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被逐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我从新疆哈密收容遣送站出来，踏上了回乡的列车。随着列车“轰隆轰隆”有节奏的响声，我不禁思绪万千，感概颇多。多少往事，历历在目；多少辛酸，不堪回首；我的命为何这么苦呢？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却因家父被造反派无端打成“历史反革命、特务”，我因系长子，却无端地被他们说成了“黑七类狗崽子”、“小特务”。朗朗乾坤，竟被阴霾笼罩；茫茫大地，竟无我的安身立命之所，越想越痛苦，越想越悲伤，想着想着，便昏昏欲睡……
一觉醒来，列车已不知不觉地抵达了甘肃酒泉车站。我心绪不定，烦燥不安。心想，回去以后将如何度日呢？也不知父母和弟妹们现在如何？我已外逃几个月，身处异地他乡，独自颠沛流离，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一不敢写信，意欲打电话却又打不得。因当年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颇费周折。再说，因我是外逃流浪人员，怎么敢打电话给家里人呢？岂不是自我暴露、自投罗网吗？真是冤屈，有家不敢回。又一想，天下之大，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正在这时，与我坐正对面的一位20多岁的上海支边青年见我独自一人在闷闷不乐的苦思冥想，便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小兄弟，你是到哪儿去？”我回答他说：“回湖南！”他又问：“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我告诉他：“湖南衡山。”他又问：“你是来新疆找工作的？”我回答：“是的。没找到。”他说：“也难怪，你早一年来就好了，那时还容易找工作。现在新疆建设兵团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已不接受任何人了。”我说：“是啊。”他说：“你不妨到兰州去试一试，那里好找工作些。”我问：“是吗？”他说：“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我说：“谢谢！”经这位好心大哥的点破，遂日上午9时左右，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兰州火车站下了车。
当日，在兰州市区漫无目的地转遛了一天，因到处要证明，而我却没有，故什么单位也不敢接受我。此时我已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真是度日如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忽见一小巷中有买馒头的店铺，我便花一元钱买了二十个馒头，店主用牛皮纸包好，并用一根粗线捆住，交给了我，我提着这些馒头秃丧地赶到了兰州火车站，办好了车票签证后，于当晚又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经过这段时间的盲目奔波，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回家吧，肯定又会被抓、被关押；不回家吧，又怎么活命呢？这时，我把所有的亲戚都在头脑中回忆了一番。最后想到了我大姨妈符祝英——家住常德县南坪公社戴家岗大队。对呀，我何不去投奔我大姨妈呢？于是，我决定在长沙下车。
自从哈密上车，告别了可亲可敬的郭叔叔，我的思绪一直不能平静。第三天中午时分，列车终于到达长沙站。
当年常德不通火车，汽车每天也只有二班，我从长沙汽车站出来后，便到轮船码头去打听，看看是否还有往常德方向的船。一问，当天只有到益阳的船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假思索地购买了一张到益阳的船票，登上了轮船。大约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轮船到了益阳。于是，我马不蹄停地往汽车站赶。刚进站，正好碰上最后一班车，于是，我迅速买票上了这趟车。于傍晚时分到了大姨妈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大姨妈家，大姨妈见我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当他听说了我及家人的不幸遭遇后，抱着我大哭了一场。
在大姨妈家住了将近一个月左右，其时，我天天跟着她出农业工，一边想着今后的道路该怎么走。大约在二十天以后，大姨妈收到我家写给她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她：全家已被收回南岳镇，只是不知容颐的下落，至今沓无音信，你如若知道他的下落，请设法及时转告他，叫他回家来，云云。
大姨妈拆阅此信后，转悲为喜，破涕而笑，便随即将此信交与我看，我看见此信后，心神不定，疑惑彷徨。心想，我到底是该回家去呢？还是继续在外漂泊？这时，我便与大姨妈商量，我准备到衡阳我伯父家去一趟，然后再作打算。否则，我这样空手而归实在不好意思。于是，次日清晨，吃罢早饭，告别了姨父姨母及表弟妹们，到汽车站踏上了回衡的路途。
在伯父家住了一个星期后，伯父劝我回家去。就这样，我又拿着伯父给我的车费坐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岳。
回家当天，妈妈见我骨瘦如柴，蓬头垢面，一身跳蚤，顿时落下了伤心的泪水。接着，把我所有的衣服全部用开水煮了一次，并带我去街上理了发，然后弄了几个菜给我饱餐了一顿。
在家期间，我白天在南岳建筑公司做小工，从事着与我年龄极不相称的繁重体力劳动，挑砖、和泥、抬预制板等。记得当时每天的工价是一元三角六分。做了大约两个月之后，便跟父亲学扎钢筋。
后来，南岳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何旭林得知我回家的消息后，又把我叫回了宣传队。于是，我又与昔日的宣传队员们排练文艺节目。随后，又随该宣传队在衡山县巡回宣传演出。我的任务仍然是拉主胡（板胡）、吹笛子兼土黑管独奏等。直到同年10月初。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当时的南岳镇领导又一次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南岳是军事重地为借口，把南岳城区内所有的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二十一种人”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员与家属及其子女，一并驱逐到农村去。他们当时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几天之内，南岳城内的上述人员被先后驱逐到了农村。
从常德回岳后，南岳成立了“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衡阳司令部南岳支队”这一造反派组织。我随南岳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集体加入了该组织，随即排练了一台文艺宣传节目，又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巡回演出。
此时，文化大革命进入火热化阶段，打、砸、抢、抄、抓盛行，父亲又遭批斗，随即被关押在建筑公司，并停发工资。因全家生活无着，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我母亲在家门口（原东街三号）用门板摆了个“摊子”把家里稍为值钱的衣物家什都拿出来卖了，用以买米和蔬菜吃。一九六八年八、九月间的一天，当年的岳街居委会通知我们这些出身不好和有政治、历史等问题的人去开会。谭支书在会上向我们宣布：“南岳是军事重地，中南局机关和广州军区要搬迁到南岳来，因此，绝不允许成份出身不好的人居住在南岳。你们仍旧要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如果谁自觉自愿地主动去农村，政府发给你们每人一百五十元安家费。如不愿去，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总之，我们将会采取非常措施。你们都必须离开南岳，大家好好想一想吧。”
一九六八年九月初，我妈带着时年已八岁的小弟国庆去南岳完小报名读书，学校却不收，该校领导说什么“我校只接收贫下中农子弟和城镇贫民子弟入学。”无奈，我小弟只有在家里玩耍，更为不可理解的事是时年16岁的大弟容章在南岳民中初中未毕业，便被“劝退”退学。13岁的大妹天凤也中途辍学。
没过几天，大约是十月上旬，一天，我吃过早饭后，为避免再次被带铐挂牌押送下乡之窘境，我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拿着画相工具和画相纸、烟脂等，又独自步行来到了原“下放”地——衡山县松柏公社晓岚八队。
到了队上之后，我先到队长张彦凡家和胡奶奶家，如实地把我为什么又来农村的事向他们讲了一番。张队长便安排劳力把队上关牛的牛栏打扫了一下，我便暂时安顿了下来。
因户口、粮食关系还未来，我便无工可出，就帮队上的老人免费画相，他们谁家请我画相，我就在谁家吃饭。相安无事地打发日子，倒也苦中寻乐，自觉安稳。这期间，我每天晚上独对孤灯，浮想连翩，感慨万千。夜阑人静，万赖俱寂，我于是昼夜奋战，一连一个星期写出了《“知青”之歌》（见《“知青”之歌》歌曲）。在这期间，我与长沙来投亲靠友的女知青朱××相处融洽，当她得知了我的遭遇之后，对我深表同情，我们也就成了患难相依、无话不谈的异性朋友。
大约十来天之后，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末，妈妈带着我俩个弟弟和俩个妹妹又被红卫员驱逐到了农村。在白果下车时，刚卸完家具行李，正遇上白果的红卫兵押着几个“四类份子”在游街。于是他们用皮鞭将我弟妹们狠狠地抽打了一顿。他们边打边说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又强令其中的几个“四类份子”来抽打我弟妹们，还说道：“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直打得我弟妹们哇哇大哭，他们才得以罢休。这事是后来我妈到队上时告诉我的。
我们全家除父亲仍被关押在单位遭受造反派的批斗外，全家人在好心的乡亲们的接济和帮助下，相依为命地过着“新式农民”的生活。
第二年春天，山洪暴发，晓岚港遭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灾害，我们的“家”（实际上是牛棚稍微打扫后的居所）因地处低洼处，致使所有家具被洪水淹没，这真是使我们雪上加霜，全家哭成一团。
“三忠于”活动期间，我因有绘画特长，经有关领导恩准，便与同是下放人员的陈家瑞（南岳下放在后山江东公社的“知青”）一起，在湘、衡交界之处，各地画油画毛主席像和炭精画毛氏六位烈士像，以每天交队上一元五角钱，记十分工的口头合同，挣取“轻松”工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接下来的日子里，时年已九岁的小弟国庆去大队学校报名上学，却被拒之门外（他后来是在老家经亲友说情，才被允许在大崎小学上学，接受启蒙教育的。）。
没过多久，我们通过关系，联系了祖籍——衡东县霞流公社大崎大队第四生产队，老家的亲人非常同情我们，便同意接受我们迁入老家。但要求我们认祖归宗，改姓欧阳，经慎重考虑，我们同意了。就这样，堂伯户欧阳厚鑫便将我们取字辈名分别为其复、其原、其宗，意为“复原宗”。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改性的原由。于是一九六九年秋收过后，我们告别了曾经关照、接济过我们的乡亲们，告别了令我们牵肠挂肚而又难以忘怀地伤心之地——晓岚港，举家迁入了老家阳家垅，又开始了新的农村生活。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