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涛(1818-1891) 清代经世派学者，外交家。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长沙府湘阴人，十八岁入读长沙
岳麓书院与
曾国藩同期肄业。筑居室“养知书屋”于长沙六堆子。道光二十年成进士。1852年（咸丰十二年）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礼部、兵部左侍郎。1876年（
光绪元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以魏源为知己，率先倡导洋务，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也要学习西方“政教”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来。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来在商贾。”他批评那种认为“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立足法”的观点。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潜心著述，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等。
清经世派学者、外交家郭嵩涛
在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志士仁人，郭嵩焘也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科场少年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汕，晚号玉池老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 知书屋”，所以，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从小聪明过人，深得父辈喜爱。加之他又勤奋好学，因此，家里 决定不惜一切让他读书，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超越前辈、有所作为的人。
1835 年，郭嵩焘 17 岁。这一年，他考中秀才，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年，家里送他到湖南最有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岳麓书院，他与后来以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刘蓉等结为至交。他们当时都是志大气盛、 自视颇高的年轻学子，但曾、刘专攻程朱理学，后来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 的方向发展，郭嵩焘则喜欢词章之学，带着更多的文人气质，因而，与封建 正统就有些格格不入。曾国藩后来在评论郭嵩焘时，就直言不讳地说郭嵩焘 只能著书立说，不适合做封建官场的繁重工作。1837 年，郭嵩焘 19 岁，参 加乡试，考中举人。1838 年，郭嵩焘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直到
1847 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入翰林，跻身到上层社会。
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年方二十有余，血气方刚，但他在探讨时局时，并 不是只在简单地抒发纵论天下事的书生豪气，而是开始着手探寻中国致败的 内在原因。从此以后，郭嵩焘与“洋务”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洋务观初步形成
正当清政府以全力与太平军作战时，英、法侵略者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起了全国性震动，英法联军打入北京， 咸丰帝逃亡热河，结果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屈辱的 不平等条约。面对日益严重的西方侵略，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在分化，
从 50 年末以后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洋务派。这一派人物上有恭亲王 奕䜣等，下有地方实力派曾国藩等。他们在政治实践中，与洋人有了直接接 触，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改变着固有“夷狄” 观念，对于来自西方的侵略者及其文化开始进行认真研究和严肃思考，提出 了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观点。于是，在国内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洋务 思潮。就当时中国而言，这是一种代表进步的思潮。
郭嵩焘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对洋务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初步形成 了自己的颇有特色的洋务思想。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他主张要了解西方，士大夫在这方面尤要身体力行。在当时的士 大夫中还流行着比较普遍的虚骄习气，不屑于谈论洋务。抱有这种成见的人 对洋人“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 这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一旦和洋人打交道，其结果只能是偾事， 把局面弄得更糟。郭嵩焘则不是这样，他主张正视中外交往的现实，不要回 避，因为洋人既不是犬羊，又不是鬼怪，而是跟我们一样具有理智和文化的 人。他们来华的动机可以考查，对于他们提出的非分要求可以用正当的方式 予以拒绝，但是，中西互通已成定局，想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因 而，只有与他们达成一种中西正常交往的协议，划定章程，才是今天对待洋 人的正确方法。如果把洋人视为野蛮人，不敢、不愿或不屑去研究、面对， 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和软弱。因此，他主张士大夫要抛弃“华夷之辩”的 僵硬观念与恐惧心理，主动接触洋人，积极了解西方，研讨中国的对策。在
1859 年 2 月 26 日的奏折中，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培
养洋务人才的建议。虽然当时清政府没有采纳，但三年之后，北京却建立了 一所培养办理洋务人才的同文馆。由此可见，在当时郭嵩焘思考这一问题时， 具有深远目光。郭嵩焘之所以呼吁当局和士大夫们去了解西方，是因为他自 己就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才了解西方情况的。他已认识到闭目塞听和开眼 看世界这两种不同态度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1840 年在浙江，1856 年在江浙，1859 年在天津、山东，他都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情况。60 年代以后， 郭嵩焘更是自觉地把开拓国人视野，矫正传统观念，宣传西方科技、文化、 思想视为自己的责任，纵使被守旧的士大夫讥嘲、打击也不后悔。他的这种 一心为国、不计个人荣辱的胸怀给后来者留树立了榜样。
第二，他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守旧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进行了尖锐的批 判。他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总评价是：“处极弱之势，无可据 之理，又于外夷瞢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这种批评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近代以来，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而清政府却不去了解敌情，仍以天朝大 国自居，因而，在不得已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采取的应变措施，不是错误 百出，就是授人以柄，最后总是以丧失利权收场。而中国的士大夫不但没有 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反而去助长政府的这种虚骄之气。于是“中国之于夷人， 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 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 如何。”郭嵩焘严肃地指出，士大夫们的高谈阔论虽能博取爱国的空名，却 无补于实际，只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他反对一切对外战争。郭嵩焘从中国国势不如西方列强这一认识 出发，认为清政府应委曲求全，不能与西方列强开战，只能徐图发展。这一 思想虽然纠正了崇尚清谈的守旧士大夫盲目主战的错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 极端，因为避战求和也是有条件的，西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是昭然若揭、 清楚不过的。一味求和，只能助长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而不会消弭他们的 侵略欲望。而郭嵩焘却对这些不管不顾，因此，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郭嵩焘 的思想过于消极，是很偏颇的。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基本形成，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 有失误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而且，郭嵩 焘很注重宣传、解释他的洋务思想，逐渐成为洋务派中独树一帜的洋务思想 家。
五、再次出山
1859 年，郭嵩焘因僧格林沁参劾愤而辞官南归，在家闲居。1862 年，李 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旋升江苏巡抚。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李鸿章保荐同科进 士郭嵩焘任苏松粮道。郭嵩焘因第一次出任碰了大钉子，所以，心存犹豫， 不想再出，但又经不住曾国荃、刘蓉、李鸿章等好友的再三苦劝，遂于这年
10 月赴上海接任。 在任苏松粮道期间，郭嵩焘看到所辖的苏州、松江、太仓等三府赋税太
重，往往因此激起民变，因而向李鸿章提出了减赋的建议。1863 年 6 月，曾 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减轻苏松太三府粮赋。7 月 9 日，清政府批准 了曾、李的请求。此举的实行，普遍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感。郭嵩焘作为这 项措施的倡议者，其本意是在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却减轻了人 民的负担，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与此同时，郭嵩焘官升两淮盐运使， 他又通过整顿盐厘的措施，搜刮到大量财富，为湘淮军筹集了巨额饷银，因 而，也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交口称赞。不久，郭嵩焘即被奏保升任广东巡 抚。
六、罢官赋闲
1870 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命曾国藩负责处理这一棘 手的案件。郭嵩焘闻讯，致书曾国藩，劝他回籍养病，免遭非议。但曾国藩 却无法摆脱压到肩上的担子，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处理结果，天津民众成 了这一教案的牺牲品。曾国藩则被朝野骂为卖国贼，在日记中，曾国藩也深 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1873 年，郭嵩焘所撰《礼记质疑》成书。此书始作于 1852 年，历 20 年 而成，用功很深，因此，颇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1874 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兴师犯台，同治年间中外和好 的局面被打破。清政府顿感人才缺乏，洋务棘手，于是，又重新起用在镇压 了太平军以后被罢职的一大批文臣武将。7 月 21 日，清政府命杨岳斌、曾国 荃、郭嵩焘及丁日昌、鲍超、蒋益澧等进京商讨国事。这样，郭嵩焘又结束 了长达 8 年的闲居生活，重新卷入清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八、第一任公使
1875 年 8 月 28 日，清廷正式发布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上谕。此后由于中 英之间在马嘉理一案上反复交涉，没有结果，郭嵩焘出使之期也就一再拖延， 直到 1876 年 9 月《烟台条约》签订，出使才又提上日程。12 月 2 日晚，郭 嵩焘率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和英国人马格理以及随行 翻译爱尔兰人禧在明等 30 余人从上海港冒雨登舟，踏上了赴英的漫长旅途。 郭嵩焘使团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节团。这一年， 郭嵩焘 59 岁。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以老病之躯赴万里之行，从而为清政府迈出 了正式向外遣使的第一步呢？一个基本原因是他的身上具备了传统士大夫提 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美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希望亲 自到西方国家去考察，然后把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形介绍给国人，从而使守旧 风气比较重的中国人能够从天朝大国的梦中醒过来，平等地看待西方。所以， 虽然在出使前，他就受到了守旧舆论的攻击，身体又是衰病交加，而出使的 本身又等于“悬的以资弹射”，但他却没有后悔，没有推卸，而是一力独任。 他的这种高尚情操在当时只有少数比较先进的中国人能够理解，在今天，则 早已得到历史的公允评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但由于中国政府对
西方社会缺乏了解，在中外交涉中往往吃亏，所以，清政府越来越迫切地需 要了解西方国情。因此，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总理衙门就奏诸清政府要求出 使大臣将对外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 详细记载，随时咨送国内。郭嵩焘按此要求，从上海启程之日起，就不顾海 上颠簸、牙痛、胃痛、失眠、头昏、晕船等，坚持天天记下沿途见闻，直到
1877 年 1 月 21 日抵达伦敦止，没有间断。他把途中 30 多天的记录整理成册
后，题名《使西纪程》，邮寄给总理衙门。结果却在士大夫中引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
《使西纪程》记载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地理知识。中国人的世界
地理概念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还是模糊一片，以后逐渐有所了解，但一般 士大夫对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如何划分经纬度，如何计算时差、温差等 地理知识仍是所知无几。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详细记载了所经之地的经 纬度、温度、气候以及自然景观和不同的宗教信抑。二是不同的人文景观。 他途经香港时，发现香港变化很大，已成为西方国家在东方的一大都会，学 校纪律严明，监狱也节度整齐。在新加坡，他参观了配有大炮、火药库、巨 型望远镜的新式炮台，还参观了女子学校。在途中，他还看到了西方的报纸 如《泰晤士报》、《波赛日报》等，从报上了解了 1874 年至 1876 年的英国 人北极探险和土耳其的政治改革情况。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他看到了构造巧 妙的开河机器。到欧洲后，他又看到了压沙机器、取重机器、蒸汽机等。他 对马赛、伦敦的繁华，也留下了真实的记录。郭嵩焘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 因而，在《使西纪程》中，他除了纪实外，还经常发表个人的评论。这些评 论直抒胸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一切人文景观都含赞扬之意，因而， 士大夫看了，就不对胃口，反过来就要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大张挞伐。 郭嵩焘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西方国家非常重视教育，也 21 重商业，在当今世界，英国和俄国是世界的两大强国，都对中国不怀好意。 在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士大夫还一味“高谈阔论”、“虚骄自大”，后果将不堪设想。郭嵩焘的这一观点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 界形势，但是，守旧的士大夫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话，因而，在总理衙 门将《使西纪程》刊布社会后，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就不奇怪了。
李慈铭是当时的名士，他读了《使西纪程》后，不但不愿承认中西发展 的差距，而且斥责郭嵩焘对西方国家进行了故意夸张、粉饰，尤其是夸饰西 方的“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因此，他说，凡有血气的士大夫读了郭 嵩焘的记述，“无不切齿”。有人说郭嵩焘对清政府的“忠心”已经改变， 对英国有贰心。他的好朋友王闿运也指责郭嵩焘中了“洋毒”，不可救药。 有人甚至奏请清政府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在守旧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 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该书在社会上流行。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人选，清政府才暂时没有将郭嵩焘撤职，但已对郭嵩焘发去了严厉申斥的训 令。
郭嵩焘使团到伦敦后，住在波克伦伯里斯 45 号，这里有一座四层楼房， 此后成为中国驻英使馆，沿用了 80 多年。1877 年 1 月 24 日，郭嵩焘照会英 国外交大臣德尔贝，商订觐见日期。在照会中，他增加了所携带的国书中所 没有的两项内容：一是“道歉”的钦差同时即是长驻公使，二是增加了副使 刘锡鸿的名字。英国人存心要刁难中国的第一任驻外公使，所以在以上两个 问题上又争论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答应下来。入国先问禁，郭嵩焘在觐 见前曾派人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内务大臣席摩尔询问有关觐见礼仪，他 们也故意刁难，借口说不知道，希望中国公使在觐见时出丑。郭嵩焘是一位 热心了解西方的人，因而在出国前就详细问过在此之前出国的薄安臣使团和 崇厚使团的情况，所以在 2 月 7 日觐见时，行的是三鞠躬礼，而不是中国官 场的跪拜礼，使得威妥玛等未得售其奸。鉴于这些，郭嵩焘深深感到西方国 家对中国采取的不平等态度，内心为之愤愤不平。为此，他招集所有使团人 员，宣布了 5 条纪律：“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 五戒口角喧嚷。”
郭嵩焘不懂英语，在对外发表谈话时，须经英人马格理翻译。而马格理常常歪曲郭嵩焘的原意，因而见诸报端时，往往差别很大，郭嵩焘虽然气得 发昏，却也无可奈何。此后，他多次提到，外交人才，须以熟悉外国语言文 字为第一要义。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官要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立足，真是困难重重。
做为第一任公使，郭嵩焘虽然想要为清政府多办点事，但事实上却不可能改 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在任期内，郭嵩焘尽最大努力处理了一些中英交涉， 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中国从此真正进入了世 界外交舞台。
他在诗中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概括，并相信时间会证明一 切，后人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1891 年 7 月 18 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 月 26 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 历数郭嵩焘劝曾国藩出山、建议湘军创办水师、倡办厘金、出任苏松粮道、 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臣等“军功”、“政绩”，为其请谥 立传。8 月 29 日，清政府降下一道声色俱厉的谕旨，驳回了李鸿章的请求， 谕旨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郭嵩 焘批评过顽固派、清政府，其思想也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官僚，与 封建正统有越来越深的思想裂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郭嵩焘的主要言 行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然而，统治者到他死也没有原谅他。
郭嵩焘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一生都在倡导新思想，与守旧者进行了坚
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思想深处充满着爱国忧民的感情，即使为此屡遭打击， 也从不后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不可能接受他，而在他死后， 历史却终于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是郭嵩焘生前就预料到的，也是他在 天之灵应得的一丝安慰。
好帖我也来顶一下！
湖南知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