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尊严就是自己的心理承受的底线。每个人的承受底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表现出来也不一样。在下乡时，我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种清高尊严，而受到了刁难。
下乡时，我是多么的幼稚、单纯，把在学校里宣传的农村看得十分美好，农民是多么纯朴，党的基层干部是多么的纯洁，通过在广阔天地努力劳动，不脱离农业生产，是会推荐招工、招生的，我在协助蹲点的干部办好政治夜校 ，在春插双抢中表现出众，公社开春播干部会时，还看我的插田表演，在公社我是在表现好的方面出名了，但我一直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很重，表现得不奉承谁，因不会抽烟，身上从来没有烟，碰上他们，只点头打招呼，他们从来抽不上我的一枝烟，因为作为一个男子汉，我有我的尊严，得罪了当时的大队主要干部支部书记 ，因为我生产队经常是县、区、公社的蹲点、社员因和这些干部打交道多，逐渐冷落了他这个一级基层权力机构一把手，由于我的孤僻内向性格，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同他打交道 ，他理解我越级和上面的关系处理得好，以为看他不起，对我心怀成见。多次在关键的招工中使我的坏，其中有一次当着我母亲的面。
那是上世纪73年我正在大队农场，当时一方面为了了解国家的形势，另一方面因为大队农场地处偏僻，农村的投递员到大队才一个星期去二次，有时家里来的信件还到大队压上几天，出入这种情况，我每月花上四元钱钉了一份《湖南日报》，这样直接就与投递员面对面。
我现在清楚记得，当《湖南日报》5月21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之事，特别指出知青要同农村青年同等对待，一样的推荐上大学（实际知青有知青的指标，农村青年有农村青年的指标，互不相干的），当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知青和农村青年一视同仁，那知青肯定没有份，更何况我这个同大队支部书民关系处理得不好的人，因为我有我的尊严，我不能因为有这张报纸作为上方宝剑，找他以我当时在公社的表现作为筹码，放下我起码的尊严，我要比其他的人求他还要低声下气。为了维护我的尊严哪怕在农村呆一辈子。
几天后，一个乡村的小学的教师母亲来了，她是一个对上级指示机械的理解，因为她是教育界的，知道这次招生的详细情况，作为知青的我们这次比以往的招生不同，还是有份的，否则她是不会那老远的跑来，先走招生的第一步--群众推荐，找到生产队长，把这次招生的政策讲了，生产队队长也很乐意推荐，并把我的表现写了一下，盖上了生产队的大印，光有大印可能不是不行的，她又提出要群众签名并按手印，社员也照办了。拿着这签满名的、，并同时按下手印生产队同意推荐的报告，还带上了5月21日的那张《湖南日报》，往上的步骤就是找大队一级的领导支书，签意见盖大队的公章 ，带上那张《湖南日报》，就为他说不知道有这事而做准备的，当然在那时所谓的大队，在我们这个大队的公章，不如这个支书的一句话， 就是你有本事能找秘书盖出公章，他不同意你还是空的。
尽管我还是把尊严看得重要，但由于母亲从远处的乡村来，她要我同她一起去找支部书记，这一下哪怕平时把尊严看得如此重的我，为了这事不得不拜这个码头，但我仍然同平时一样没有买烟， 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母亲也没有强调我买烟。
这个支书的家就住在我们生产队对面，中间隔了一条狭长的田洞，从我们生产队到他家约150米，到他家时，他不在家，问他的母亲 ，他母亲说在禾坪旁边的山凹里犁田，当然就不用再向人打听了，就顺利地找到他了，他见我的到来，并还带了我的母亲来，开始脸色还是晴天 ，以为这次我也同其他的人会买包香烟给他抽，因为我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找他，并带了一个拿工资的母亲，我们那里有这么一句话：“烟开路，酒撘桥”。 我先是不出自内心喊了他一声:“李支书”，当然他也听得出很别扭，见我仍不拿开路的烟，脸上马上转阴，也同我一样答了一声;“嗯”，我同样也听得出也很别扭。
我向他介绍了这位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就向他讲了这次大学招生之事，并说要经过大队推荐，他知道我是一个插秧能手，同时还以为一个插秧能手一定会犁田，也知道我有事求他我把尊严看得十分重，是不会代他犁田的，让他与我母亲谈事情的，其实我不会犁田他没猜着，但他猜着我的尊严，在什么情况下是不会奉承他的，他开始是推说要从下面生产队报名到大队，后我母亲要他停下来，把生产队的东西给他看了，他也知道我们生产队在蹲点的虎头牌下，平时是不买他的帐的，因为其他的生产队对类似这样的事，都要先奏后斩，他也事先根本不会我们先行一步，直接先从生产队办好了找他，这时他又说，我们生产队有公社书记搞点，你儿子的表现他最清楚，直接喊公社推荐祘了，他没有意见，这明明是刁难，当然我母亲与他在这个问题与他僵持了很久 ，他仍然 犁他的田，我母子两人站在田埂上，母亲和他理论，我也知道他见我母亲是一个城里人的装束，那时农村的人见了城市里的人自然觉得矮了三分 ，我知道他是给足了我母亲的面子，我的清高的尊严始终没插一句话，但他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说不知道有这事，不然我那张为他准备的《湖南日报》 会派有用场，同时也知道公社为招生这事，群众推荐这过门已开了会，他就是不推荐 。
这样僵持了很久，他行使他的权力，就是不松口，看来这样下去仍没有结果，我就要母亲离开，当然出入礼节，我母亲离开时，这次是我母亲同他打了招呼 ，而不是我开始见他时我打招呼 ，我仍然保持我清高的尊严，没有称呼：“李支书”。当我们转身离开时，我记忆很深，他的脸色一下由阴转为雨说道：“他们生产队的劳力多，想把他赶走才这样做的。”
过后我们找到了蹲点的书记，他也知道他的脾气，就说：“推荐以后还要进行文化考试，社中（公社中学）正在办复习班，你明天去参加复习，以后再找他，还是要他推荐的，第二天我就去参加了社中举办的复习班参加了复习，以后在招生、招工等方面我还是没有过他的关，就是表面上推荐，背后还是使我的坏， 这时我才知道在有权的人面前尊严是多么碎弱，同时我才明白为了维护自己清高的尊严我多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新来的公社书记，知道我的情况，他比历届的书记个性硬，在尊严上我就与他十分想象，在他上任第一次招工就把我摆在第一位，直接过问我招工这事，我总算熬过了为维护我清高的尊严而得罪支部书记，每次招工都落空的尴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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