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里大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在常德地区桃源乡村插队落户三年多，在那儿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宝贵也是最无奈的青春岁月，回想起那些至今仍刺疼我胸口、叫我难以忘怀的往事，我苍白的思绪便飞到了那青山依绕、绿水常流的第二故乡——接壤沅陵的桃源杨溪桥深山老冲。

     我自幼身体瘦弱、不胜体力活，但我下放后，在队上出工却是三个男知青中出得最多的，而且我的日工分也比他俩高半分工。头一年因为有“国家粮”吃，我们总算勉强打发走了那些无望的日子。第二年必须靠自己挣工分分口粮，这就难哪！我熬过了春插，却在早起晚归的双抢中病倒了。病倒的我在六月天里竟然畏寒怕冷，与我同铺的队友在我身上盖了三床蓑衣，全身还在不停地颤抖，幸亏我的房东大娘及时采用“拔火罐”的土法给我镇住颤抖，后来她儿子又喊来大队赤脚医生给我开了几服中草药，我的病才基本痊愈。

   我庆幸最害怕的这年双抢终于过去了，可是在大队冬修水利的集体劳动中，我身体再次垮倒了。当时，大队三十多个知青全都吃住在山顶临时搭起的树草棚里，大家挤睡在稻草地铺上，水库工地上打夯和打土车子的活儿比起在田里的庄稼活，其劳动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队上出工我最怕挑担，可上水库工地后我却发现打土车子更难掌握。我再次病倒了，这次我的身体垮得很厉害，整个人面黄肌瘦，连队长也只好准假让我回队休息。房东大娘见我那副瘦骨伶仃的样子，心疼地说：“伢几呀，你就在我家里搭餐吧！”

     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吃饭的依托之处，大娘一家人非常关照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大娘一家人平常非常省吃俭用，见我病了后却在早上煮白糖蛋给我营养身体，可我当时却并未特别地感受到她这种近乎母爱般的善良。通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的身体也慢慢地复原了。到年底我开始办病退回城手续，第三年我回长沙交了证明手续后又返回乡下，在我房东大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下半年我最后一次离开生产队时，大娘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你这次回去还来不来呀？”

   我噙着泪说：“大娘，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一定的！”可是后来回城的十几年里，我却因生花的奔波等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前往，去看望这位待我有“漂母之恩”的大娘（现在我在心里常咒自己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小人）。

   直到1994年3月我随报社车去参加桃花源的桃花节，才抽空回到了队上，可是我的大娘已于年初因病出世了。当我站在木板大堂屋中望着她慈祥的遗像时，我的鼻子马上酸了，泪水再也含不住了……于是，我捧着香烛走上了屋后大娘的坟头，想起她生前给予我这个异乡游子的一切怜爱关照，莫可言状的负疚感犹如鞭子在抽击我陈旧的胸膛，一颗颗感念的泪珠止不住从我这个极少流泪的男儿脸颊上滚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