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学是那个鼓吹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之产物。中共历史上位置最高的两个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总书记)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可见人以阶级来划分是何等荒谬。人生而平等!
我不同意将刘文学事件说成是“道德杀人”的案例,这样说很容易,也很时髦,但却有失公允。
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连这一点都要否认,就无法解释历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史。刘文学事件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刘文学的行为动机是什么?一是其阶级出身所决定的对地主的恨(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他是地富子弟决不会这样做),这种阶级恨由于国家的教育得以强化,但根源还是其阶级的本能;二是出于对集体的公共的财产的维护,这一点尤其重要,这使他的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在这两点的驱使下,刘文学获得了面对大人行动的勇气,但他事先绝不会想到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也谈不上冒着生命危险那样地英雄。反观王荣学,他一开始肯定也不是蓄意破坏集体经济,仅仅是为了很平常的原因,偷摘几棵辣椒而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杀人。但刘文学的发现和不依不饶使他产生了恐慌:地主份子偷集体的东西被抓会是什么后果?其实大不了被批斗,不是死罪。然而他害怕在众人面前挨斗,于是他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又犯下一个更大的错误(生活中人们经常这样),他由恐惧、慌乱走向了疯狂和残忍。在这个事件中,十四岁的刘文学和四十岁的王荣学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都会谴责后者,而不会荒唐地诉诸于意识形态。刘文学做错了吗?他应该装着没看见,绕道而行吗?正确的原则不应该坚持吗?否!必须搞清楚了,是王荣学,而不是“道德”杀害了刘文学。这是一个基本的是非善恶的常识问题,与阶级斗争并无直接关系。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传统价值观解构、社会道德体系已濒临崩溃的今天,正义、正气、见义勇为等品格被抛弃、被嘲笑,而冷漠的现代犬儒主义却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虚假繁荣的社会的悲哀。难道我们不应该维护公共利益吗?今天反对刘文学的做法就是纵容贪腐!
我觉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杀和被杀,而应该深层次地思考杀人者和被杀者他们的历史背景,王荣学身为地主分子,长期在被管制、被压抑下夹起尾巴做人,成了惊弓之鸟。为了生计偷几个辣椒,结果被刘文学的见义勇为,毫不留情逼上了绝路(要知道地主分子是不准乱说乱动的,竟然还敢偷辣椒,不死也会脱层皮),在没有丝毫通融的情况下,长期被压抑的积愤终于爆发了。
反观刘文学,本性是个纯洁的孩子,他保护集体财产,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行为到现在也是应该发扬和表彰的。问题是长期的斗争理念的灌输致使连幼小的孩子都时刻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旦遇到做坏事的对象是地主,就必定会水火不相融。
古往今来,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被人为的斗争哲学强化和利用了。说白了,刘和王的悲剧,还有震惊中外的湖南道县杀人事件,就是那个荒诞年代之斗争理念而酿成人性扭曲的典型例子。
湖南知青网一再重申,禁止乱弹时政,本人不敢违规,就事论事,只谈“辣椒”。
1.萧作者说:“如果不是一家老小饿得嗷嗷直叫,他绝对不会冒着天大的风险去偷集体的辣椒。”
在偷辣椒被抓时,王荣学可以掏出一块钱来收买刘文学,那个年代一块钱不是小数目,可以买十几斤米,即使你没有粮票,也可以买几十个鸡蛋,能说是生活所逼吗?
2.萧作者又说:“在濒临饿死的情况下偷摘几个辣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全家快要饿死了,几个辣椒就可以救全家活命”。
辣椒能够填饱肚子啊?很多知青都有过挨饿的经历,谁在肚子饿时吃辣椒?
3.萧作者还说:“为了几只辣椒,付出了两条鲜活生命的代价”,“所以,以今天理性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刘文学还是地主分子,都是悲剧的扮演者,都是值得同情的人物”。
一个被杀,一个杀人,居然都“值得同情”,你还“理性”?自欺欺人!
若就事论事,当然刘文学是英雄。问题是,太多的时候,那“事”经过了粉饰、包装或干脆作假。我们的瞒和骗实在是登峰造极、世界第一了。所以,对“事”,姑妄听之。信不信,还应该有第二人、第三人的述说,还得靠自己的常识和理性。
刘文学一事,我以为,更要紧的是看清看透说事人的目的。那年头,祖国大地,饿殍遍野,“非正常死亡”数千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饿死人的事,你我都是要上书的!”要被历史记住,要被后人追究与审判。
于是,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那“七分人祸”就干干净净推给了阶级敌人。
至于现在评选六十年来的百名英雄,不过是为大庆添几朵花絮。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折腾、翻烧饼,道德观、价值观屡屡被颠覆,雷锋、刘文学们都成了不合时宜的英雄。所以,犟牛兄的这般“犟”,只会让大家都尴尬。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