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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广州串连
文革初期，我第一次外出串联的地方是广州而不是北京，这是有原因的。前期去北京串连的人是要经过挑选的，非出身红五类不可，象我们这些另类的，只干望着。但也有胆大的，混在别的学校红卫兵里，跟着去了北京，反正脸上没写字，人家分不出来。我胆小，虽也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但不敢造次，只老老实实的呆在学校学老三篇。
到了十月份，留在学校的人更少了，有天在学校遇到张洛夫，他是刚从北京串联回来了，意犹未尽，还想再出去玩，他正邀人去广州串联。我当时太闭塞了，以为串联只能上北京的，不知还可去其他城市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怦然心动，他还邀了张羡平（张胖子）和皮承宪，一共四人。（张羡平和我同是高65班的，皮承宪是隔壁班高64班的，张洛夫是英语班高68班的）。
找学校开证明去广州，学校不肯开，理由也是串联只能上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去其他地方是行不通的，没有学校证明，就不能免费乘车，张洛夫说他到火车站看看。他晚上回来告诉我们，已打听到了，长沙至广州的棚车票只要5元6角一张，是正规客车票价的一半（棚车就是装货物的闷罐车），我们打这个票去。大家一琢磨，5元6角不算贵，我们这几个人的家境都算还可以，这钱还是拿得出来的，就交钱给张洛夫，请他去预定两天后的票。他不辱使命，一早就将票买回来了，是第二天下午五点多的车。
我们是规规矩矩握着票从检票口进站的，不敢走红卫兵的专用通道，那列火车并不是棚车，而是普通客车，上车都有座位，车不太挤，车上也有不少红卫兵，少数是与我们一样打票的旅客。在车上意外的碰见了张洛夫班上的同学，他们是红卫兵，在北京还没玩够，又去广州玩，当然他们是不用买票的，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挺神气的。他们不屑与我们为伍，没坐在一起，也没找我们麻烦。
这趟车是慢车，站站停，张洛夫说：这比去北京的车好多了，去北京的车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你这身体根本受不住，他指着我说。我们是第二天晚上八点多到达广洲的，车还未停就听到广播里播出的“欢迎红卫兵到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等欢迎词，出站口大开着，无人验票，都是红卫兵，我们也混在其中。出站后，要求全体排好队，由一辆辆的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各个红卫兵接待站。
送我们去的接待站不知叫什么接待站，晚上也看不明白，只知道在马路边的一所大院里，院中一栋西式楼房，接待我们的人领我们上了二十几级石阶，进入一大厅，厅里花瓷砖的地面上已睡了好几排人男生，有上百人之多。接待的人把我们的学生证登记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床毛毯和一张红绿草席，我们也排成一列，摊开草席睡在地上,因通宵只在火车上只打了几个盹，我们很快就入睡了。
早上我们被杂乱的钢琴声吵醒，几个早起的红卫兵围着一架被砸烂的钢琴在敲着玩，我仔细打量这大厅，厅很大很高，大厅的一头有一个半圆台，钢琴放置在园台下面，我猜在这之前可能是一座教堂，被破四旧被红卫兵砸毁了，我们睡的大厅就是以前教徒们做弥散的地方。
到早上我们才知道接待站面临的这条街叫中山四路，不远处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个接待站内的没有食堂，食堂安在另一条街上，好像是东风路，去那里要穿过一整条小巷，食堂是街道居委会办的，不大，可能就是原先的小吃店改装的，我们凭在接待站买的餐劵就餐。经过这条小巷时，可看到广州普通市民的生活，小巷两边的住房，几乎每家大门都安有木栅栏门，广州话叫“探笼”，里面的人可看到外面，外面的人进不去。每当我们从巷子里穿过时，很多老人站在“探栏”后默默的注视着我们，我们也好奇的看着他们。
当天，我们买了份广州交通图，有了地图，我们外出就方便了。索图选择想去的地方，什么文化公园、南方大厦、沙面、海珠广场和大桥、黄花岗、动物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都去看了，像乡里人进了城样的，什么都感到稀奇，特别是中山六路上的骑楼，是在长沙看不到的，在那条街上逛，即嗮不着太阳也淋不到雨，那里也繁华热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怕被人指责在游山玩水，我们也去了中山大学和华南工学院（皮承宪的哥哥在该校就读）看大字报，还去中南局和鲁迅纪念馆。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文化公园，还是晚上去的，因为那里几乎每晚都有篮球赛，张洛夫和张羡平（胖子）都喜爱篮球，所以经常去看。比赛场面热烈，灯光球场里座无虚席，球打得好时，观众席一片叫好声；表现差时，只听到“丢喔、丢喔”的埋怨声。我们也去过二沙头的广州体委，想看看那里的游泳运动员的训练，运动员也都在闹革命了，没能看到。
张洛夫在广州的一个亲戚是海军，他送给张洛夫一套海军的干部服，张穿在身上威风凛凛。一天下午，我们到珠江边的沙面去玩，沙面风景优美、那里一边是滔滔江水，一边是幽静的草地，大树，各色小洋房。有许多老人坐在江边的木椅上，对着江面闭目养神，这种悠闲的状态在长沙很难看到了，长沙的文革比广州闹得激烈多了，广州好似世外桃源。我们从这些老人身后走过时，看到有一老人手里拿着两张窄窄的小黄纸在念，张洛一把抢过来看，是两张庙里抽的签。张便操着长沙普通话训那人：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都在破四旧，你还在讲迷信？那人看到张洛夫那一身军装，张胖子那一大块头，一声不答低头离去了；同样，我们又发现一个在看“金陵春梦”的人，也将他训了几句。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很后悔，当时不应该这么做，我们算什么？
广州的文革气息虽然不强，但接待工作做得很好，当时中央为减轻北京接待红卫兵的压力，要求广州尽量的留住红卫兵，不让红卫兵北上。于是，广州方面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动员红卫兵在广州多呆些时间。如组织红卫兵参观广交会，广交会在珠海广场，白天对外宾开放，晚上就给红卫兵参观。还安排战斗英雄麦贤得接见红卫兵，那是在越秀体育场里，麦贤得由人搀扶，站在主席台上，向四周的红卫兵行个军礼，然后由北京的红卫兵给麦贤得送像章和语录，接着全场红卫兵呼口号，总共没十分钟就结束了。
我们在广州一晃就过去了一个多星期，本想还多呆些日子的，但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不便多住；另外还一个原因，就是本人那时就犯有气管炎，已发展到哮喘，只要一受凉就会发作。广州的十月底，白天虽然穿短袖衫还热，但夜晚却凉快了，我们睡在花瓷砖地上，只隔层薄薄的草席，睡下就感到身下浸凉的。我的背部一挨到凉席，我就咳嗽，我将毛毯垫一半在身下，盖的又少了，所以我只能侧身睡，费力又不睡好，常常半夜里被冻醒，咳个不停，以至于张洛夫给我起个外号叫“咳咳金”，取至于“饥鸡盗稻童同打，暑鼠凉梁客咳惊”这幅对联（本人姓金），所以，想回长睡个安稳觉。
还有，我的脚意外受伤，也促使我想早日回家。这事发生在一个晚上，我与睡在铺旁一个武汉小个子打闹玩耍，在追赶中不慎扭伤了脚踝，当时痛得钻心。第二天右脚脚踝肿得老粗的，不能行走，是张羡平背着我上上下下的，招待所把我介绍到街对面的一卫生所里去治疗，也是张羡平背我去的。卫生所的门面不起眼，但那医生医术高明，一位三十左右的男医生，轻轻将我的脚踝揉了揉，在脚踝处涂上一层黑色的中药膏，再用硼带紧紧的缠着，脚就没那么痛了。但我还是在接待站躺了两天，不能同他们出去玩了，就更想回家了。
但那时朝北去的列车票紧张，打听不到什么时候有车，我们只好向接待站借了餐票继续住下，说也巧，就在借了餐票那天的晚边上，接待站告诉我们当晚八时有北上的车，我们赶紧将餐票退掉，急急忙忙的朝火车站奔去，睡在铺旁的三个武汉串联学生也跟我们一道走。当时，我的脚虽不太痛了，但走起来一跛一跛的，掉在后面。还没进火车站，就看见红卫兵的队伍排到车站广场来了，还没放客，看样子我们排不上座位了。
见此情，张洛夫灵机一动，喊张羡平背着我，要我将右脚的鞋子脱了，把缠着硼带的脚醒目的翘起来，让皮承宪在旁边托着我，叫那三个武汉的给我们提着鞋子和行李随后，他就举着学生证昂首领着我们朝进站口走去。维持次序的解放军一看这我们这个架势，以为我伤得挺重的，赶紧打开栅门让我们先进站，并且还有人去找轮椅，被我们婉言谢绝了。见我们一行七人都优先进站上车，那些排了大半天队的红卫兵都不满，纷纷嚷道，“不能照顾这么多人”。没人理睬他们，我们顺利的登上了空无一人的车厢，每人挑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笑哈了。
这就是我43年前的广州串连，也是我第一次串连的经历。
文革初期，我第一次外出串联的地方是广州而不是北京，这是有原因的。前期去北京串连的人是要经过挑选的，非出身红五类不可，象我们这些另类的，只干望着。但也有胆大的，混在别的学校红卫兵里，跟着去了北京，反正脸上没写字，人家分不出来。我胆小，虽也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但不敢造次，只老老实实的呆在学校学老三篇。
到了十月份，留在学校的人更少了，有天在学校遇到张洛夫，他是刚从北京串联回来了，意犹未尽，还想再出去玩，他正邀人去广州串联。我当时太闭塞了，以为串联只能上北京的，不知还可去其他城市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怦然心动，他还邀了张羡平（张胖子）和皮承宪，一共四人。（张羡平和我同是高65班的，皮承宪是隔壁班高64班的，张洛夫是英语班高68班的）。
找学校开证明去广州，学校不肯开，理由也是串联只能上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去其他地方是行不通的，没有学校证明，就不能免费乘车，张洛夫说他到火车站看看。他晚上回来告诉我们，已打听到了，长沙至广州的棚车票只要5元6角一张，是正规客车票价的一半（棚车就是装货物的闷罐车），我们打这个票去。大家一琢磨，5元6角不算贵，我们这几个人的家境都算还可以，这钱还是拿得出来的，就交钱给张洛夫，请他去预定两天后的票。他不辱使命，一早就将票买回来了，是第二天下午五点多的车。
我们是规规矩矩握着票从检票口进站的，不敢走红卫兵的专用通道，那列火车并不是棚车，而是普通客车，上车都有座位，车不太挤，车上也有不少红卫兵，少数是与我们一样打票的旅客。在车上意外的碰见了张洛夫班上的同学，他们是红卫兵，在北京还没玩够，又去广州玩，当然他们是不用买票的，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挺神气的。他们不屑与我们为伍，没坐在一起，也没找我们麻烦。
这趟车是慢车，站站停，张洛夫说：这比去北京的车好多了，去北京的车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你这身体根本受不住，他指着我说。我们是第二天晚上八点多到达广洲的，车还未停就听到广播里播出的“欢迎红卫兵到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等欢迎词，出站口大开着，无人验票，都是红卫兵，我们也混在其中。出站后，要求全体排好队，由一辆辆的公共汽车，把我们送到各个红卫兵接待站。
送我们去的接待站不知叫什么接待站，晚上也看不明白，只知道在马路边的一所大院里，院中一栋西式楼房，接待我们的人领我们上了二十几级石阶，进入一大厅，厅里花瓷砖的地面上已睡了好几排人男生，有上百人之多。接待的人把我们的学生证登记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床毛毯和一张红绿草席，我们也排成一列，摊开草席睡在地上,因通宵只在火车上只打了几个盹，我们很快就入睡了。
早上我们被杂乱的钢琴声吵醒，几个早起的红卫兵围着一架被砸烂的钢琴在敲着玩，我仔细打量这大厅，厅很大很高，大厅的一头有一个半圆台，钢琴放置在园台下面，我猜在这之前可能是一座教堂，被破四旧被红卫兵砸毁了，我们睡的大厅就是以前教徒们做弥散的地方。
到早上我们才知道接待站面临的这条街叫中山四路，不远处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个接待站内的没有食堂，食堂安在另一条街上，好像是东风路，去那里要穿过一整条小巷，食堂是街道居委会办的，不大，可能就是原先的小吃店改装的，我们凭在接待站买的餐劵就餐。经过这条小巷时，可看到广州普通市民的生活，小巷两边的住房，几乎每家大门都安有木栅栏门，广州话叫“探笼”，里面的人可看到外面，外面的人进不去。每当我们从巷子里穿过时，很多老人站在“探栏”后默默的注视着我们，我们也好奇的看着他们。
当天，我们买了份广州交通图，有了地图，我们外出就方便了。索图选择想去的地方，什么文化公园、南方大厦、沙面、海珠广场和大桥、黄花岗、动物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等都去看了，像乡里人进了城样的，什么都感到稀奇，特别是中山六路上的骑楼，是在长沙看不到的，在那条街上逛，即嗮不着太阳也淋不到雨，那里也繁华热闹，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怕被人指责在游山玩水，我们也去了中山大学和华南工学院（皮承宪的哥哥在该校就读）看大字报，还去中南局和鲁迅纪念馆。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文化公园，还是晚上去的，因为那里几乎每晚都有篮球赛，张洛夫和张羡平（胖子）都喜爱篮球，所以经常去看。比赛场面热烈，灯光球场里座无虚席，球打得好时，观众席一片叫好声；表现差时，只听到“丢喔、丢喔”的埋怨声。我们也去过二沙头的广州体委，想看看那里的游泳运动员的训练，运动员也都在闹革命了，没能看到。
张洛夫在广州的一个亲戚是海军，他送给张洛夫一套海军的干部服，张穿在身上威风凛凛。一天下午，我们到珠江边的沙面去玩，沙面风景优美、那里一边是滔滔江水，一边是幽静的草地，大树，各色小洋房。有许多老人坐在江边的木椅上，对着江面闭目养神，这种悠闲的状态在长沙很难看到了，长沙的文革比广州闹得激烈多了，广州好似世外桃源。我们从这些老人身后走过时，看到有一老人手里拿着两张窄窄的小黄纸在念，张洛一把抢过来看，是两张庙里抽的签。张便操着长沙普通话训那人：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都在破四旧，你还在讲迷信？那人看到张洛夫那一身军装，张胖子那一大块头，一声不答低头离去了；同样，我们又发现一个在看“金陵春梦”的人，也将他训了几句。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很后悔，当时不应该这么做，我们算什么？
广州的文革气息虽然不强，但接待工作做得很好，当时中央为减轻北京接待红卫兵的压力，要求广州尽量的留住红卫兵，不让红卫兵北上。于是，广州方面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动员红卫兵在广州多呆些时间。如组织红卫兵参观广交会，广交会在珠海广场，白天对外宾开放，晚上就给红卫兵参观。还安排战斗英雄麦贤得接见红卫兵，那是在越秀体育场里，麦贤得由人搀扶，站在主席台上，向四周的红卫兵行个军礼，然后由北京的红卫兵给麦贤得送像章和语录，接着全场红卫兵呼口号，总共没十分钟就结束了。
我们在广州一晃就过去了一个多星期，本想还多呆些日子的，但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不便多住；另外还一个原因，就是本人那时就犯有气管炎，已发展到哮喘，只要一受凉就会发作。广州的十月底，白天虽然穿短袖衫还热，但夜晚却凉快了，我们睡在花瓷砖地上，只隔层薄薄的草席，睡下就感到身下浸凉的。我的背部一挨到凉席，我就咳嗽，我将毛毯垫一半在身下，盖的又少了，所以我只能侧身睡，费力又不睡好，常常半夜里被冻醒，咳个不停，以至于张洛夫给我起个外号叫“咳咳金”，取至于“饥鸡盗稻童同打，暑鼠凉梁客咳惊”这幅对联（本人姓金），所以，想回长睡个安稳觉。
还有，我的脚意外受伤，也促使我想早日回家。这事发生在一个晚上，我与睡在铺旁一个武汉小个子打闹玩耍，在追赶中不慎扭伤了脚踝，当时痛得钻心。第二天右脚脚踝肿得老粗的，不能行走，是张羡平背着我上上下下的，招待所把我介绍到街对面的一卫生所里去治疗，也是张羡平背我去的。卫生所的门面不起眼，但那医生医术高明，一位三十左右的男医生，轻轻将我的脚踝揉了揉，在脚踝处涂上一层黑色的中药膏，再用硼带紧紧的缠着，脚就没那么痛了。但我还是在接待站躺了两天，不能同他们出去玩了，就更想回家了。
但那时朝北去的列车票紧张，打听不到什么时候有车，我们只好向接待站借了餐票继续住下，说也巧，就在借了餐票那天的晚边上，接待站告诉我们当晚八时有北上的车，我们赶紧将餐票退掉，急急忙忙的朝火车站奔去，睡在铺旁的三个武汉串联学生也跟我们一道走。当时，我的脚虽不太痛了，但走起来一跛一跛的，掉在后面。还没进火车站，就看见红卫兵的队伍排到车站广场来了，还没放客，看样子我们排不上座位了。
见此情，张洛夫灵机一动，喊张羡平背着我，要我将右脚的鞋子脱了，把缠着硼带的脚醒目的翘起来，让皮承宪在旁边托着我，叫那三个武汉的给我们提着鞋子和行李随后，他就举着学生证昂首领着我们朝进站口走去。维持次序的解放军一看这我们这个架势，以为我伤得挺重的，赶紧打开栅门让我们先进站，并且还有人去找轮椅，被我们婉言谢绝了。见我们一行七人都优先进站上车，那些排了大半天队的红卫兵都不满，纷纷嚷道，“不能照顾这么多人”。没人理睬他们，我们顺利的登上了空无一人的车厢，每人挑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笑哈了。
这就是我43年前的广州串连，也是我第一次串连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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