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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友情兄介绍文章可有链接地址？刚见开山炮兄在轶事跟帖，代转如下：

   刚搜到常德刘云波先生《论近代湖湘文化的三大核心精神》，其所引资料可供参考：

［ 作者：刘云波    转贴自：湘潮(下半月)    点击数：1521    更新时间：2007-8-18    文章录入：admin ］

  关于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或基本特征，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湖南学术界作出过种种概括，总的来说小异大同。如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敢先天下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以及经世、务实、奋斗、牺牲、自信等等。还有学者将民主启蒙意蕴或者干脆将民主与科学精神也看做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这些概括和总结无不凝聚着学者们的研究心血，也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但就笔者看来，基本精神或基本特点与核心精神或核心特点还是有区别的，所谓核心精神或核心特点，是指渗透于湖湘血液之中的，具有突出性、恒定性，特别是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特质。笔者根据自己不多的读书体会和肤浅的研究心得，从地域个性、地域抱负和地域意志三个层面将湖湘文化中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一、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
        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精神之一，便是湖南人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这是湖南人表现最突出、也最为大家所认可的一种地域个性心理特质。当然，湖南人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滋长、培育过程。在人才寥落、默默无闻的古代历史上，湖南人便少有这种非我莫属的自信，从明末清初开始特别是到了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近代时期，随着全国知名人物的不断涌现，随着赫赫事功的不断建立，湖南人的自信心才逐渐树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强化。可以说，陶、魏等早期经世派开其端，而曾、左领衔的湘军之兴起则定其型。
        鸦片战争前后的内忧外患曾经催生出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湘籍经世派人士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陶澍、汤鹏、贺长岭、贺希龄……，一些有着全国影响的封疆大吏和思想界名流的出现，使得带有浓郁湖湘特色的经世致用思潮迅速风靡全国。特别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邵阳人魏源同林则徐一道率先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投向飞速崛起的西方，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前驱先路”。这些先贤的声名鹊起，对树立湖湘儿女的自信心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咸同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诞生的湘军乘机在湖南崛起，且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直至“声威震朝野”。随之而来的便是“湘运之兴”。在湘军兴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湘军在挽救垂危的清王朝、造成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湖南往日人才寥落、默默无闻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取而代之的是“中兴将相，十九湖湘” 以及“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辉煌。湖南士民也由此生发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正如革命志士杨毓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的责任。知有所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可以说，湘军的兴起使湖南人“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得到了空前强化，自此以后，湖南人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仅仅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使命意识，体现了湖南人的自信品质，但同时也不乏虚骄的自负成分。
        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的一败再败，特别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湖南士民因湘军兴起而产生的优越感受到严重挫折，从前的虚骄之气瞬间破灭，正如谭嗣同所说：“光绪二十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的负罪感油然而生，有人甚至认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带着失败的耻辱和近乎赎罪的心境，湖南士民更加强化了挽救国家民族危机、振兴中华的责任心，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救国救民的自信心。他们决心改弦易辙，从求变中另寻出路，并喊出了“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响亮口号。可见，甲午之败破灭了湖南人的虚骄之气，但却更加强化了他们“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自信心。在以救亡、变法为旗帜的维新运动中，湖南出现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生机勃勃的局面，由先前的“以守旧闭化名天下”，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如皮锡瑞所说“是由地气变而益盛，亦由乡先生之善变也”，但与湖南人的自信心关系似乎更为密切。
        与维新思潮兴起的几乎同时，革命思潮也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只不过在维新运动由低潮到高潮的过程中，革命思潮还未为多数人所接受而已。但随着维新人士的惨遭杀害，特别是随着标志中华民族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辛丑合约》的签订，革命思潮迅速取代改良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湖南众多新式士子也迅速从维新变法转向革命反清。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得到进一步强化和高涨。杨毓麟精心著作《新湖南》，首倡“欲新中国，先新湖南”，杨度写作著名的《湖南少年歌》，高唱“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些名言名句，将湖南人“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表达的淋漓尽致。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谭人凤、焦达峰、蔡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政治舞台的极度活跃，特别是他们的革命热情的高昂激越、战斗实践的艰苦卓绝，又从行动上诠释着湖南人无与伦比的自信。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湖南志士英勇无畏地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开展反军阀斗争——驱张运动，同时以更开放的姿态，探索、寻找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一些人并走出国门，积极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比较、鉴别、试验、实践，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中，湖南人蔡和森、毛泽东等更是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湖南人这种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与长期流淌于湖南人血液中的那份舍我其谁的自信心是脱不了干系的。毛泽东诗词中“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沈浮”的设问，都是这种自信心的最佳证明。

二、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
        湖湘文化的第二大核心精神，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这或许是历来湖湘文化研究者肯定最多、论述最详，因而也是在湖南有识之士身上体现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如果说“自信”所展示的是湖南人突出的地域个性心理特质——自我肯定，那么，“爱国”所展示的则是湖南人突出的地域抱负特质——为国为民。
        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最早应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屈、贾虽然都不是湖南人，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特别是因受奸臣谤谗而被贬逐的共同遭遇，却深深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人士。自屈、贾之后，湖湘有识之士无不以自己能生长在“屈贾伤心地”而自豪，他们继承屈贾遗志，哀民众之所哀，忧民族之所忧，写下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爱国诗篇。
        湖湘学派自创始之日起就表现出了浓郁的爱国热情，其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深明儒家《春秋》大义，总是以“夷夏之辨”教育弟子，使他们深明抗击外侵、保家卫国的重要性。另一创始人张栻不仅呼吁皇帝“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而且曾亲随父亲张浚从军，“内赞密谋，外参庶务”。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湖湘弟子纷纷走上抗金第一线，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醴陵人吴猎积极参加开禧北伐，并屡立战功；衡阳人赵方于南宋嘉定年间统帅荆襄地区边防，在抗金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德佑元年（1275）元军围攻长沙时，担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的衡阳人李芾团结长沙军民拼死抵抗，屡创金兵。当寡不敌众无路可退时，他吩咐部下将自己及全家老少杀死，真正做到了“以家许国”。也是在保卫长沙的战斗中，岳麓书院等学堂学生数百人投笔从戎，浴血奋战，城破后几乎全部献出了生命。
        明末清初之际，湖南是南明政权抗清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不仅广大下层民众与南明官兵一道奋力抗清，而且一大批士人也纷纷走上抗清第一线。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湖湘士人中的杰出代表就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可惜未来得及进攻便失败了，管嗣裘一家老少且全遭杀害，义军及其家属受株连而死者达数十人。入清以后，王夫之拒绝种种诱惑，坚决不与清朝当局合作，宁愿躲在穷乡僻壤著书立说。他在《九昭》引言中称：“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遭闵戢志，有过于屈者……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此处所谓“三闾之志”，其实就是指忠君爱国、救国救民之志。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扩张，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秀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广大湖湘有识之士既愤西方列强之侵略，更愤腐败政府之卖国，在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谱写了一曲曲高昂的爱国之歌。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曾参与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他热情讴歌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面对鸦片战争中我方失败的奇耻大辱，他认为“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划”，并率先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另如汤鹏、左宗棠、郭嵩焘等，或亲自参与了抗英战争，或对战争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留下了许多充满深沈爱国情感的诗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湖南镇筸镇将兵为主力进行的乌涌阻击战。乌涌是英军入侵内河、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但此地炮台年久失修，加上投降派已将原来的防范设施撤除，形式十分严峻。关键时刻，由镇筸镇总兵祥福率领的湘籍将士奉命赶赴乌涌阵地，以“不成功，誓成仁”的英雄气概，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决战，最终弹尽援绝。史料称：此役“湖南兵最为奋勇，阵亡者500余人，死于逆枪者四之一，死于水淹者四之二也。”。
        洋务运动时期，湖南人的爱国精神继续发扬。左宗棠在沙俄侵占伊犁、支援阿古柏政权分裂新疆时，以年迈之身临危授命，带兵西征，经千难而战万险，最终收复新疆，为祖国统一建立了不朽功勋。还有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等等，尽管他们是洋务派人士，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反对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值得人们肯定。
        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瓜分豆剖的灾难迫在眉睫，以化解民族危机为职志的维新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比以前更加强烈的爱主义情感，湖湘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的拳拳爱国之心随处可见。谭嗣同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大声疾呼：“外患深矣，海军隲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表达了对变法救国的急切呼吁和对顽固派的极大鄙视。1903年，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呼唤湖南尚武精神，表示“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体现了坚决反对外敌侵略的爱国情感。至于湖湘革命志士，则更是高扬爱国主义大旗，将爱国主义与国家民族的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是这样定位“爱国主义”的：“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以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至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及杨毓麟的《新湖南》等名篇中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更是为治史者所熟知。
        湖湘文化的优秀爱国主义传统在五四前后的湖南人物身上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延续，他们以彻底的、不妥协的昂扬斗志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人们常说爱国主义是推动五四时期先进人物从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点似乎更适合湖湘儿女。实际上，以青年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湖南仁人志士正是在爱国主义的巨大感召力下自觉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的转变。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湖南第一师范的广大师生群情激昂，誓死抵制。他们搜集部分爱国言论编辑为《明耻篇》广为传发，毛泽东还在《明耻篇》的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豪迈誓言，其爱国热诚可谓力透纸背。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沙学联立即成立并作出了全体罢课以及抵制日货等决定，对全国范围内的爱国反帝运动给予了及时有力的配合。也正因为这一系列的爱国举动受到在湘军阀的破坏和镇压，毛泽东等志士才深刻认识到了接受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重要性，并逐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湖湘文化的第三大核心精神，是愈挫愈坚、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卓励敢死、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与“自信”强调的是一种地域个性心理、“爱国”强调的是一种地域抱负有所不同，“奋斗”所强调的是一种突出的地域意志品质。最早也最明显体现湖南人奋斗品质的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王船山是明清之际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青年时代举兵抗清失败后，他拒绝清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誓死不降，而是“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茶，声影不出林莽”，专心著书，以图从理论上探讨重振明朝河山的法门。据有人粗略统计，王船山在如此非人的艰险环境下一生著述达100余种、400余卷、800多万字。流传至今者还有73种，401卷，470余万言。这些著述经后人不断地整理、流传，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谭嗣同所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奋斗精神，王船山是很难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后人评价有言：“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户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可谓中肯之论。
        如果说“奋斗精神”在古代湖南历史上已有比较充分的体现，那么在反帝反封的近现代则体现得更为突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湘军将领即深受王船山奋斗精神的影响，虽然他们组建湘军的目的在于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统治，不值得肯定，但在组建湘军和带领湘军征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忘我奋斗精神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曾国藩曾经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湘军将领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是这样做的。正因为做到了“不要钱，不怕死”，他们才能具有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也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奋斗精神，他们才能创造“无湘不成军”以及“无湖南人不成衙门”等种种神话，才能造成“湘运之兴”的大好局面。
        戊戌辛亥时期，湖南人的奋斗精神表现得更加突出。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等维新志士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毫不畏惧，无论办报刊、设学堂、立学会，均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终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省份。维新失败后，唐才常、毕永年、林圭诸志士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发动、组织长江流域的会党势力，愈挫愈奋、屡败屡战，在近代史上写下了“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光辉一页。辛亥时期，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湖湘革命志士把这种奋斗精神发挥到了极至。蔡锷曾经说：“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早年在清军营垒中不动声色，韬光养晦，以致被人们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其奋斗精神的真实体现。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甚一日之时，他抱着“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壮志雄心以及“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的坚强决心，抱病潜赴云南，首举护国义旗，以人数少、装备差之兵力与与器械精良的十万袁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梁启超回忆说：“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没有一个人起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哪里。哎，我真不知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动到如此。”与蔡锷相比，黄兴的奋斗精神毫不逊色。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实际领袖，他始终保持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高尚情操，每每战斗在革命的最前线，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终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认为湖南人最突出的精神就是“奋斗造桥的精神。”并认为这种奋斗精神完全可以拿历史做证明。他举例说：“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可谓言之凿凿。
        奋斗精神的逻辑延绅，便是卓励敢死的牺牲精神，近代湖南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而勇于牺牲甚至乐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本可以像康、梁一样避难逃跑，但他拒绝友人的劝说，甘愿做“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两年之后，谭嗣同的亲密战友唐才常因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而英勇就义于武昌，与其同时就义的湖南志士达20人。至于辛亥革命期间为了争取民主而献身的湖南烈士更是不计其数。另据不完全统计，在1905年至1921年的10余年间，先后有5位湖南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身蹈海或投江，他们分别是陈天华、姚洪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1905年，新化人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奋然投身东京大森海湾自杀；1906年，益阳人姚宏业与陈天华一样，也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投黄浦江而死；1911年，长沙人杨毓麟感慨黄花岗起义之失败，更愤恨清政府之腐败，于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投水殉国；1915年，湘乡人彭超为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怀石自沉湘江；1921年，长沙人易白沙为抗议北洋军阀专权，于当年端午节在广东江门蹈海自尽。笔者特地做过统计，五位烈士自尽殉国时年龄最大者39岁（杨毓麟），年龄最小者19岁（彭超），平均年龄不足30岁，可谓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年轻生命，关键时刻毅然舍身为国。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屈原自沈汨罗江的深远影响。更不难看出湖湘文化中忘我奋斗、不畏牺牲的意志品质。

[1]参见王继平：《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及范忠程：《略论湖湘文化的特点》。载周秋光主编：《湖湘文化宏观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版，第302、203页。

[1]《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1]转见林增平、范思程主编：《湖南近现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0页。

[1]潘祖荫语，转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70页。

[1]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

[1]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1]《工程致富演义》，《湘报》，第94页。

[1]《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1]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3页。

[1]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

[1]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1]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

[1]《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1]《船山全书》，第15册，第147页。

[1]《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05页。

[1]魏源：《海国图志·序》。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19页。

[1]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43页。

[1]刘晴波等编：《杨度集》，第95页。

[1]《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1]蔡锷：《盾鼻集序》。蔡端编：《蔡锷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

[1]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6页。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0页。

作者简介：刘云波（1965-），男，湖南常德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湖南地方史研究。

（《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