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课

向北挺进

    1966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那时没事闲着也是闲着，小人书看完了就看“字书”，《红岩》、《老共青团员》等等，还记得一本《欧阳海之歌》让我哭得稀里哗啦，曾发誓等长大了，做了大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中的薛指导员给崩了。这，可能就是我长大以后做不了大官的原因所在。

    玩了一年后，学校在1967年又复课闹革命，我又回校读书。此时的教育制度已经改革，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得最多的还是毛主席著作，如老三篇、新三篇、诗词、最新最高指示等等。

    还别说，那时侯的学习生活真是丰富多采。我进过工厂，下过农田，拉过练、野过营、做过土砖、挖过防空洞、活学活用、反帝反修、接见西哈努克、批判资产阶级。等等等等。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那时侯的阶级斗争抓得贼紧，最饶头的就是，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阶级斗争如此复杂，也就要抓紧革命大批判，大批判批帝修反好说，结合身边的实际就犯难了，批谁不都是找抽吗，为了安全起见就只能批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心。因为在停课的那一年里我还看了些“字书”，跟别人相比，等于自学成了点才，句子造得顺溜一些，于是很快混进了学校的红小兵团部，算是当了个官。

    那时候教育改革，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进初中开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那时准备跟苏修开战，诸如“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向后退”等战场用语就成了必学的内容。学习的方法多是汉字注音，几年之后记住了三句，例如：“打挖西里（同志）”，“袜子搁到鞋里（星期天）”，“老毛子吃劣巴，不拉憋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已记不清了，好象是骂人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到了1974年，我中学毕业下放到了农村，结束了课堂生涯。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里，中国掀起了一股“充电”热，那些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大龄青年，决心要补回损失，夺回青春。于是，到了晚上就穿梭于各大中小学的教室，忙着学习文化知识，重回课堂生涯。我也跟着凑过热闹。因为，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那时是一名售货员，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售货亭上班，烟酒、水果、小花片、猫屎筒、纸包姜等买卖的干活。月工资32.元多一点，没有多余的钱参加补习班，只有选择不要钱的充电方式，收听《广播讲座》学日语。学了日语干什么不清楚，反正是饥不择食。

    我学得很投入，每天工作之余，就捧着教材，象和尚念经似的背那些“平假名”、“片假名”。

    收听《广播讲座》学外语虽然不要钱，但进度忒慢，听说湖南大学开了日语课，于是萌发了私闯大学的念头，蹭课去。

    这个念头出于多年的一个梦想，我就一直就向往着进大学，恢复高考后去考过了，无耐底子太差落了榜。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要说“私闯大学”也是蓄谋已久。

    那是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只身来到湖大，在土木系的大楼里，教室挨着个去侦查，寻找着机会。能给我壮胆的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偷书不算偷”，我想，那蹭课自然也不算蹭。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无意中在门厅的黑板上，看到了土木系上日语课的课程表，连上课的教室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喜出望外，迅速抄下。

    我向单位总店打报告要求上全夜班，理由就是要学外语。领导也通情达理，二话没说就批准了。

    没想到“蹭课”竟是这么顺利。那大学里的教室大得赫人，还是阶梯式的。别说多我一个，就是来一窝也不成问题。我跟着大学生一起上课，一起考试，交卷时，还毫不避讳地在卷子上写上自己的大名。老师阅卷也从来不丢下我！我常常是从这间教室蹭到那间教室，湖大的日语老师，什么于老师、王老师、李老师等等，我都通“蹭”不误。

    那时“周炎辉”的大名，学日语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大学“日语”教材的统编，听说他在为湖大“研究生班”上日语课，这可是机会难得。我为他跳槽到了研究生班，把蹭课提上了一个新台阶。还大伤经济买了个小型录音机，每堂课都录音下来回家反刍。

    研究生班只有二十多名学生，用的是小教室。但是周教授的追星族不止我一个，前来蹭课的太多了。

    有一天夜班后，我赶着蹬车到湖大，却发现有不少带红袖章的，把个教室的前门后门严严实实地看住。难道出了什么大案要案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向学校告了状，说蹭课的比上课的研究生还多，影响了听课质量。因此学校决定进行整顿，由校保卫科把门，挡住蹭课的；还有呢，就是把多余的课桌椅清出去，剩下的编上号，让研究生们对号入坐。后面的这一招可够阴的，没有了多余的课桌椅，那蹭课的不就只能站着吗，一站着不就没了戏吗。

    我一听就急了，三下两下拨开人群就往里冲。带红袖章的一把拦住，说要出示学生证。我用力推开那人的手，对着讲台方向一扬下巴说：“找周老师说个事儿”，直奔讲台走去。

    上了讲台，叫了声周老师，然后开始实打实地自我介绍：“我是一名售货员，刚下晚班骑车赶过来，为的就是听您的课，请周老师帮帮我”。

    周老师脸上无表情，但却微倾身，侧耳听，很认真。他向教室的最后面望着说：“最后一排有个女孩子，你到那去坐吧”。

    这么有名气的大教授，居然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善解人意，这样好说话！我真是没想到，我眼圈儿都红了。

    和我同坐的那个女孩儿，是周老师朋友的孩子。从此以后，整个研究生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非研究生。真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啊！

    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学，学完第一册就学第二册。这个班的班长姓固，我们叫他“固桑”（桑：同学、先生），他也是老三届，家住在河东，每当周末他就骑单车回家，这时我们便可以同很长一截路。他象一个兄长，又象一位老师，有着一肚子的学问，我们边骑单车边唠嗑，从中向他学习了很多知识。有一次，学校临时改了课表，固桑还特意从河西赶过来将新课表送给我。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班长！

    1980年的12月，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我被调到了外贸，从而也就结束了我的蹭课生涯。再往后时光荏苒，却是这段经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