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的经历
不经意的一句话,她却当了真
我们大队有所民办小学。校址就设在大队部。其实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经常开会学习的那间厅屋,里面摆上几排课桌椅当作教室。教室前面放上一张书桌作为讲台。正面墙上用黑油漆涂了一块当做黑板。教室旁边隔出来一间几个平方米的小房,作为老师的办公和休息的地方。——这就是这所学校的全部教学设施了。学校两个年级一共二十来名学生上学。因为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所以两个年级的学生同在一个班里上课,这种形式的学校城里人是很难见到的 ,而乡下的民办学校则司空见惯。原来的老师是位湘潭下放的女知青,姓李。由于母亲突然病故,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父亲早已逝世),而李老师是家中的长女,底下还有一对未成年的弟妹需要抚养,于是母亲单位就把李老师作为特殊情况安排进厂上班。李老师走后,她的工作就由和她同一个知青组的一位男知青接替。这位男老师姓林,认认真真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在寒假回湘潭度假后一直到新学期开学半个月了还未到校,据来信说是父亲有病,暂时不能回校上课。这可急坏了学校负责人大队妇女主任廖凤兰。眼下当务之急是找人代课,廖主任和大队书记一商量,也不知为什么这个差事就阴差阳错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主任一跟我说,我死活不肯,找出一大堆不能胜任的理由拒绝受命。但是不管怎么推辞和谢绝,总比不上书记和主任的思想政治工作与软磨硬泡来得扎实,只好硬着头皮勉强接受。不过我有话在先:只要林老师一回来我就走人。在接过廖主任交给我的一本残破的字典、两盒粉笔、几本教科书、一摞作业本外加一个旧闹钟后,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教师的讲台。
还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情景: 廖主任首先向同学们解释了林老师没有来上课的原因,接着就把我向同学们做了一番介绍。其实我们知青组的住处离学校只有几十米远,(我们的住所与廖主任家,还有另外四、五户老乡并加上大队办公室和小学教室,都共处在一个面积很大的四合院内,这个四合院是旧时代的廖姓家族祠堂)我们每天都在同一张大门里出出进进,所以和孩子们之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不过当廖主任讲完话走下讲台,教室前面只剩下我一个人时,心里还确实有点紧张,一慌乱就把事先想好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嘴唇微微发颤不知说什么好。直到孩子们叫了一声“老师好”后,我心里才咯噔了一下,略微镇静下来。虽然平日里常被乡亲们称作老师,但和孩子们叫老师的含义绝然不同。乡亲们的意思是你书读得多(除了知青,当时队上几乎没有初中毕业生),大有读书人的含义。而孩子们则是把你当做教书的先生,内中不无师道尊严的意思。特别是山区农民比较淳朴,有尊师敬长的风气,每次见到我们都是客客气气,老师长老师短的。所以当你站在这个讲台,面对几十双渴望知识的眼神和教室后面的家长们的期盼(第一天上课来了好几位家长)时,你的责任和使命感便油然而生。尽管是临时代课,也绝对不敢马虎。按照昨晚认真做好的教学计划,我开始上课了。
第一天上课,总得讲几句开场白,具体讲的什么内容已完全记不起了,不过那个年代不外乎是要好好学习,从小树立革命的理想、继承革命的传统(浏阳大围山区是大革命时期老苏区)、当好革命的接班人之类。讲完后就正式上课。这堂课让一年级同学抄课文,二年级同学学习新词。记得那句词是:“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文革临时教材)先从词的读音开始,然后讲词义,词性结构等等。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体会不到当时的难处:没有读过师范,也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更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教案、资料。就凭一本破旧的《新华字典》和过去的知识积累,再加上所谓组织的信任个人的责任感等等就在那里教书育人。可见其教学质量是不敢保证的(这也是我不愿意接手的原因之一,生怕辜负了孩子和家长们的殷切期盼而误人子弟)。第二节课便倒过来给一年级同学上新课,二年级同学抄写新学的词,程序大致一样。由于没有操场,两节课之间的休息,只得像放湖鸭子一样,让他们在教室四周或者生产队的晒谷坪里活动。(下雨天就只能待在教室里和教室外的过道上)趁这个时候,我要廖主任帮忙烧了一壶开水准备给孩子们喝。按照以前的规矩,每周有一节音乐课和一节体育课。由于我这人生来就“五音不全”,所以音乐课就免了吧(早知道要代课的话,怎么的也要学会“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首歌了)。至于体育课,什么运动器材都没有,也不知道以前两位老师是怎么上的。如果音乐课不上,再加上体育课又不上岂不是太枯燥了?体育课还是不能免的。我想了一下,找队长要几根旧萝绳,可以做跳绳用。另外我们知青组有一付羽毛球拍,是下放时金林从长沙带来的,可以借来使用。除此以外,如果可以找到一块旧门板的话,再用两张木板凳一搭就成了乒乓球台子。然后请队上的杨木匠帮忙做一付乒乓球拍,买几个乒乓球,那么就有了三个体育项目(加上在晒谷坪里跑步就有四个),体育课岂不是也可以上了!?这个想法我还跟主任讲过,主任很赞成。不过由于镇上买不到羽毛球,合适的旧门板也没有找到,这个计划也就只好泡汤了。好在跟队长要的绳子兑了现,同学们总算在活动时可以跳跳绳了。由于有的同学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所以一般只上半天课,语数两门交替。只有遇到农忙假等耽误了时间,要赶进度时才下午上课。遇到这种情况,会事先通知,以便住得远的学生带中午饭。到午饭时分请主任或者老师帮他们热一下(老师休息室有一个烧木炭的小炉子)学生带的菜,多半是腌的酸菜和辣椒,根本无法和城里的孩子们相比。如今城里的孩子,穿的是耐克、阿迪达斯,吃的是肯德基、麦当劳,如果参加学校组织的什么活动,光吃的东西就要背一大包。那时乡下的孩子即使带了两个蒸熟的红薯,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亚于城里孩子吃汉堡包和比萨饼了。这种巨大的差别,是由经济落后造成的。我想农村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那“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只能是句空话。
有一天下午有课,放学时照例送同学一段路。往下走的同学(往东门方向),出学校门不远就到了白沙至东门的大路上,路好走还没有汽车之类的危险,所以不用当心。当心的是往上走的同学,他们的家在山上。因为是山路不好走,遇到下雨天,路又陡又滑,有些危险。天晴时李老师他们一般送到坪土队与坛山队交界的路口为止,下雨天就视情况多送一段路。那天是个阴雨天,放学时虽然已停雨,但路很滑,所以我将他们一直送到快过坛山队时交代他们注意安全才往回走。刚走没几步忽听后面“扑哧”一声,回头一看,有个男孩子滑倒了。我赶快又返回去,在路边扯了一把草蘸了一点水,把他膝盖和衣袖上的泥巴擦掉,叮嘱他走路要小心点不要猫弹鬼跳。由于不放心,我打算再陪他们走一段路。这时,其中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看我送了这么远,非常懂事的说:“老师,你还不回去呀!”我随口说:“我到你家去好不好!”“好!”小女孩开心地笑了,边走边用她的小手拽住我的衣角,好像怕我走丢了似的。这个小女孩是我们班上最小的同学,细精精的,圆圆的脸上闪烁着一对明亮而透彻的大眼睛,喜欢抿着嘴笑,非常害羞。她上课时不敢提问,不懂的地方要等到下课后,才怯生生地走到老师面前,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发问,当老师注视她的时候她又很羞涩地垂下眼睛看着地面。是个让人一见就产生怜爱的孩子。我边走边问她家里的情况。很快就走到王兴队的地界了,我把前面走得快的同学叫住,交代他们走慢点别摔着了,然后准备返回。这时,那个小女孩拽着我的衣角非常着急的说:“老师,你不去我家呀?”说话的时候,眼睛里似乎有泪花在闪烁。这个时侯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本来是随意说到她家去的,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她当真了。这下我可犯了难,去吧,到她家还有好几里路,回来时天肯定黑了,自己眼神不好,不敢走夜路。更何况我去她家凭什么?家访吗?也许其他老师都没去过她的家呢,你只不过是临时代两天课,就在这里越俎代庖搞什么家访,弄不好会让林老师产生什么误会。不去吧,很有可能让一颗脆弱的心灵受到伤害(她也许把老师去她家看得很重),又于心何忍?后来转念一想,今天不能专程去,山上有个知青组,下次去那个知青组玩的时候,可以顺道到她家坐一会。主意一定,我就对小女孩说,今天太晚了,下次老师去羊古,一定去你家。边说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她很委屈地“嗯”了一声,然后头也不回的顺着回家的山路走去。看着她的背影,我很懊悔,第一次体会到对一个小孩食言心里是什么滋味了。
几天以后,林老师回来了。因为有言在先,所以很快就和他做了交接。接手时林老师说他已经买了一本新字典,那本旧的你如果不嫌弃就留下作纪念吧(之前这本旧字典我跟林老师借用过几次)。直到如今这本字典我还在使用,虽然封面和部首检索都没有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但我还是舍不得丢掉,它已成为我人生中一段特殊经历的明证。遗憾的是对小女孩的许诺最终没有兑现,让我很长时间都一直耿耿于怀。
这是四十多年前一段小小的经历,虽然只有十多天时间,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你知道了什么是教师的职责与艰辛,尤其可贵的是你有机会见证了孩子们的可爱与真诚。——他们可爱得让你心醉,真诚得让你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