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队上出工风里来雨里去，很是劳苦。相比之下，农场学校的老师虽也常下队支农，但毕竟不用天天日晒雨淋，还是挺让人羡慕的。知青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不少人也多才多艺，故学校发展补充教师时，是优先考虑了知青的。不久知青在学校就占了半壁江山吧。一些优秀知青进了教师队伍无可厚非，但也有个别素质并不怎么样的也捷足先登了，就让人有些不平。我父母是从教一辈子的老教师，我从小耳濡目染，上学时也学业优秀，我想如让我进学校当老师，可能会比有些人更为称职，更受学生欢迎吧。但那时，我父母是“黑鬼”，都进了牛棚，这使我十分痛苦和自卑。看来只能安分守己当农工了。

1970年左右，驻队工作组领导杨冬才找我谈话。当时学校正要增加一个老师，从谈话内容，我感到与此有关，他是在了解我的情况，准备推荐我。领导的关心使我心中暗喜了几天，干活也更加卖力，但结果却令我失望：学识条件与资历比不上我的知青又上去了。原因不言自明：我家庭出身不好。

推荐当老师虽然遇到挫折，但杨冬才同志以及龙支书对我还是有所关照的。上级没批准我当教师他们也爱莫能助。尤其是杨冬才同志，他当年年轻有为，实事求是，在那极左的年代不但对我没有落井下石，还常常关照我，也就让我永存感激，难以忘怀了。

当年"家庭出身不好",好事情当然轮不到。所幸当年千山红农场有的干部还不左，这对出身不好的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