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朋友(2)
乐 乎
英年早逝的张教授
张梓经(化名)先生,留英学人,经济学副教授。某民主党派湖南支部的创始人。五七年打成右派,开除公职,留校察看。
因为留过洋,
我问他朗诵些什么,张教授说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维洛那两绅士》中凡伦丁思念情人西尔维亚的一段话:与其活着受煎熬,何不一死了事?死不过是把自己放逐出躯体以外……。看不见西尔维亚,世上还有什么光明?没有西尔维亚在一起,世上还有什么乐趣?如果夜晚没有西尔维亚陪着我,那夜莺的歌唱只是不入耳的噪音;如果白天西尔维亚不在我面前,我的生命将是一个不见天日的长夜……。后来他将这个剧本的中译本送给我,不过我没什么兴趣,搬过几次家,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文革后,张教授又返回教学岗位,但没让他教经济学而让他改行教英语,英语是张教授的强项,他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
重返讲台使
为了不受干扰地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离家独居,搬到单身宿舍去住。饿了煮一把面,困了随便在床上躺一躺,日以继夜,字斟句酌,全身心地扑到唐诗的英译上。其间他曾晕倒在讲台,被送去医院急救,醒过来他就急不可待地要出院,不肯多待一分钟,他的心目中只有工作和事业。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重返讲台不到四年,张教授终于被病魔击倒,带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撒手人寰。
唐诗三百首的英译本早就出版了,但不是张教授的译本,我想一定没有我崇敬的张教授译得那么精彩,字字珠玑,因为那是张教授呕心沥血的生命之作。
徐学坊自杀之迷
徐学坊(化名)是父亲最年轻的朋友,一个小助教,大学毕生没几年,才二十来岁,不知讲错了什么话,被划为右派,还送去劳教两年。在我眼里,徐学坊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成了右派,开除公职留用,热恋多年的女友也拜拜了,对任何刚刚走上社会的年青人来说,这都是致命的难以承受的打击,但他一如既往,能吃能睡,活泼富有幽默感,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他那爽朗的笑声。
徐学坊外貌颇象混血儿,高鼻梁,凹眼窝,皮肤白净,汗毛又密又长,头发不是纯黑而带褐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右时有人怀疑他父亲不是美国特务就是流亡的白俄贵族,甚至大张旗鼓地调查了一番,结果还真是查出了问题,上溯到徐学坊的祖宗第四代,他外祖母的母亲是俄罗斯的犹太人,算起来,徐学坊有十六分之一的外国血统。文革时有人拿这个大做文章,指他有反骨,“身在曹营心在汉,终有一日会投奔苏修”。
文革时武斗期间,两派群众组织忙于夺权,无暇顾及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 徐学坊无所事事,闲得慌,问我能否介绍他去挑土,挣点钱准备结婚。那时我正在株洲清水塘当土夫子,和土方队长的关系颇好,遂介绍他进了土方队。徐学坊虽是知识分子,但年轻力壮,不是那种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白面书生,干体力活还行,不亚于同龄人。
徐学坊到土方队没几天,挖神仙土压死了两个人,抬死人的竹铺子丢在小学的操场边上,血迹斑斑。徐学坊将竹铺子洗干净,坦然自若倒头就睡。土夫子面面相觑:抬过死人的竹铺子不吉利,大家都惟恐避之不及,这家伙居然拿来睡觉,到底是喝过大学墨水的,底气足,连鬼神也得让三分。
谁也没有想到,性格开朗乐观的徐学坊却在七一年自杀了,年仅四十来岁。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或遗嘱,谁也不知道他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的女友经受不住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要与这个右派男友分手,徐学坊承受不了再次失恋的打击,想不开而自杀的;有的说是他对人生对前途感到无望,产生厌世情绪,精神崩溃而自杀的;也有人说他不好好改造世界观,妄图翻案不成,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死有余辜。
徐学坊到底是带着什么心情离开这个世界,人们已无从知晓。只有感慨生命的脆弱和捉摸不定。生命好象一段旅程,人在旅途中似羽毛随风而飘,何时落何时飞,又有谁能把握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