礼堂和对面的招待所小楼。这里留存着太多历史的记忆。1965年9月13日我们来到回龙圩，第一回晚餐和第一夜投宿就是在这座红楼。1965年年初，省农垦局局长杨第甫（后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为检查、落实国务院关于知青问题的文件来到回龙圩，他的报告会就是在这座礼堂举行的。比我们早到农场的知青们回忆说，当时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杨局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天马行空，足足讲了四、五个钟头，既讲了农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又讲了青年应担负起的历史作用，既委婉、又严肃地批评了部分基层干部简单、粗暴对待知青的错误行为，又勉励知青们树雄心、立大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农场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才智。杨第甫是党内的才子， “一二.九”运动时上海大夏大学首当其冲的学生领袖，演讲极具鼓动性。老知青向我们描述当年的情景说：“全场所有的知青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报告，一上午连厕所都顾不得上，就连那些平时最调皮的小青年，此时都正襟危坐，虚起耳朵，生怕听塌一个字。”中午在场部开餐，知青们团聚在一起，大块地吃肉。下午继续听报告，知青们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快乐，那样热血沸腾！1975年我在省轻工局工作，头发已花白的杨老调到局里挂名担任一个虚职的副局长，那时他的儿子杨曦光（文革后改名杨小凯，定居澳大利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坐牢，他的夫人正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有幸和他们家住一层楼，有几次我从他们家门口经过，都想告诉他当年在回龙圩的报告给我们知青带来的震动和喜悦，但总见他捧着大部头的书在读或思考，我就不忍心打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了。

前辈在报告中描绘的美景正一步步地在回龙圩实现，尽管我们有时嫌这种变化来得太慢。这次返乡，当我们在车中远远遥望突兀而起、秀丽的洛湛铁路江永火车站候车楼时，当我们下车走近衡昆高速公路的分道口时，我感到回龙圩遇到了新的机遇期、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

下午，我们拜访了两位坚守在回龙圩的知青：张运忠，李婉伶。张运忠是原神仙峒的知青，后在回龙圩场部担任一个部门的领导，现已退休，安享晚年。根据安排，晚上我们到马鹿头分管理区，我们把这两位知青老战友也一同拖上了车。

在分管理区的办公楼，我们与领导班子一班人会见了。他们朝气蓬勃，充满热情，与他们交谈，我们一见如故。他们中有的是从外地调来的；本工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父母都是我们当年熟识的同辈人；最年轻的几位，是出生在我们离开马鹿头后的80后、90后了，他们现在都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我们能不感叹岁月催人、韶光不再吗！？

晚宴在办公楼后的小坪举行，吃的是马鹿头的鱼、肉、饭、菜，喝的是马鹿头酿制的米酒，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十多年后再尝味道，自然勾起无数深情的回忆。撤掉餐桌后，联欢会依旧在后坪举行。主持人宣布首先由唐大为开唱，接着是知青应和。没有伴奏，没有灯光照耀下的舞台感，但大家都在用心灵唱歌，这是马鹿头前后两代建设者们的对话，音乐就是我们的语言。在歌声中，我们歌唱“桃花盛开的地方”，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也是我们知青的第二故乡；我们倾诉着“我和我的祖国”那永不更变的感情，“亲吻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大河；我们呼唤着“请把我的歌带到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歌声中走来了村里叫小芳的姑娘，惊醒了“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下，小芹思念二黑哥的心思。成萍副区长、旅游局长也和我们一起歌唱，或婉转入云，或大气沉稳，个个身手不凡。张运忠一曲《北国之春》，浑厚淳朴的男中音唱出了沧桑感，歌声中你可以听到一个留守知青对故园和亲情的思念。

轮到周兰唱歌，开始她还杏眼圆睁作推脱状，谁知一开腔：“多谢了”又亮又响，顿时赢得满堂彩，随后“多谢四方众乡亲”如高山流水奔泻而下，拨响了我们心中的那一架架竖琴，激起我们知青的共鸣。接下来的歌，她唱得多情婉转，切合此情此景，完整地表达了我们老知青对第二故乡乡亲的感谢之情。周兰平时多是唱陕北民歌，那从旷远的黄土高坡发出的高亢歌声抒发了北国女子幽怨然而炽热的情感张力，展现了独特的西北风情。第一次听她唱广西民歌，处理得这般细腻、激越。如果没有当年在马鹿头坎坷经历积淀出的深厚情怀，她不可能演绎得如此完美，把晚会推向高潮。

这台晚会，如果评选最佳女歌手，周兰当之无愧；最佳男歌手的桂冠则由唐“大为”摘取。这位农业大学毕业的管理干部，民族、美声皆擅，唱功、表演倶佳，赢得最热烈的掌声。

歌声中，我想起了当年马鹿头的那支文艺宣传队，和它取得的荣誉。今天的马鹿头管理区新一代的建设者们，无论是学历、人文素质，歌唱水准，都已今非昔比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马鹿头的未来一定更美好！于是，当轮到我唱歌时，我以言代歌，即席一通宏论抒发了我的感慨和祝愿。

我们度过了在江永的最后一个夜晚，最愉快也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六、印象何裕建（二）

在江永的日子里，我们与何裕建朝夕相处，心态变得年轻，旅途的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作为一位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瑶家子弟，他始终对家乡怀着一份深深的眷恋。点开他在中科网的博客，就有好几篇介绍家乡的文章并附图片。我们参观江永的“三千文化”，他充当导游讲解“三千文化”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而且他的讲解并不是照本宣科，在讲解中参入自己的见解，条分缕析，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对女书有着独特的喜好，，陈迎楷的书法女弟子中有一位是研究女书的，写有专著，听说何裕建颇感兴趣，陈迎楷返城 后马上给他邮寄了一本。凭着他本地人在语音、习俗、人脉关系方面的优势，加上学者生涯中养成的学术研究的习惯，如果他转行研究女书，假以时日，说不定他的大名将忝列女书专家门墙。

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书斋或实验室型的学者，就如陈景润型一心一意钻在象牙塔中研究学问。他有广博的爱好、海纳百川的胸襟，他研究化学却又与生命科学这个当代前沿科学搭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在两个学科交叉的领域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在他的博客上，有一篇指导研究生钻研学问的访谈文章，微言大义，深中肯綮，我们这些门外人读了也深受启发。他游览过国内外很多名山大川，但他每年都要回家乡一趟，和同学、朋友、地方官员交流、切磋，介绍商贾名流考察或进行投资的可行性论证。这次我们到江永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从回龙圩回到县城已有十点钟了，他又拖着我们去KTV直到凌晨一点多。我们不恭维他歌唱得多么好，但他会唱很多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的流行歌曲；我们也不夸他舞步娴熟，但他快三、慢四，跳起迪斯科，扭臀送胯，倒也像模像样。闲谈中说起他在回龙圩农中读书时的“梦中情人”、那些腼腆的小女孩，他也会爽朗地大笑，那时候，他天真得就像一个大男孩。

和很多前辈的科学家一样，何裕建也深深地爱着我们的这个国家。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十年，面对那么优裕的工作环境和诱人的生活条件，他却毅然选择了报效祖国回到北京。由湖南省委选派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去到美国，何裕建作为湖南同乡会派出的工作人员鞍前马后地为这些家乡来的客人提供服务。他曾开车往返数百公里，接送他们参观访问；也曾凭娴熟的口语和在异域生活的经验为安排他们的食宿而奔忙。培训班的学员现在都成了省内各部门、各地市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开玩笑说：“小何，现在全省各地到处都有你的官员朋友了！”

八月十九日上午，我们参观高尚湖水库，站在大坝上，我们为“高峡出平湖”的壮观和大自然天设地造的美景而一唱三叹、流连忘返。这个水库灌溉着回龙圩万顷良田，而且也是饮用水水源。整个回龙圩因她的存在而鲜活生动起来。她是回龙圩的引人骄傲的名片，也是招商引资吸引眼球的一个亮点。

水库周边山上一棵棵被去年冰灾冻死的树的躯干突兀而起，显得那么打眼，同行的几位文人骚客正为自然美和残缺美而争论不休，而陪同我们参观的何教授却在这里发现了与美丽风景不相匹配的另类场景。

我们于八月二十日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江永。“09秋之旅”虽然已经结束，但我们老知青和何裕建教授的友谊仍在继续，《印象何裕建》（三）也许是我下篇文章的题目。何裕建在发给我们的短信中赞扬知青们的正直、善良，表示“和知青大哥大姐们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假期”。

每个时代都把那些带有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人称为“新人”。为寻找新人、塑造新人形象，每个时代的作家为之呕心沥血。和何裕建相处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新人”这个词。

他是山的儿子，从小受山的熏陶，有山的性格、山的豪爽、山的质朴、山的真挚、山的憨厚。山给予他灵气与聪慧，山塑造了他执著、奋进、坚韧的精神，

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有那么多的人注视着、关心着、支持着他：乡亲、知青、书记、老师、同学、教授、同行，异国的朋友，还有他的家人。在这些人的推举下，他攀上了事业 的高峰。在世界科学讲坛上，他是“中国学者何裕建”。

他幸运，他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年月，一个山里娃才登上“空中客车”叩响大洋彼岸科学殿堂的大门；他接受蓝色海洋文化的熏陶、感知当代最尖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但他知道他的根在中国，十年后他还是回来了，回到水立方旁的那间试验室。

与他一起回归的，有他对祖国和故乡炽热的爱，还有他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

“09秋之旅”，我们老知青和这样的“新人”一起，我们感到无比充实.

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的心境去聆听一个主题或整部作品，对音乐表达力的感受，每次都有不同的体验。没有哪一首乐曲能像《梁祝》这样，长久而又深远地影响人的一生，不断地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即算是在文化专制的文革十年。

你能有如此感受，说明你绝对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不同凡响

诞生于茅草屋或者老宅砖房中的爱情，跨越了世纪，延续至今，如果共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艰苦与共”。我钦佩 那些当初下决心与男知青牵手共赴苦难的女知青，她们面临着那么强大的阻力：来自生活的，来自未来的；承受着那么厚重的压力：家庭的，社会的；又有那么多的诱惑，面临那么多选择的余地。但她们却毅然选择了艰苦，选择了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个年代所表达的单纯而坚定的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动的社会中，是多么稀有和值得留恋。

我们原大队也有好几对知青结婚，仅一对不太好，其他的很好，包括上面提到的，周教授，他们也全是江永知青，相当好呀，这样的爱情，值得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