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兼论中国问题
引言——真理的真理就在于，它需要谬误来不断地检验自己的正确。在真理和谬误
之间，只要保持平静而自由的心灵，就能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独立的认知
黄仁宇先生告别这个世界不久，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曾特意开辟了一个
专栏来追述他和治学历程。黄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就像何清琏女士在一文中所说的
：对80年代的一批学人震动不小。但是，学术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是十分之间接的，更何况
黄仁宇讲了什么，以“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笼统体系可能只能给人一个
“新颖”的印象，然后流失于现实问题的海洋之中。但是，任何现实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
个方法。“多谈些问题”并没有什么错误，错误的是用问题来淡化我们对于“方法”的追
求。因为世界和现实秩序毕竟是建立在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共同
命题就是运用他们总结出的方法论体系来决定人类的命运。
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也许并不取决于问题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视野和所
掌握的方法。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循着历史的路线前进，如果我们驾驶的是汽
车的话，我们的确需要一张比较详细的公路图；但是如果我们驾驶的是飞机，很显然公路
图对于我们是不适宜的，这时候一张航空图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很遗憾我们今天飞机上的的驾驶员手里拿着的往往只有公路图，因此我们在高空之中
只能靠观察地上的公路路标来判断方向。这些公路就像是我们今天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我
们的目光离不开它们，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应当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什么问题
才是我们应该着手深入的？黄仁宇穷其四十年治学生涯而构建出的“大历史观”也许是一
种积极的必要的话语。
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谈得上谁决定谁吗？
《中国大历史》开篇第一章就是讲中国的水文地理（黄河流域），因此我初读的时候以
为黄老是地缘决定论的支持者。后来发现他对国家管理技术强调得很频繁（“数目字管理
”一词出现了不下千次），于是又以为他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读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
世纪》，才发现他早已跳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他的文章没有把任何一种制度形
态当作真理，而只是从文化条件（自然条件作用于人文社会的结果）和经济社会组织机制
（人文社会反作用于自然条件的结果）的“结合”来重构一段历史。我们回顾更早先的《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不难发现黄仁宇学术的客观效用在于在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寻找一
剂药性温和的良药，只是到了《中国大历史》才形成自己的体系，将这剂药以一个较为系
统的方式提了出来。
作为一个尊重中国传统治学态度（对于“考据”第一性的强调），尔后又受到西方综
合研究方法之影响（据黄自己回忆主要来自李约瑟）的跨文化学者，黄仁宇的论述保持着
中庸适度的态度。按照我的理解，惟其在“考据”方面的优势，使得黄仁宇所论述的观点
大都是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t），不用加以偏颇的强调；惟其综合研究本身的概括性
，使得黄仁宇在论述的过程中也尽量避免着“过度”纠缠于某些“局部真实”（关于“局
部真实”本文的结尾部分有所讨论）。
“大历史观”之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要不在于历史分析的“主线”上——
即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来把握历史，而是在于“方法”上——即并不主张将两者的
关系简单归纳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黄仁宇的观点，认为两者至少应
当受到同样的尊重，一方面生产力（包括他非常看重的“数目字管理的技术能力”）间接
决定着哪种生产关系（组织制度）在历史冲突中胜利，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也决定着生产力
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能量以及促进生产力自身的演进速度。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宋王朝的经济科技之强盛与300年总体之积弱。受黄仁宇的影响，
我对宋史怀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虽然这是一段被动的按照民族文化观点来说不甚光彩的历
史，但是它的诸多矛盾性使之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凸现出来，成为历史研究者必须格外关
注的一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技之发展必然能够引发社会组织制度的进步。
北宋的科技成就已经造就了值得瞩目的先进生产力部门，王安石新政也的确有组织制度改
革方面的筹划（如其推行“青苗钱”的政策已经颇具现代金融信贷体制的思想）。但是凭
借科技上的成就，经济上的富庶，何以北宋新政改革会最终失败，何以逾200年而不能收复
燕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通常解释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那么元代及至明清这500年历
史还不能完成由“偶然性到必然性”的转变？须知用这500年时间欧洲近代国家足以完成两
次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
可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问题。唯物历史观的确是唯物得
很彻底的，它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点出发，将之借鉴到历史研究的范围之中。但是
其中却忽略了“历史”本身的特性，我们现在转而考察“历史”的特性，能够得出两个显
然的结论。
一方面，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作为研究人类如何改变历史的学术，不
是生产工具的历史，也不是科技发展史。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世界的不止是“人类能够生
产，能够使用语言”，而是在于人类社会具有自己的“组织性”。也许有人说正是“物质
生产”的需要才会产生“组织性”的需要，诚然，但是没有“组织性”的“生产”能够叫
人类社会的“生产”吗？显然，没有“组织性”，人类“生产”没有意义，现在把“组织
性”还原归结为生产关系范畴，我们同样可以问：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有什么意义？
另一方面，历史具有长期性。正如中国历史亘500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一样
（这里我们大可忽略一般历史教科书上关于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之说，什么是真正的
资本主义？正如本文第三节将会论述到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技术上
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影响”。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P5】
将唯物主义引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之中，不能因为“物质决定意识”，于
是就简单地套用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为物质可以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而生产
力离开了生产关系，只是猩猩的模仿，鹦鹉的学舌，对于人类社会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一样都属于物质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生产关系”的
基本定义是：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核心就是经济制度。经济制
度的对象是物质的，是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物质分配；经济制度的内容也是“物质”的
，通常当我们谈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有财产是国家所有”这些概念时，我
们都在不自觉地将其中“物质”的一面和“意识”的一面结合起来理解的，从而形成一种
新的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对于这种“社会存在”，我们固然不能抛开其“生产力”的
一面来理解，否则违背了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抛开其“生产关系”的一
面来理解，否则那就成了非社会的物质概念，不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范畴。
因此诺思（美国经济学家）得以认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生产关系的演变，也
就是说历史变动的“主因”是生产关系，生产力表现得是否充分，要取决于人类社会的
组织制度是否有利于推广这种生产力。例如印刷机在欧洲的诞生，曾经被教会制度视为
对神权的威胁而遭到禁止。从根本上说，在历史领域，人的主动性是很重要的，人们从
来都是将自己放在主体的地位，对于生产力也好，对于生产工具也罢，它们在多大程度
上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
这一推理的反推理则是不成立的。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的
状态。这一点从以上得出的历史的第二个特征即“长期性”可以得知，具体道理前面已经
提及，不再赘述。
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其核心是：到底那一
种解释最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固然具有明显的物质的特征，生产关系的物质特征则
是掩盖在历史条件之下的，具有隐性的物质特征。那么，坚持唯物主义，是不是就一定要
将具有“显性物质特征”的一方放在决定性地位呢？谁能肯定的说具有“隐性物质特征”
的因素在功能和效力上一定会比“显性物质特征”的因素小呢？我们说“显性物质特征”
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于“隐性物质特征”的因素，不蒂于人们晚上看到月亮就
说“空中只有月亮”。月亮的确是有“显性”的光芒，但是这些光芒难道不是来自于“隐
性”的太阳么？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经典的论述是这样的：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
是物质内容，它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所以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最活跃的因素”决定着“相对稳定的因素”，这首先从物质世界的规律本身来
说就不是绝对成立的（笔者无意将物质范畴和具体物质形态混淆起来分析），“最活跃的
因素”一定等于“主要矛盾”吗？“相对稳定的因素”一定等于“次要矛盾”吗？这种显
然是概念上的混淆或者说是调换；而即便是从时空逻辑上讲这种决定关系也是有问题的。
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是这样定义的：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的矛盾的实际能力，
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我们可以注意这一定义的两个方面：
在时间逻辑上，这一定义是非常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
会需要的物质力量），生产力既然是人类的能力，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必然是社会
的人，社会的人必定是处于一定组织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下的，因此在人类产生（生产关系
）以前是不存在生产力的概念的；
从空间逻辑上来说，同一社会空间内也很难说生产力的因素占据着主要地位而
生产关系的因素占据着次要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关系定义为“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社
会关系，体现着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这一定义呈现出一种“现实性”和“客观性”。
正如前面历史唯物主义自己的定义，生产力是“能力”，是“力量”，其目的是“解决社
会同自然的矛盾”、“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那么在我们历史之一瞬（注意这是
从空间上做考察），究竟是“现实性”因素占主导地位，还是这种“目的性”因素占主导
地位呢？虽然我们难以简单地作一判断，但是如果就此说“目的性的因素占主导而现实性
因素占被动地位”则是显然是十分武断的，而且也是违背唯物主义精神的。
当然，明辨的人们会指出笔者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因为笔者借用了历史唯
物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表述，将之归结为“现实性”和“目的性”。明辨的人们往往
倾向于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看作是结果也是现实，既也看成是目的也看作是手段。有这
种辨证思想的必定想必也会同意笔者事实上的观点：就宏观的历史而言，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存在于一个历史系统之中，它们相互决定，彼此互为结果，互为原因，互为手段，互为
目的，在一个系统中完善着自己，就整个历史过程而言并不存在绝对的主次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之所以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在于忽略了“历史”这一基
本语境——诚然从某一历史时点上看社会意识和人文制度等生产关系因素有其“意识”的
特征，但是它们产生于物质现实，作用于物质现实，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体现着并无二质的
物质属性。而简单地将 “物质决定意识”的法则套用到人类社会历史，则往往要求将生
产力的地位凌驾于生产关系之上，甚或即便意识到生产关系的能动性也要求这种能动性服
从于生产力之决定性。我们现在重新强调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将之提高到一个至少与生产
力相当的水平，并不是为了引导出一个“技术决定论”或是“自然决定论”。恰恰相反，
我们正是要检讨生产关系的能动性作用，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关系之能动性置于生产
力之主动性之下来表述，而我们今天正视“历史语境之下”生产关系的物质性，从而从错
误的逻辑套用中摆脱出来，从整个历史的角度将两者视为一对相互对等的矛盾体。因为就
方法论意义而言，我们的发力点往往是在“可以变”、“可能变”、“主要变”的方面。
“大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正是由于“大历史观”有着更尊重
历史研究的语境，因而能够在这一领域更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方向。
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是要靠掩盖某方面物质存在状态的重要性，从而彰显
另一方面物质存在状态的重要性。为了不至于走得太远，就这一问题的讨论笔者暂且告一
段落。从唯物主义出发，我们至少已经可以觉察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
留有置疑的空间，从而给予我们充裕的空间讨论以下“大历史观”的一个主要原则。
二.“组织性”原则之重要
“大历史观”的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组织性（constitutional）”原则。说是“组
织性”，其实称为“结构性”更为恰当，其共同含义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经济）
部分的不同生态与活力。但是为了体现人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性，这里暂且用“组织性”
一词来指代。与此观点相似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诺思（North）的经济制度理论，
在其著作《社会制度的变迁》一书中，诺思甚至走到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立场：是经济
制度在决定和推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从马克思的那句描述中人们也可以隐然看到这
种观点：资本主义在200年前的成就相当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总和... ...黄仁宇没有诺思的
极端，他的总结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先是在于民权意识的兴起，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得到保
护，得以自由地投入社会再生产，借助由此产生并日益成熟起来的投资信贷体系，参予到
国家经济运作的方方面面，对国家资本（其主要来源限于税收）做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
。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保尔.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记述，国家依靠民间财政
体系的事例起源于英法诸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以今西班牙为主体）的对抗之中，英国完善
的国家信贷制度使欧洲沿海富裕地区的金融家愿意将金钱投入英国军队的建设，而哈布斯
堡王朝最终不得不宣布财政破产。
这就从正面证明了“组织性”于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但是阐述这种重要性不
是本文的主旨。回到北宋的积弱问题上，赵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一个充分认识到了“国家
财政”重要性的有抱负的最高长官。因而他为宋朝的开始营造了一个有一定组织性的氛围
：均赋税，严吏治，招募常备军而避免征兵。对于北方问题赵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我以
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契丹精兵不过十万，我费两百万绢，则敌尽矣”。笔者虽然无法
确知当时全国每年的绢生产总量，但是一个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根据“檀渊之盟”，北宋
为了休战就资敌银十万两绢20万匹。可见无论是谁站在宋朝皇帝的位置上都会认为赵匡胤
所提出的“两百万”是一个在数量上可行、在收支上合算的计划。
可是，宋的长期被动和积弱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因
为宋的问题就在于：科技进步使得宋王朝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如绢丝）的生产能力为世上
其他政府所绝无。但是国库中堆积的绢是一回事，而它们如何翻变为军事力量则又是另一
回事。毫无疑问，整个“积绢计划”的执行者只能存在于国家行政体系之中，所谓的各路
运转使，其任务也只是简单地督办运输和交结时宜。于是据《宋史》记载，“积绢计划”
仅仅到了赵光义时期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管理京都库府的官员在奏折中称库府堆积
的布料有数万段的破损；而《宋史》未能记载的另一事实则是：国家每年投入在军事物资
的管理和运输上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的价值。可见，这些困扰宋代统治者的破布和
我国60年代的满山遍野的土钢一样，都是同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物。
相对于北宋的经济进步性，我们可以观照北方少数民族国家。当时北方继承的
是一个简单农业社会，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了这一社会组织结构的直观，其国家收入以
落后部门的产品（粮食、牲畜）来衡量，主体经济形态（农业畜牧业）也不需要过多的与
之相配合的服务事业。《辽史.兵卫志》这样描述当时的征兵过程：始闻诏，攒户丁，推
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接到征兵的命令后，组织者将各户召集起来，大家推举应征者，然
后组织者核对户籍以后就领着他们等待出发的命令）。而至于物资供应，则是“每正军一
名，马三匹，打草谷（劫掠），守营铺家丁各一人”。比较北宋外表时髦的募兵制和后勤
体系，北方民族的组织原则带有明显的粗糙性和乡土性，但是惟其粗糙和乡土，使其更贴
近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效率更为显著。这不能不让人联系到我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些类似
因素，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解放区军队在补给和动员上的效率使之往往赢得主动性，而
这一主动性往往决定着消耗战的胜败，这恰恰为中国社会的结构做了一个很有力的辅证。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