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主任十年祭
湘主任死去已十年了，在他死后的这十年间，我一直想写写他，因为他极富戏剧性的一生很值得我写。
我最后碰见他一次的时候，就在他快要死了的那年春上某一天，我从家里动身前往单位上班。就在距离湘主任他那湾村约两里来路的马路上，我看见前面一个佝偻的简直是一副蔫萎神样的躯体拄着一根拐杖在缓慢地艰难地移动着——如果此时用一步三摇来形容他，绝对毫无夸张。他走走停停，大约是每走几十步就要在路边停一下，或者靠着拐杖立一会儿，或者慢慢坐下来歇一会儿。至于那个头，只见是始终耷拉着的，没有抬起过。
我不用快走，一会儿便追上了他。哟，竟是好些年没见了的湘主任！这不免让我很有些惊讶——虽然这些年也曾听说过湘主任的一些事，大略知晓他的晚年颇有些凄凉，但也还是没想到他现在竟会是这等一番灯干油净的模样。
这会儿，湘主任自然也认出了我来——从蜡黄枯萎的脸上挤出一丝似笑还哭不是尴尬却比尴尬还难看的表情。我说：“你这是怎么啦？”
他说，他病了许久了，没人管他，请医也请不来，今日实在不行了，只好自己拄根拐棍上功先先那里去一下，试试打两针有不有好转。我知道，“功先先”即这附近的一个乡村医生。
看着湘主任这一可怜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也于心不忍。那天我搀了他把他送到功先先那里，并为他付了这次十多元钱的医药费。
湘主任沦落到这步寂寞晚景，我后来好长时间里都在想，是天谴报应，是他命运使然，还是社会发展的归结？
我虽然比湘主任小了整整二十几岁，不算一辈的人了，但彼此的湾村相去不远，尤其又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他荣任过大队“文革主任”和“贫协主任”职务，而大队部就设在我的湾村里，湘主任经常出入我湾村甚至时不时光顾我家，所以，我对其一生的经历很是有所了解。
湘主任质本根基原也不坏，生性还算是那种忠厚本分老实巴交的。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他湾村里的一户后来划成了地主成分的人家收养了他。小的时候他在这户人家放牧看牛，成年后就成了这家的当家劳力。这户地主在我们当地不算大户，田土不是太多，他除了收养了湘主任之外，便再没有雇其他人做工了，田土几乎全是靠湘主任以及自己一家人自耕自种。湘主任成年后，这个地主作主说合得一个逃荒女子做了他的老婆。成了家的湘主任夫妇也同样呆在这家里，直到解放了这家划成了地主，他们夫妇才离开这户人家，独立门户。解放后，湘主任顺理成章的被冠以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长工”，划定成分为雇农，圈定在了新社会里的“当家作主的人”的圈子里。然而，这时候忠厚本分老实巴交的湘主任却不懂得知新社会的恩领新社会的情。听老人们说，当年反霸和土改的那会儿，干部们反复做他工作，树他为表率，要他当民兵，要他上台斗争他的东家，他死命也不肯。弄得工作组恼火极了，让民兵把他从屋里抓去乡农会整整关了三天三夜，不给吃喝，他才不得不妥协，答应下来当了民兵。但他也很倔，只肯当民兵，说是打死他也不上台斗自己的东家。他说他不能忘恩负义，人家把他养大成人，从没亏待过他，还帮他娶老婆。他说，若是没有人家当年收养他，他可能早就饿死冻死了！
据说，在我们这一带自小就一直给地主做长工的人，也就只有湘主任这么一个人。也就因为这点，打从解放后一直到后来，湘主任一路几十年来都被当做“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长工”典型竖立着。反霸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忆苦思甜，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等等，数也数不清的运动，湘主任经过人们反复帮教和耐心培养，阶级觉悟不断增长，后来不仅在很多场面上能自觉的站到斗争的最前沿了，甚至连文化素质也得到了飞跃提高，由过去的目不识丁成长到了后来竟能歪歪斜斜的写出自己的大名以及个别常用的政治术语了。每当大队开阶级斗争批斗大会，被指派站出来带头呼口号带头批斗阶级敌人的往往是湘主任。当然，所谓批斗稿一般都是大队小学教师代写并反复言传身教让湘主任背熟背烂的。他后来还学会了打人，打过不少人，每每在政治运动中充当不可缺少的打手之一，人们常常在背后说他“打人下得了手狠得了心”。但有一点却又让人们觉得他还算得上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这就是在对待曾经收养过他的地主的事上。他那个老东家地主死后，他竟然每年的清明节里都会去坟山里给老地主上坟，焚香烧纸钱。这即使到了文革运动中他被人们抬上了大队“文革主任”位子，他也始终这么做，一边充当阶级斗争当头炮，一边依然我行我素地去给老地主上坟。
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接近尾声的时候，湘主任做了一件至今让人们偶尔提起时都要说他做了件缺德绝后的事。那一年里，据说是不知是怎的突然刮起一阵谣传，四下里传闻湖南道县等地以及广西什么地方涌出了地富反坏“黑杀队”疯狂报复屠杀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杀得血流成河。一时间，我们这里的革命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立即如同风声鹤唳，紧张得不了。县里、公社里、大队里纷纷召开紧急会议，一级一级的紧张布置应对措施，严防死守地富反坏阶级敌人。譬如把各大队或各生产队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认为可怀疑的对象集中起来，派武装民兵看守；又譬如说强令他们给自己挖所谓的“防空洞”，而且“防空洞”必须挖成竖井式。这用意显而易见，是为了防备这些阶级敌人动乱造反，一旦事发，便有利于迅速处置，将其通通活埋掉。
我们大队里的地富反坏分子，经历了一二十年之后，到了文革后期的六七十年代里，死的死了，法办的早已送到劳改场里关了，剩下来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十来个了，而且也都老了。再其余，就是他们身后的一些子女了。不过，在本大队却有一个据说曾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当过伪警长的人，此人在这时候可是我们大队阶级敌人中唯一的一个危险分子。大队实在紧张不过他，于是作出决定秘密处死他。大队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湘主任来执行。后来我听人们说，湘主任带着几个民兵把伪警长五花大绑押到一荒山野岭沟里，硬是活生生的把人家埋了。埋到大半截的时候，人家说不出话来了，难受得口一张一张的，湘主任竟残忍地将一根木桩用力戳进人家的嘴里，一下子就将人家活活戳死了，喷出来的血当时还溅污了他的一身衣襟。埋了人后，湘主任却又迷信，生怕冤魂报复，他便带头一人撒一泡尿屙一铺屎在坟上，令其死后也永远倒霉不能行好运。此事我们后来还求证过他，他对我们说，人们冤枉了他，当时的实情不是这样的，他并没有用木桩戳进那伪警长的嘴里，而是见那伪警长口一张一张的，怕他喊出声来，便就地捡了截朽茶树蔸塞进他张着的口里。
然而，甚是荒唐，当年被当做历史反革命阶级敌人对待让湘主任一家伙活埋了的那个伪警长，时隔十多年后到了八十年代里，经过政府和公安机关反复考证，竟查出其实此人竟是一位我党当年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党员，曾为革命为解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时的问题是，人死已不能复生，况且又是被自己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杀害的，怎么办？只好重新好好安葬，砌了个漂亮的烈士坟台，以后每逢清明节，组织大队小学的学生扫墓祭奠。至于杀人凶手的湘主任一干人，则不了了之了。
湘主任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里就入党了的老党员，曾经一路的以“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长工”红典型常常被抬举甚至往往加以无限升华，用作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图腾。然而遗憾的是，在他几十年生涯里却也并不是鸿运一直冠顶，他也有过背时行倒运走麦城，而且还应该说一辈子都是穷酸到了底的，至少说在衣食住行这样的生活上，他并没有真正翻过什么身。
当然，湘主任穷酸到底的直接原因不应当归咎为社会之责，而是他没有讨到个好老婆——我们周边的人们都这么说。湘主任的老婆，也即解放前湘主任的那个东家老地主帮他讨的那个逃荒女，却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而且还有些傻不楞叽的，有吃时就一餐吃个精光，没吃时就一床烂棉絮卷着自己倒在床上三四天的不下床不下地，让锅底朝天，炊不生烟，任凭丈夫湘主任拿她没奈何。湘主任反正一直在大队里担着职务，大队里总有事，三天两晌的往大队走，不是搞运动开会，就是下队，一天三餐，不希图吃香喝辣，一两碗稀粥，两三个癞红薯总是混得到的，总之饿他不着。至于屋里那傻不楞叽的女人——管它呢，饿不死她就行了！女人早年也为湘主任曾生得一个小子，可是不久就夭折了，以后这女人不知怎的就再也没有生育过，湘主任也就算绝了后。好在湘主任想得宽，它对人们说：没崽没女就这么算了吧，管它呢，人一辈子不就是这么几十年过完就罢了呗！
湘主任虽说一直在大队担任个干部职务，合作化时的“县劳模”、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文革时的“大队文革主任”和“公社革代会代表”、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队贫协主任”，也算得上大队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老资格“官儿”，然而，他其实只是大队支书等一两个实权派手里的一个支使工具罢了。譬如就说文革那时，大队支书等人都被迫表面上靠边站了，便暗地里指示身边的人把湘主任抬出来当傀儡充任个替他们打打杀杀的“文革主任”，而实权仍旧操控在他们手中。大队那个支书何许人也？旧社会里的一个初中生出身颇有心计的人。而湘主任又是何许人也？一个目不识丁的只会老实巴交下地扛活给人打工的长工出身，且老婆又是那么个傻不楞叽的女人，把个屋里整得穷光蛋猪窝不如谁都耻为入内让人讥笑权作笑柄的人。故而，当文革后期大动乱接近结束，支书等人重新登台复出时，湘主任的“文革主任”即被取消，支书让其改任“贫协主任”，继续为他们充当工具鞍前马后跑跑腿。好在湘主任有奶便是娘，素色朴质，胸无宏志，更没野心，只求鞍前马后能给份差事家里断炊时能在外面混个一两碗稀粥两三个癞红薯填实饥荒的肚子就行了。
不过，湘主任也有气不平的时候。他尽管如此的与世无争，尽管的也在大队范围里被人们“湘主任长”“湘主任短”地呼来唤去足令他自感荣耀了大半辈子，却在自己的那个小小湾村里一直备受歧视甚至欺负，几乎没人看得起。他曾跟我们气愤愤的说起过，他们队里的那个保管员常常欺负他的老婆傻不懂事，队里收粮分谷分红薯的时候，老扣她的秤，他家从没吃到过本分口粮。
说到湘主任背时行倒运走麦城，这又得追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段全国大饥饿年代。那年里，湘主任也与大多数人们的命运一样，通通被大跃进共产风征调得东奔西走晕头转向去给几十里外的一个公社大修水库。抛下老婆一个人在家，饥饿弄得他老婆常吃那种无法消化的山里野果“猴柞籽”以及“观音土”泥巴，屎屙不出，肚子胀痛，用手抠也抠不出来，同时还得了水肿病，一身浮肿。湘主任闻讯从水库工地偷跑回家，眼看着老婆就要死了，他于心不忍，想着让老婆吃上一顿饱饭再死。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趁着黑夜潜入队里那尚未完全成熟的稻田里摘稻穗。不料被人发现，现场捉个正着。队长捆了他，带人连夜把他押送水库工地。第二天，水库开批斗会，他被人按住跪在辗压水库大坝的巨大石滚子上，有生以来第一次也领略到了以往在批斗会上他狠心用皮鞭或竹枝扫把抽打他人一样的苦痛滋味。那次，他也几乎被打了个半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屋里那个傻不楞叽的老婆那一次并没有饿死和病死，侥幸存活了下来，而且一直活到这十多年前才先于湘主任死去而死去。
后来湘主任回忆说，那次惨遭斗争挨打后，他万念俱灰，一度也曾产生过跟别人一起逃亡新疆的念头——那时，内地曾有过许多的人因忍受不了饥饿和拷打铤而走险逃亡新疆等边远地界的。他最终没有走成，是因为心里还牵念着家里那个傻不楞叽的可怜的老婆，不忍弃她而去，让她活活饿死病死。
我记得当年有一次湘主任跟我们说起这个事时，我父亲还夸了他：你还算有点儿良心未泯。
湘主任后来跟我们一家人走得算是比较近乎，尤其和我父亲比较谈得来。或许这也就叫一种人生上的缘分吧。
我父亲是“右派”，一九六八年底全家被下放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湘主任当时就当着大队贫协主任，大队把监督改造我父亲以及我全家的任务交给了湘主任。我至今清晰的记得四十年前湘主任来我家宣示“监督改造”的情形。那天是我们刚刚回乡的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身风尘仆仆，尘埃尚未完全落定，早餐刚刚吃过，桌上还未撤下残饭剩菜。只听得屋外一声唤：“×××在家吗？”这一声话音未落，没等我们应答，人就先进来了。来的是两个人，一高一矮即一年轻后生一中年略显老态陋俗的人，年轻人比较高，中年人就矮多了。年轻人先行向我们发话做一简单自我介绍：“我是大队基干民兵连副连长，姓钟，以后你们就叫我‘钟连长’好了；这位就是我们大队的贫协主任，跟你们一个姓。今天我们根据大队革委会指示，来对你们宣布：你们从今以后，就由湘主任负责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监督劳动改造；从今以后，你们只许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胆敢违抗，我们就要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年轻人讲完后，接下来便是湘主任对我们宣示大队对我们做出的“十不准十必须”规定。宣示完毕后，年轻人叫湘主任：“我们走！”可是湘主任却耐着没有要走的意思了，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住了我们桌上的残饭剩菜。我母亲见状，立马说：“哦哦，主任你们还没吃饭吧？正好我们还有饭菜，你们若不嫌弃，就凑合着吃吧！”那年轻人见状，鄙睨的瞪了湘主任一眼，什么也没再说，一个人独自走了。那天，湘主任还真凑合着就在我们家吃了这顿早饭。打那以后，我们发现湘主任还真能拉下架子，常来我们家走走，跟我父亲很有话儿唠。按同族辈分算，他应叫我父亲“叔叔”的。因此，慢慢地只要不在公众场合上，私下里他便称呼我父亲叫“××叔”了。而我们也其实知道，湘主任跟我们套近乎，最终的目的只为了好时不时的来我们家蹭餐饭吃吃。湘主任在大队里并无多大的面子，很多人都瞧他不起，一般的人家，他很难蹭到一餐饭，只有在少数人家，譬如我们家，他才能平和的吃上几餐饭，而且还能跟我父亲拉拉家常，听我父亲对他讲讲一些世上的道理和做人的礼数。这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坏处，我们不过损失一餐饭食，却能换来他对我们的宽待。在那个年代里，我们不得不学会巧与周旋，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机遇来保护自己。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我们也是活学活用了伟大领袖的著作的。伟大领袖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这么教导我们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改革开放初期稍后的年月里，湘主任没再在大队里担任任何职务了，他的当年那一帮子干部也全都一个个下了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这时我也参加了工作，我的父亲更是早已平反复职。之后，自然由于他没在大队当干部了，人又老了，很少再来我们湾村走动，我们也在外地工作忙难得与他见面的这么种种缘故，慢慢的，湘主任便日渐与我们生分淡化了。当然，亦可实在的说，我也不想过问他，即使听说过他晚年非常凄凉，无子养老送终，遭遇世人唾弃，重病卧床，屎尿在床，湾村里竟无人探顾，不管其死活，我认为这是天谴报应，死有余辜的。他几乎没有理智没有头脑，他过去做专制极权的帮凶工具，曾经几乎不是人，天良丧尽，在专制极权的唆使下，干下了很多缺德的叫人骂作要断子绝孙的事。然而，就在他行将灯干油净快要死去的那年里我见着了他最后一面，我突然心发恻隐，觉得他很有些可怜了。这便是那次我要搀扶着他把他送到功先先处去，并为他掏出十多元医药费的缘故。佛道上讲“众生平等”、“善待众生”，《圣经》中宣昭人人都有原罪和本罪，得靠耶稣来救赎。我虽然不信佛亦不信任何教义，但我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长，便越来越相信但凡是人，谁都是有着与生俱来以及日渐积习的罪恶，只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有大有小，或长或短而已。让一切罪恶下地狱去吧，让一切罪恶的人得到下地狱之前的救赎吧！
后来，我跟大队（此时已改称行政村了）现任领导们提建议说：我们都是党员，不管怎么说，湘主任毕竟是我们党的一个老党员，我今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建议你们去关心关心他吧！再后来，也就是湘主任死去安葬的时候，我听说村里以党支部的名义给他献了花圈，并承担了全部安葬费。
十年前，湘主任就这么死了，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两间烂土坯屋，早在他没死的时候就臭气熏天了，谁想要？听说不久就自动塌倒了。
十年后，今天我写出他，不为纪念，也没有了鄙视，只想告诉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那么的一个时代，曾有过那么的一个人，或许足以让人们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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