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知青的蹉跎岁月
田立宪
再过几天就是今年的11月2日，这是一个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它是我们怀化芦坪知青下放38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特涂鸦此文，聊作一份迟来的纪念。
一、因为家庭问题而下放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掀起了山下乡的高潮，无数的初高中毕业生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城市奔赴农村。
不过，我有幸成为知识青年却是我没有料到的，因为我在学校的表现一直很好。1969年我进入长沙市第八中学读初中，第一年就担任了排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第二年就升任为连长（一连有五个排，相当于现在的年级），并兼任红卫兵兵团宣传委员，主管全校的宣传工作（那时团组织尚未恢复）。虽然有繁重的课外事务，但我的学习成绩还是相当好的。在那时要应算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分配我下农村，因初中毕业时有“四个面向”，即“升学、招工、参军、下放”。毕业后等分配时，学校还聘请我在新来的初一班担任了一个学期的辅导员。不料，1971年的10月，我却接到了下农村的通知。当时，不仅自己感到吃惊，连学校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不相信。后来听说，是学校拿我做了“挡箭牌”，不论是表现好的学生还是表现不好的学生到学校闹着不肯去农村时，学校都会拿我出来抵挡。其实，我知道我下放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家庭问题，因我父母都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当时，虽然政府宣传上山下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但实际上分配到农村去的都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表现不好的小青年。
我那时思想相当进步，早已接受过“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因此没有多想就准备下农村，不料却遭到了家里的极力反对，为此叔叔还大骂了我一顿。因我父母打成右派后一直在沅陵县工作，我在长沙随年迈的祖父祖母生活，我走后则他们的身边无人照顾。但我当时决心已下，认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二 、发生一起“11.5”政治事件
因我们这批光荣的知青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在学校调皮捣蛋表现不好的小青年组成，因此，在赴怀化农村的途中就上演了不少“闹剧”。
当天上火车后，一些调皮的知青就将整个车厢的其他乘客赶走，使这个车厢成了知青的专用包厢，几个长沙市北区政府知青办和知青单位派出的带队干部出面制止也未能制止住。当时直达怀化的铁路尚未修好，我们晚上在邵阳下车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乘汽车翻过冰天雪地的雪峰山，夜宿安江县招待所，第三天才来到怀化县县城——榆树湾。下午，县里派卡车要将我们送至距县城较远的芦坪公社。当时大家都不肯上车，因原来是准备安排我们到离县城近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另一个公社。经县知青办领导和带队干部反复做工作，大家才答应先去看一看，但还是有两个知青坚持不肯去。
下午5点多钟到公社时却无人接待，因为他们听说知青不肯来，故未安排人接待，后一直等到7点多钟还没有人安排饭晚吃，大家只好自己花钱到粉店吃了一碗粉。一直熬到晚上八九点钟公社才来人将大家安排到几处农家的阁楼上住宿，上面布满了蜘蛛网，楼板上铺的是稻草，当晚风雨交加，寒气刺骨，面对此情此景，一些知青开始想家、流泪，有的大发牢骚，吵着要返回县城和长沙。
正在此时，先天没有和大家一起来的李平昌和另一知青赶到了公社，当得知昨天知青们的遭遇后，李平昌即炫耀说，昨天县委书记请他俩吃了饭，还安排在县委招待所睡了沙发床。这无异火上浇油，更激怒了知青们，大家一致要求返回县城重新安排。经带队干部反复做工作也无用，大家都纷纷往卡车上爬，带队干部只好要车赶快开走。但大家决心已定，没有车就步行返回。走了七八公里，来到黄金坳，此处是往麻阳县去的必经之地，有个长途汽车站，站前有一些卖小菜、红薯、鸡蛋的摊点。大家决定在此候车。不久，一辆从县城开往麻阳的客车在此上下客。此时，欧阳亦文带着几个胆大的知青冲上车，要把乘客都赶下来，让我们坐车返回县城。乘客们当然不愿下车，便与车上知青发生冲突。此时，车下的一些知青上前帮忙，拿起摊点上的红薯、鸡蛋对乘客投掷。司机见势不妙，想将车开走，肖新民见状一个箭步上前拔下了车钥匙。此时，汽车站站长赶夹劝阻，站长是长沙人，他答应由他来安排车，要大家赶快住手。知青们一听他讲长沙话，倍感亲切，立即住手放客车走了。
正在站长打电话向县里汇报要车时，带队干部乘着装有大家行李的卡车追来，大家不听劝阻，又徒步往县城方向行进。中途遇到一个铁四局的车队，被大家拦下来，要求搭车。开始司机们不同意，发生了争执，余翔当即卷起裤腿，露出了绑在腿上的小刀，并扬言不同意搭车就要扎车胎。车队长怕发生冲突，只好同意搭车，并将知青们一直送到了县政府。
后来，县里安排我们在县政府招待所办了两天学习班，县武装部部长还挎着手枪亲临学习班，他操着一口东北话说：“咱不用枪不用炮，林彪他自己往下掉，难道还怕你们闹事吗！”并将上述事情定性为“11.5”政治事件，还是怀化县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还开会对欧阳亦文、李平昌、肖新民、余翔等人进行了“批斗”，记得当时武装部长问余翔为什么带刀时，他回答道是听说湘西出土匪，带刀是防土匪的。对欧阳亦文和肖新民的行为定性是“劫持客车”罪，对李平昌的罪行定性是“煽动知青百分之百的倒流城市”，当时大家都忍不住在批斗会上发笑。因为，那时的县城还全部是泥巴路，城内只有一个电影院、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百货商店和一个县政府招待所，居民也只有几千人，最好的建筑是还未建好的火车站，在我们眼里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城市。通过学习，大家最终还是被迫返回芦坪公社。在人员搭配上，县知青办考虑到这批知青的顽皮性，特作了特殊的安排。以前安排都是男女搭配，这次却男女都分开不安排在一个队，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混合分在一个大队，我和另8名男知青分在了最偏远的壮丁大队，其中有欧阳亦文、李平昌、肖新民3个挨了批斗的，他们各分配到一个生产队，我和左石尤、欧阳亦文分在一个生产队。大家笑称，我们9个都成了正真的“壮丁”。
三、 被子上面盖着稻草睡觉
不料，更惨的还在后面。队长带我们来到晒谷场上，场边有一间用木料搭建的瓦房，墙壁是用细木条编织的，上面糊了一些牛屎和泥巴，从墙顶到屋檐还有约80厘米高是透空的。队长说，你们就暂时住在这里。原来这是在扮禾时用来临时放谷的，里外共两间，一间作我们的卧室，一间作厨房。
11月已近冬季，山区的晚上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我们睡在薄薄的被子里冷得瑟瑟发抖。无奈，我们只得用稻草捆将上面的透风处围起来。直到第二年年底，生产队才给我们盖了三间新木板房。
下放的第一年，我们每天的工分是7分5，壮劳力为10分。年终结算时，10分工一天只能合两角钱，我们7分5的只能合一角多钱一天，起早贪黑干了一年，除了分配的粮食、油等物外，我们倒亏5元多钱。
刚去时正是农闲季节，生产队活不多，便派我们去黄金坳附近修水渠，每人每天的任务是挖两方土。当时我们虽然只有17岁，倒也长得身强力壮，虽手上打满了血泡，但每天还是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倒是山区的天气有点让我们吃不消。那年冬天显得特别寒冷，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山风也特别刺骨，我下身只穿一条运动裤和两条布裤，做工时尚不觉得冷，一歇下来就感到刺骨的寒。晚上我们坐在一楼没有装墙板的框架房内烤火，一边吃着冰冷的生红皮萝卜，偶尔也能吃上一个农民带来放在火堆里烤熟的红薯，一边与当地农民聊天。此时，胸前被树兜烧起的大火烤得暖洋洋的，背后却被山风吹得冷飕飕的，真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最难熬的是晚上睡觉，因我们是后去的，当地农民家已经住满了民工，我们只能住在农民家的二楼走廊上，朝外的一面用稻草捆挡住，到处透风，楼板上铺一层草就是我们的床，我和欧阳亦文两人合被而睡，下面垫一床被，上面盖一床被，因被子太薄，无法抵御寒冷的侵袭，只得在被子上盖一床蓑衣，蓑衣上面再压一层稻草捆，这样才能勉强入睡。
还在长沙读书时我就看过小说《湘西剿匪记》，描述的土匪都是彪悍凶狠，其中湘西最年轻的土匪头子、杀人不眨眼的“彭鸡公”就盘踞在怀化榆树湾。从小心中就认为这里是出土匪的地方，所以也认为现在的当地人肯定也会有遗传，一个会凶狠野蛮，匪气十足。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并非想象的那样，其实他们很朴实、勤劳、热情、善良，甚至比知青还要文明。一些知青喜欢打架骂娘、偷鸡摸狗，这些现象在当地人中很少出现。队上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张应良夫妇一家人就对我们非常热情。张应良上有六七十岁的父母，下有四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辛，但他全家都对我们很关心，经常给我们送蔬菜、送红薯，弄了一点好吃的也不忘叫我们一起吃。记得有次他掏了一个马蜂窝，将蜂蛹炸好后请我们一起吃，香喷喷的，那个味道真是好吃极了，让我至今都不能忘怀。张应松是我们先锋生产队的队长，他的脚有点跛，据说是20年前因生活所迫当土匪时被解放军打伤的，他对我们也很照顾，安排农活时，他尽量安排比较轻松一些的活，对技术性的农活他也耐心地手把手的教我们，使我们进步很快。不久，我们就将犁田、扒田、插秧、扮禾等农活基本上学会了。插秧我甚至都可以与本地妇女比赛，往往她们还比不过我。当然，不排除我插的有不少“烟袋禾”（秧兜朝上）。由于我农活学得快，做事又卖力，因此深得当地贫下中农的喜爱，使我年年都评为“知青积极分子”，参加“县知青积代会”。
劳动时我最怕出汗，不喜欢穿上衣，记得每年“双抢”时节，冒着毒辣的太阳，我头戴斗笠、穿一条短裤、上身赤膊、一身晒得黝黑发亮、腰系一条罗布长巾、屁股后面挂一把磨得铮亮的柴刀，在田间扮禾、插秧，在山上挖土、砍柴，那个“派头”真是“酷”极了，活脱脱一个当地农民形象。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未能留下那“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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