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秋之旅

---------记原回龙圩农场马鹿头工区老知青重返江永

一、印象何裕建（1）

二、上阳峒放歌

三、 那时的山水那时的人

四、回望初恋时分

五、与新一代劳动者对话

六、印象何裕建（2）

                    2009年秋天，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正是秋老虎在长沙肆虐时分，我们，原江永国营回龙圩农场知青，一行八人，应我们第二故乡的小同乡、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学院何裕建教授（博导）的盛情邀请，重返阔别四十余年的江永，在湘南山乡的清凉世界里，天蓝水碧，金风送爽，秋色浓艳，我们度过了心潮澎湃的四天，在花甲之年里留下铭刻终生的记忆。

一、印象何裕建（1）

           这一次秋之旅的由来，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也是八月的一天，在长沙理工科大学工作的陈迎楷打来电话，邀请我们原来在马鹿头队工作过的几位老知青赴宴作陪。他告诉我们，从马鹿头走向世界的海归博导何教授携家人从江永返京，路过长沙。他的学友，也是从回龙圩农中毕业现在任教长沙理工科大学的另一位姓刘的教授向陈迎楷表示，何裕建教授希望会一会老知青，于是，陈迎楷欣然设宴于侯家塘立交桥旁酒家，邀约我们从星城的四面八方赶来，引出一番美谈、留下一段佳话。

         从陈迎楷和他同事的介绍以及互联网搜索得来的资料，我们得知了何教授的基本情况：

        何裕建，湖南江永县马鹿头人，瑶族，民盟会员。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化学 生物学，分子修饰与化学标记和《生命起源与化学进化》课程，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后获北京大学放射化学硕士学位，美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化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得到了药物化学博士后训练。自1994年旅美学习和工作十年。美国医学杂志Medical Science Monitor的国际审稿委员会委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学会会员，美国分子图象学会会员等。于2004年12月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用实验确证了可能与人类衰老密切相关的人类染色体端粒DNA四螺旋结构的天然构象选择方式；提出了"天然地球轨道手性力场"理论统一解释生命起源中的多个经典学术难题(如生物分子手性起源、生物钟起源、JUNK DNA的起源、分子进化的方向性和驱动力等)。因其在人类染色体端粒结构和生命起源研究等领域的杰出表现及学术创新性，荣获2005/2006年度美国"李氏基金会杰出成就奖"。在互联网上甚至有网友大胆预测，就何裕建教授研究课题的方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想到在我们曾经下放的小山村崛起了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我们感受到莫名的兴奋和自豪，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会见的期待。

         我们提早来到酒家，在记忆的深处搜寻着知青年代对马鹿头流存的点滴，设想着久闻其名的何教授的形象，探究着他的生活道路，感叹着命运的造化，洞悟着在那神奇的土地上诞生的不可复制的传奇，然而，当宴会厅的大门打开，一位架着一副珈玳眼镜、头发微卷、皮肤白皙，有着中国传统学者模样的人走了进来，沉着、坚定的步伐又分明透露着他曾经的山里人的稳重和朴实。在他的身后，是他的父母和两位可爱的女儿，我们所臆想的一切，都嘎然而止了。

         一位小男孩从我四十年前的记忆走出，皮肤白皙，头发微卷，他和他的小伙伴呼啸着从我们面前掠过，我们正挑着谷子走向晒谷坪；又或者，我们扛着锄头出工，他和他的小伙伴正背着书包披着从树叶缝隙透过的阳光上学去，一路追逐着。。。。。历史和现实就这样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他当时确实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男孩。

          握手。寒暄。将近四十年未曾谋面的人一下子从记忆中找到了对方的印象，顷刻之间便热乎起来。谢周迪和陈迎楷握着何裕建父亲的手，回忆起当年在马鹿头工区盖粮仓的往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知青们从上山下乡最初的狂热中冷却下来开始谋划生计学一门手上功夫时，不少知青选择了学木工。盖粮仓正是学木工的好课堂，而作为全工区最有名的工匠、搭建粮仓施工的“权威”，何木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知青学徒的师傅。谢周迪至今仍对师傅在上大梁的施工工艺中充满民间智慧的一种特别的方法记忆犹新、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场指划着向我们解释。陈迎楷则回忆起当年他学木工小有心得准备凭手艺去闯天下时，师傅临别时赠送给他两个做细木工用的异型刨，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操刨扯锯的手如今已拿起如喙大笔，随性挥洒，在省会书法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那两个异型刨却仍然留在他的身边，当灵感降临他还会拿出两个刨子鼓捣出一两件工艺品，在他内心深处，做木工和书法艺术总有那么一些相通的地方。

           曾在马鹿头队担任过保管员的周兰则用江永土话和何裕建的母亲热烈地交谈起来，她们谈得眉飞色舞，不时爆发出格格格的笑声，江永的土话并不是那么好懂，但你可以一知半懂地听出她们在回忆起四十年前那些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互相打探着老知青和老职工如今的下落和生活状况。

            继周兰后同样担任过保管员的倪保璐则和何裕建交谈起来。从一见面，何教授就叫出了当年老职工特用的对倪保璐名字的谐音的称呼：“枇杷露（当时常用的一种带甘甜味道的咳嗽药）”一下子拉近了暌违多年的距离。何裕建出生于1963年，从他出世起，先后有两批知青数十人插队来到马鹿头，倪保璐到马鹿头时，何裕建正开始读小学了。倪保璐回忆说：“我当时在队上当保管员，秋收扮禾时节，整天守在晒谷坪负责过秤和翻晒谷粒，有时天边涌来一片乌云，顷刻之间大雨倾盆，我急得直跺脚，后来我想到发动奶崽和小学生们帮忙，何裕建就是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长得挺清秀的，但做起事来，一点也不落人之后，他们铲的铲、扒的扒，把谷子堆成一堆堆，盖上塑料薄膜，最后一个个累成了小泥人，我又喜欢又心疼，跑到商店买了点糖粒子，慰问和犒赏他们，”她扬起了一根手指：“每人一粒！”何裕建回忆说：“我们那班小男孩最喜欢接触知青，尤其像倪保璐这样美丽的知青大姐姐，就好像天外的仙女降到了我们山村，知青们给我们讲叙山外的世界，送给我们那么多的小画片，使我们知道了长沙有个烈士公园，公园里有座塔；知道了天心阁，还知道了北京，我把倪保璐大姐姐送给我的小画片挂在床头，想像着外面的世界。知青们使我们看到了在山外还有着不同于我们山里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使我们充满了对崭新生活的无限向往。”而后，已届不惑之年的何博导在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满含深情地说：“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很大或者说我要感谢的三位人，第一位就是美丽的知青大姐姐；第二位就是江永县的一位书记，1989年时，是他毅然拍板、批准我从县一中教师的岗位上去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第三位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导师、岳父，是他把我引导入科学研究的彼岸，不断开拓着自己的事业，让我一个山里娃与京都的大家闺秀联姻，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如此高的评价让在场的知青们始料未及，一朵羞赧的红云飞上倪保璐的脸颊，连声说过誉过誉，何博导由衷地说：“这的确是我的心里话！”发端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今毁誉不断、悔与不悔的争论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上，终要记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服务员将菜肴逐一端上，我们举起酒杯，为这场美丽的邂逅干杯！在杯觥交错中，我们已亲昵地简称他为小何。小何告诉我们，每年暑假，他都要回江永一趟，故乡的点滴变化，都在他的心海中激起涟漪、翻腾起浪花，他只感到故乡变得太慢了。当他听说我们中除两人还是85年回江永去过外，其余的都还没有回去过，当即表示明年邀请大家一齐回江永，江永县和回龙圩管理区的领导他都很熟络，一路上提供食、宿、行的方便，当不成问题。有位知青开玩笑说，“我们小人物劳动你大科学家，不敢当呢！”小何热情地说：“你们把青春、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我的家乡，我尽一点地主之谊，有甚么不可以的呢？” 于是我们遂约定一年后的8月18日成行。

           时隔一年，小何趁暑假赶回江永办完了自己该办的事务，风驰电掣，又于8月17日赶到长沙，专程接我们上路。面包车旁，谢周迪紧紧地握住小何的手，赞扬道：“你真是一诺千金啊！”小何仍然用一年前那句话平静作答：“尽地主之谊，不值一提！”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位科学工作者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

二、上阳峒放歌

         按照小何的安排，我们到江永的第一天，在江永县城活动。上午，我们游览了桃川、上甘棠、千家峒，领会着江永三千文化的魅力。吃了午饭后，我们却再也按奈不住急切的心情，决定改变行程，飞车直奔马鹿头工区。沿着当年我们走过的路，进到上阳峒。

         1965年9月4日，我们离开长沙。9月13日，来到了江永国营回龙墟农场。9月14日，在马鹿头工区，由长沙市二中（现在的长郡中学）高中87班毕业的十二位同学和初中191、192、197、198班毕业的二十七位同学加上农场派来的五位老职工组成向阳生产队，吹响了向上阳峒荒原进军的集结号。

              起初，我们居住在断岭源生产队，每天穿过古木参天的山谷，到山外的山峒艰苦创业。山谷幽深，山路蜿蜒在半山腰，只有正午时分，头顶才透过一线阳光。而今，两边山上的古木差不多砍伐殆尽，阳光直射山谷，在山涧修起一条水泥路，连接起山里和山外的世界。

        汽车出了山谷，豁然开朗，拐过山脚，上阳峒的全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上阳峒，这片神奇的土地，背依着山后的水库而旱涝保收，；这是一片刻满我们青春的印记、寄托着我们几多情爱的土地，离开后多少次魂牵梦绕、一旦亲临却又依恋不舍！将近四十年了，我们又回来了！同行的知青唱起了《向阳好》，这是一首当年由我依曲填词的抒情歌曲，歌唱土地、歌唱劳动、歌唱友情，没有受当时世风影响，因而受到队上不少知青的喜爱、抄录在册至今传唱不衰，令我倍感欣慰和骄傲。伴着歌声，四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创业的最初岁月里，男知青光着膀子挺进深山，披荆斩棘，砍树伐木，女知青头顶烈日，奋战荒原，割伐茅草。肩膀磨肿了，手上打起了血泡，更有那一把把茅草如锯齿，一道道血痕钻心的疼痛，止不住的泪流，但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牙坚持，一天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我们完成了从一个学生向农工的转变。

       夜深了，砍茅草的队伍还没有回来，男知青们不顾一天的疲惫，一声吆喝，打起枞膏火，翻山越岭去接人。收工回家，枕边叠好的衣裤散发着清洗后的清香，有的饭量大、家庭又困难的男知青，一翻衣裤：“哟！还有粮票、餐票”，原来是女知青学雷锋、做好事留下的浓浓心意。

         一个暴风雨的深夜，一位知青病了，正在痛苦中呻呤，闻信赶来的男知青，忙用木板扎成担架，，抬起病人，冲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过槽谷时，崎岖的山道上，头上是密不见天的参天大树，山道旁是奔涌而下的山水，一失足，将万劫不复。。。。。。。。

     终于我们熬过了最初的艰难困苦，在向阳洞的半山腰扎下了我们谋生的营盘、从我们的手中矗立起三栋茅屋， -------三座垦荒者心中的丰碑，象征着团结、友谊和力量。赶在春耕前，我们从断岭源搬入茅屋，我们将“上阳峒”改称为“向阳峒”

     今天，我们沿着小路向上，寻找茅草屋，已杳无踪迹，在茅草屋的地盘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男人们都扮禾去了，静谧的村子里只遇见一位老妇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地盘仍归回龙圩管理，居民则是夏层铺迁来的移民了。

       村落的屋前原是一段空坪，记得当年每天的清晨，我们都列队在茅屋前的草坪，面向东方，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个豪言、口号风行的年代，我写过一首深深刻着那个年代印记的小诗《请示》，不久发表在省里的一份报刊上，小诗的前四句描摹了知青点的晨景：

上工的钟声飞进早霞，

红色宝书映着朝阳。

我们工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请示心中的红太阳。

        小诗的后几段全是震天响的口号，连我也忘记了，但我们在向阳峒的第一年却永远地刻印在我们青春的日记中了。

               向阳峒的第一个春天随布谷鸟的叫声来临。我们在荒原上开垦着理想，我们在田野上播种着希望。蒙蒙的细雨中，男知青顶着斗笠，趟着泥水，吆喝着耕牛，在大田里做着阳春；女知青围着青裙，穿行在半山腰的梯田，侍弄着棉苗。一阵歌声，乘着春风的翅膀，从向阳洞美女山的山顶飘落在山冲中水平如镜的田面，驻足向白云缭绕的山顶望去，原来是山坡上放牛的女知青正引吭高歌 ；

向阳好，

向阳好，

山水秀丽又富饶。

流水欢歌树招手，

高山作屏白云绕。

稻谷香来棉花白，

四季都唱丰收谣。

遍地阳光花儿俏，

都说向阳春来早。

         一曲《向阳好》，清亮婉转，激起水中涟漪，也拨动着男女知青的心弦，抹去心中的那一丝丝远离亲人的孤独和无尽的思念。。。。。。

                又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向阳洞迎来了第一个丰收。稻棉田里飞金流银，喜庆锣鼓，敲响在田头。男知青疯狂地踩动着打谷机，就像催动着快骏马；女知青心灵手巧穿行在棉田上下翻飞采摘花絮。晚霞里半山腰食堂的茅屋顶上飘起袅袅炊烟。入夜时分，知青们从各自的茅草屋中拿出小煤油灯。初秋的夜晚，晚会在晒谷坪举行。女知青跳起了从公社知青那里学来的舞蹈《水库上的姑娘》，男知青表演了小组四重唱：《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然，还有《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当月上中天的时分，盈盈月水倾泻在茅草屋、晒谷坪、谷垛、绿树、群山之上。从山中引下的泉水潺潺流过像小鸟扑打着翅膀，，整个世界显得那么清幽、深邃、纯洁。小提琴手扬起了琴弓，秋天的夜空跳动着一串串琶音，接着手风琴以浑厚的和声加入进来，瞬时快乐的情绪感染了每一个人，男女知青不约而同地跳起了集体舞----------尽管在那个年代，跳这种舞已是那么地不合时宜。

                我们的生产队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创业的业绩成为农场知青中的新亮点。农场在我们队召开了现场会，不少外队的老知青也来参观，《江永县志》曾这样记载：“囘龙墟农场向阳生产队37名长沙知青，除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外，自建房屋459平方米，开垦水田100亩、旱地70亩，年均产粮1.6万公斤，人均增收69.1元。”

         在茅屋里，我们以彻夜的狂欢送走了难忘的一九六六年。新的一年，我们有了新的目标：除保持水稻高产外，还要扩大多种经营，育好柚子苗、试种薄荷、引进果树。我们队派出朱狄去内蒙古学习养牛，准备将蒙古菜牛引进向阳峒饲养，我们还要把茅草屋变成砖瓦房。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岁月奄忽，时移事异。就在我们摩拳擦掌、踌躇满志，打造我们心中的乌托邦和伊甸园时，世态的发展，已非我辈所能预料。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的飓风席卷全国，僻远的山乡也陷入疯狂。四月，农场场部贴出了针对我们队的大字报：“一班由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青组成的向阳队，怎么成了我们学习的典型！？场党委立场何在？”八月，文化革命演变成武斗甚至杀人，一个月黑风高夜，场部考虑到向阳队离场部最僻远安全难以保证，，将我们接出山峒，第二天又派出大卡车绕道广西麦岭，送我们回长沙。一九六八年八月，按照统一部署，我们被分散到工区各生产队，实行最彻底地与当地农民的结合。一九七三年，毛泽东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林信件的批复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开始了知青政策的调整，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我也就是在那年的八月，带着对个人和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沉重思考，告别向阳峒，离开江永的。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经过了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蹉跎岁月的磨练，我们也进入花甲年华。当年那位患急病被连夜送入场部医院的女知青王永汉，现在成了政协委员、知名企业家，她和她先生李静，第一个把可口可乐引进长沙，第一家在黄兴路上开办金店，她被赞誉为拥有国母宋庆龄般风范的女士，受到人们的拥戴。当年那位写下十六字令“干，雄心铸成铁扁担！”并被选送去内蒙古学养菜牛的朱狄，依然像当年那样豪气干天，八十年代他就在长沙五一路上开办了新燕地毯公司，巨大的广告语“祈愿中国和世界都铺上红地毯”一时引起哗动。在茅屋中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学字习画的陈迎楷、汪淮海，分别担任了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和长沙女画家协会主席。他们画展、书法展开幕的日子也是我们向阳知青聚会的节日。他们取得的成就，是我们向阳队知青的骄傲，而我们队更多的知青则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拓荒牛一样默默地开垦、争得自己一片生存的空间，有人担任了经理、厂长、会计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教师、党务工作者，成为单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每一位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位成功的知青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但是，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共同的经历：在人生的花季，我们将血汗、眼泪洒在了 “向阳峒”的每一寸土地。正是在那里，我们经受了艰苦磨练，稚嫩的肩膀才变得坚硬起来；也正是在那里，生命交响曲中奋争的激越旋律成为了最华彩的乐段，引领着我们在人生的长路上不断跋涉。

     每年的九月，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还恍如昨日，使人禁不住怦然心动。也许是在现实生活中见得太多的冷漠、浮躁，我们无限珍惜诞生在茅屋中的友情，无限向往知青时代人际关系中的真诚、协作、理想主义与浪漫情调。一位朋友由衷地赞叹道：“在‘向阳’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纯洁、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今天，我们故地重游，心中充满无限感慨。以身后的村落和青山作背景，面对上阳峒的画山绣水，身披夕阳投射来的万丈霞光，我们摄影留念；在我们耕作过的稻田里，打谷机旁，水渠边，在刻下我们的脚印、留下我们故事的每一个地方，都摄下我们的身影；我们甚至不辞辛苦，爬山越岭，走了几里路，到山后的水库寻找我们的记忆：当年暑天收工了，男女知青抖落一肩风尘，跃入山后的水库，让清冽的山水洗去一天的疲惫。我们在水库边留影，聆听风与树林交谈的声音，体味着当年天蓝水碧，青山不老，物我两忘、融入山水的情境。

           我们从水库归来，描绘着库区的雅景，嗔怪着谢周迪不去，席地而坐“玩深沉”，真是错失良机，可叹可惜！谢周迪回答说，我不是走不动，只是想难得有机会坐在向阳这方土地上，静静的思考一下，梳理一下思绪。

           回长沙不久，谢周迪从电子邮箱中给我邮来一首诗词：

《七律 回向阳》

梦里常忆蹉跎事，竹笠青蓑回向阳。

美女峰下熟稻麦，香花井边洗泥裳。

茅檐情话灯如豆，山径豪歌风亦凉。

卌年重聚时非旧，相携年少谊更长。

三、 那时的山水那时的人

      分插到工区内各老职工队，是我们踏入社会生活的第二课。少了一些学生的浪漫、空想，多了一些务实、谋生的脚踏实地；从比较单纯、单一的学生关系转换到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的融合。于是乎，无论是生活方式、习惯，还是思维方法，甚至言谈举止，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以至于影响了我们一生。当然，知青们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文明习惯，也似一缕清风吹过古老、传统的山村。

               这次回江永，无疑是一场怀旧之旅，我们想到我们曾经去过的每一个村子，尽可能多地见到我们想见的人，我们想探究一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第一站就到了马鹿头村。一下车，只听到一片叫 “枇杷露”和“周兰”的声音，她们的人缘关系曾是太好了，一下子同时被好几位农妇拖住，要往自己家拖去。1963年周 兰还是一位不到十五岁的小姑娘时就下到回龙圩农场，她先后在马鹿头、石头水、田美队干过，从马鹿头工区调出后，又到新思工区好几个队工作过。在马鹿头村，她吃苦耐劳，办起了养猪场，被猪潲烫伤了还坚持不休息，被誉为“铁姑娘”，团员青年选她为工区团委书记。文革初期，她父亲受到冲击，受牵连工作组荒唐地把她也打成“反党分子”，组织团员批斗她。批斗会的第二天一早，她照样按时出工，村上的伯娘、婶娘、小姐妹们仍如往常一样和她打招呼。她说：“团委书记我可以不当，你总不能剥夺我出工的权力。”在村妇们的呵护和关爱下，她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岁月。回城后我们才知道周兰是我省一位老国学家周仁济先生的女儿。周先生蹲牛棚时，他不知道他的爱女也和他一样在受苦受难。女儿一直都没有告诉他。周老先生一生在国学的园地耕耘，为爱女取名为兰，，定然有不俗的含义和典故。这次回马鹿头，听到农妇用土话或官话招呼周兰的声音，显得格外甜润动听。“兰”字本是一个平声字，在浓浓乡情乡音的呼唤中却成了一个仄声字，拖长、扬高，表达着一种由衷的欢喜，这也是一生研究训诂学和古音韵学的周老先生取名之初始料未及的吧。听何裕建介绍，江永女书的读音就是江永土话的读音，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从来也没有听到把一个人的名字叫得这样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以致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也学着用这种乡情的腔调招呼她了。

        我们首先去了何裕建家，拜会了他的父母，一年不见，精神依旧癯铄，提起去年在长沙的会面，格外兴奋。他母亲拿出西瓜和橘子招待我们，一再说橘子虽然青色，但味道还好，是一种早熟品种，我们剥开一尝，果然没有青涩味，酸甜酸甜。他父亲拿出一本相册，是他们老两口在北京和美国与儿子一家的照片，我们第一次从照片上见到了他们的媳妇。我打量着他们的家，一个普通的江永农家家居，却打扫得很干净、摆设得很整齐，门楣上画着“竹苞松茂”的字画，不失农家本色又透出几分“诗书传家久”的蕴味。趁着她们交谈甚欢，我和谢周迪、陈迎楷拿着相机满村子走起来。当年工区盖的粮仓依然四平八稳立在路口；初下乡口馋常光临的商店却人去屋空、风光不再；村后的山上冻死的老树兀立在苍翠之上，使人可以想见去年冰灾肆虐造成危害的程度，令人感叹唏嘘不已；当年我们知青居住过的房子地基上已盖起了新屋，村子里不少房宇都空了，村上人告诉我们，房主已在县城里或公路边盖起了新房，过起了城镇化的新生活。

     离开马鹿头村后，我们去石头水村。1968年我们离开向阳队后，知青小组就落户在石头水；这次来江永的八位知青中有四位在石头水呆过，所以除上阳峒外，我们也格外钟情石头水。

     我们在石头水的几年中，正是文化革命方兴未艾、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年月，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受到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异常紧张，当时的生活也格外的艰苦。坐在去石头水的车上，我们聊起了当时的两个小段子。第一个段子是朱狄模仿当年老队长用土话吆喝出工的段子：“ton  gail I  nienie huo molutu hefui heidahui hawu yueli！“翻成官话就是：“明天早晨，个个去马鹿头开会，开完会进屋吃早饭！”朱狄尖着嗓子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大笑之余，感到当时开会确实常常是我们早晨梦醒来的第一桩事。另一个段子是谢周迪讲的，讲石头水队上开会，欢迎场部来的工宣队，会场里这边响起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如森林般拳头举起；那边又回应：“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顿时卷起一片掌声。“仔细一看，两边领呼口号的竟都是知识青年，一个是插队的知青，另一个是刚调到联合加工厂的知青。”谢周迪尖刻地说:“不知怎地，两位知青都成了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了！”

    初到石头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住在荒废的祠堂里，四面通风，晚上蚊虫叮咬；菜土才开垦洒种，没有菜吃；最不能适应的还是老队的作息时间，拖得长，不讲劳动效率。最记得的就是石头水除早工外，还有早早工，晚工外还要出晚晚工，听说是为了照顾那些带奶崽的农妇才作此安排。春插时，每天都要在外面工作十七八个钟头，摸黑进屋，胡乱扒几口饭，有时连脚都没洗，倒在床边，就酣然入睡了。

       至今铭刻在我脑海中的一幅画面就是我们在石头水出晚晚工扯秧时的情景。淫淫春雨下个不断气，我们知青组的人披着蓑衣在扯秧，田埂上，汪淮海提着一个铁丝网兜，兜里点燃着枞膏火在给我们照明，四面的群山笼在黝黑的天幕下，整个世界只留有这一星点光芒。春寒料峭，我们双脚浸在水中感到丝丝寒意袭来，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而站在岸上裹缩在塑料雨衣中的汪淮海却在风中瑟瑟发抖。听谢周迪说，小汪最近犯眼病，每天敷药还不见好，弄不好会双目失明。我们都急着叫她早点回去，她却执意陪着恋人谢周迪坚持到完工。那真是我们在农村最艰难的时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到省展览馆参观汪淮海等四位省城女画家画展时，我发现，和其他女画家不同的是，汪淮海画的全部是工笔花卉，她尝试着用不同的材质作底材，运用不同的颜料，展示各种不同的花卉，在熹微的晨光中、在黄昏暮色的掩映下，甚至在朦胧月色的熏染时的摇曳多姿。我细细的感知着光线的折射、光谱的起伏，色彩的变化，读她的画，你能感到画主的心声如一首奏鸣曲，从画中汨汨流出，你会由衷地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那一刻，我站在她的画幅前，感到深深的震撼，从风中瑟瑟发抖的知青到省城小有名气的女画家，她一直在用她的眼睛和心灵，锲而不舍地追索着美，只有我们才知道她经历过怎样的艰难险阻、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攀爬上艺术的一座座峰峦！

                     在石头水队，我们知青组开始了艰苦的第二次创业。毕竟，我们在向阳队已经受了生命中的第一次磨练，当初的毛头小子已长成壮汉、淑女已蜕变成铁姑娘，犁耙功夫、轧茶籽、烧石灰不在话下，泥工、木工全在行，谢周迪等几位男知青编织的篾篓也像模像样了。我们倒树锯板折旧屋，铺楼板砌砖墙加隔断，改善了住房条件；没有菜吃，我们采取去县城买一点，老职工送了一些，再就是抓紧蔬菜早熟品种的培植等办法解决。收工的路上，我们到两边的山上挖笋子、翻石头下的石耳，雨后天晴我们到树林的茅草里翻寻蘑菇，下河捉鱼捉虾抓螃蟹，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逢到知青伙伴串门，我们也能摆出像样的菜肴，就着“红薯烧”和米酒，小酌一番。我们用不吝付出的劳力、熟练的劳动技能，心贴心的诚恳态度赢得了老职工的赞誉，那些妖魔化知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和农民的关系自然就得到修复。对拥有应付各种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我们充满着自信。在去石头水的车上，我们怀念起当年同一个饭锅里吃饭、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插友”，他们是：曾澍林、李梅琳夫妇，吴晋、罗先恬夫妇，还有朱狄。

                           汽车停在路边，我们下车，远远看到石头水在古树的掩映下依然庄重、古朴，村前池塘边一棵古树下，一块嘉庆年间的古碑赫然映入眼中。几年前，在唐志龙邀约的一次聚会时，《茫茫东欧路》的作者凌一鸣曾说起过这块碑记，说是有很厚重的文化底蕴，我还曾自责：在石头水多年，竟然没注意过有这样一块碑。没想到，这次一来全不费功夫就看见了古碑，许是村民知道了这块碑的价值，将周围修整，古碑才露面于天下。如此看来，石头水无疑是一个明清古村了，我们一行人少不了争先恐后地在古树下与碑合影留念。

            进到古村，来到门楼，和我们打招呼的人多了起来，我发现，凡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差不多都还能叫出我们的名字或外号。我们忙着从一座门楼走到另一座门楼，从一户民居走入另一户民居，问候着多年不曾谋面的老少爷们、伯娘伯婶，乡亲们也围着打招呼，我们应接不暇。

           最令人称奇的是光旺的老母亲，九十八岁了，竟然清晰地叫出我的名字，那一刻我惊愕得心都要跳出口来，我紧紧的握住她枯槁的双手，看着她布满岁月沧桑犁沟般的脸面，凹陷下去的眼窝盈满老迈昏花的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幅名画《父亲》，想起了阎维文《母亲》和刘和刚《我的父亲》中的歌词，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不禁抖动起来。

         谢周迪和陈迎楷用相机从不同角度定格下这难忘的画面，这两张一组的照片，将永远留存在我人生的相册中。

     按照我们长沙人的规矩，百岁老人称为“人瑞”，晚辈应敬上红包，仓促间我忙从口袋中取出礼金，双手恭恭敬敬地奉上，祝福期颐之寿，健康无忧。

               为什么石头水人这么久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我想，这可能与我当年在队上办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有关。1970年冬，我将队上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排练了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场景歌舞”。

            早在中学时，我们就读过一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课文中，那蜿蜒在山路上的红军的火把给我留下了印象；到江永后我曾听说，红军长征过都庞岭，经过道县，有一支小队伍到了江永，，还在现江永一中学一棵大树下刻下标语；我突发奇想，以山里人照明常用的枞膏火把作为道具，把当年红军举火把行军这一深具历史内涵和象征意义又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情景再现出来。为了保证音响效果，我还请出知青组成的乐队伴奏。

                    演出取得极大成功，当村民们看到村上那些熟识的奶崽女娃，如今别着红领章，挂着小马枪，举着枞膏火把，在宏大的乐曲声中冲出亮相，当看到红军队伍在晒谷坪上变换着队型，表现着过都庞岭、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时全都沸腾了，石头水的宣传队出名了，石头水人在外村人面前昂起了头，我们知青自然成了队上的有功之臣。

                             不久，工区抽调我到工区文艺宣传队任编导，《红军不怕远征难》也被工区移植去成了保留节目。离开石头水的那段日子，石头水人都不理我了，他们认为我抛弃、背叛了他们，偶尔在马鹿头遇见，相互尴尬地一笑，使我难受了许久。

                       几十年后，石头水人到底还是记住了我，他们还记得宣传队和那原始简陋的演出。一进村，一位农妇就跟着我们，介绍说自己当年是宣传队的，我只觉得面熟叫不出名字，倒是汪淮海还记得，叫则珠。她一直陪着我们，走遍了村子 的角落，主动带路帮我们找到当年夏旱时挑水的古井，映着古井清澈透底、永不干涸的泉水，她留下了和知青的合影。

              在石头水，我们走进了花宜的家。花宜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密切，我们即算离开了石头水多年，仍关注着花宜和她的家庭。

                   1968年我们初到石头水的一天中午，一位脸面黝黑、颧骨略高的农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她自我介绍说，她叫花宜，原是广东新会人，被人拐卖到了这里，几年前她娘家人找到了这里，她也带着大崽回老家一趟，她老家一个弟弟，好像还当了一个派出所所长。在广东住了十多天，她还是回来了，因为她在这边已经生儿育女了。“走不脱了！”她抹着眼泪细声地哀叹着。许是看到我们也是外来人，她本能地把我们引为同路人，话特别多，她说，冬成就是她老公，生产队长，我们有什么困难事，她可以去说一说。见我们没有什么菜吃，她回屋端了一大碗坛子菜来。她的身世和善良的心性顿时博得我们的好感，能认识队长的婆娘，我们也很高兴。几位女知青不几天就和她亲密无间，出工收工，一路同行了。

                  花宜有一男一女，女崽清秀，已出工挣工分了；男娃瘦高，一双大眼睛，和冬成蛮挂相的，还在读书，小男孩蛮调皮的，我们叫他“跳跳”。办宣传队时，我把两姐弟都吸收了进来。

                在女知青中流传着一个“跳跳”的弟弟出生的“段子”。出早工的时候，花宜还典着大肚子和知青们一起去收稻草，上午出工时却没见到人。有人说，花宜喊肚子痛，可能是去生小娃子去了。到了太阳下山收工路过池塘边，暮霭中可看见花宜正蹲在石台阶上洗屎尿布。知青们和她打招呼，她仰起苍白瘦削的脸，喜悦地宣告，又生了一个“小跳跳”。

                    我们看着“小跳跳”一天天地长大，也是一双溜圆溜圆的大眼睛，肥嘟嘟的小脚丫，满地里跑了去，我们逗他玩，他一点也不认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不到一岁时因为发高烧却夭折了，而且是死在我们送他去农场医院的路上，至今我们也搞不懂到底是得了什么急症。

                     当我们失望地返回石头水时，花宜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从我们住屋的楼板中抽了几块下来，钉了一个小棺材，把“小跳跳”埋葬在村后的竹园里。整个过程里，冬成都是默默不作声地操办着，见我们忙出忙进、忙上忙下，夜又深了，他就杀了一条嫩狗，硬要拖我们进屋吃。我们看着热气腾腾的锅子，个个心里都十分难受，谁也抻不下筷子，胡乱扒了几口饭，回知青屋睡觉去了。

          我离开石头水后，听说花宜又生了一个女崽。

          1985年，我回江永，从挂牌山沿古驿道直上石头水，落脚在冬成家。花宜的儿子“跳跳”一年前从深圳沙头角当兵回来，买了一部汽车跑运输，家里的日子有了起色。小伙子高高大大，满口新名词，除了眼睛大大的像他父亲外，其他的，一点也不像他父亲了。

           2009年，我们又跨进了花宜家，这次住的，已不是原来的老屋了。按照现在农家的格局砌了新砖房。大女儿嫁了好人家，生活幸福美满；儿子有了大出息，在外面闯世界，买了新房，他们都要接老母亲去住，花宜说:”我不去，我还是在石头水好。”现在，花宜和小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一个特老实憨厚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我们交谈，花宜介绍说：“这是我女婿”。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外地人。

   田美也是一个让我们情牵梦绕的村落。同来的知青也有四位曾在田美工作过。陈迎楷是1968年离开向阳峒后就到了田美，而我是1972年才调到田美的。记得我来田美时正是林彪事件后，革命狂热稍有减温，农村政策微调，农民得到短暂的生养休息，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田美是一个出能人的村子，春成、冬成、景成三兄弟，还有迎春，都是我们知青眼中的传奇人物。开春时，队上实行包产到户，拈阄时，我分到一块冷浸田，泥脚很深，开犁翻草籽田，我跟在牛屁股后，老是走不动，心急火燎的，隔丘田里的春成，却跑得飞快，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休工时向他请教，他跑过来，帮我调整了犁铧的角度，果然好多了，收工后，他说：“明天你就用我这张犁吧，你的犁，我帮你改一下吧！”我不由喜出望外，忙追问改犁的缘由，他一五一十道来，叫你这个学过高中物理的人也不由得不叹服！冬成则更神了，他人高马大，年轻时因家穷困被抽丁当过兵，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眉目蹙舒之间，藏着几多传奇，在乡间，少不了伤筋动骨的事，呼天抢地难堪之间，他在路边摘几株草叶、进山采几味中药，捣烂成汁，内服外敷，不几个时辰，你就疼痛全消，隔日竟能健步如飞了。他有个继子叫何积文，和我们是同龄人，江永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出身不好，随母下堂，和继父的关系却格外地好，赞颂起继父的人品和技艺，就像在夸耀自家的哥哥，1973年我在田美队，和何积文一起担任植保员，两个人一起研究农药的配方浓度、防治水稻 螟虫打药的最佳时分 ，结下深厚的情谊。当年田美获得几年来未见的好收成，亩产过了千斤，我们植保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回城时，他和队上的几个年轻人把我们一直送到县城汽车站。85年我回江永，在他家宿了一夜，第二天又陪我参观神仙峒，他继父冬成正担任生产队长，把个神仙峒侍弄成一个花果山，成了江永县有名的香柚基地。这次到田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冬成，人已显得十分苍老，正坐在门楼石凳上，面对夕阳西下时的田园阡泊、汨汨流水沉思，他也认出了我，，忙起身招呼进屋，我问何积文哪去了，他说进山放牛去了，叫孙媳妇用手机打电话，无奈拨了几次号都是茫音。这次回乡未见到何积文，岂不留下遗憾，我硬是等到六点半他放牛归屋，终于见上一面。

                         当我们在石头水战天斗地的时候，陈迎楷分在田美队，当我到田美时，他已凭木匠手艺在桃川、高泽源、长沙闯荡江湖去了。他的生活道路也十分坎坷，但不失乐观风趣本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认准了一件事情，就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地坚持下去。在上阳峒时，他就是有名的犁田手，他的同班同学曾澍林笑他走的是 贼步，-------因为他慑手慑脚的样子；我却称赞为模特的猫步------前、后脚总是踩在同一道犁沟里。令人叫绝的是，犁完田洗脚上岸时，衣裤竟然不留一星半点泥痕！从在向阳峒的茅草屋起，他就开始习字画画，返城后做上门木工到了周兰姑姑、著名书法家周昭怡家时，他就认准，这位老太太就是终生的师傅了。习字之初，他最追求的是“笔笔有来历，字字皆讲究”，入门既深，他开始跳出窠臼、突破传统，缓慢然而又是坚实地拓宽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创新中仍可见传统的深厚功底。最近省里为迎接建国六十周年举办书画展览评选，书法类三个一等奖，他就得了一个，而且是两张不同书体的作品得了一等奖。这次在田美，陈迎楷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田美的门楼、会堂等六处地方找到当年画的主席像和写的标语。岁月的风尘并没有湮没当年的光彩，金钩铁划，线条准确，显见当年功力。陈迎楷一边回忆起队长何光进当年分派他画画的情景，一边拿着相机一顿狂拍。当年他习字临画肇始，随写随扔，片纸不留，不经意间，最初的作品竟然还留在田美、留在了江永的天地间。

             王致远是倪保璐的“闺蜜”这次也随我们一起返乡，一开始，她就称是为报恩而来。

           王致远曾是农场文艺宣传队的舞蹈队员，一曲《北京有个金太阳》跳红了农场各个工区。看多了那些表情呆板、动作程式化的《忠字舞》，也许你感到乏味，但她的舞蹈却给舞台吹进了一缕清风：踏着藏族踢踏舞明亮的节奏，一群少女翩然登台。彩色的长袖在舞台翻飞，随着舞步的交替、队形的变换，舞者舞入高潮：应和着一声拖长的 “哎 ”音，演员的动作舒展开来，随着乐曲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舞者沉下身段，探身而起，叉开的纤指缓缓从明眸前推过，藏族少女的笑容像鲜花一样绽放在观众的眼前，也长久地印在人们的心中。舞蹈歌颂了毛主席解放百万农奴的功绩、表达了人们对光明和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我曾读过一位舞蹈鉴赏的论文，有两句话长久地记在我心中，一句是“舞蹈是心灵的律动”，一句 是“舞蹈的最高境界是眼神的运用”。因着这两句话，我记下了这最美丽的笑靥。当年，农场医院一位青年医生拿出相机将四位女队员在草地上起舞嫣然一笑的情境定格下来，三十年后，这张照片作为题图照，印在《知青最爱唱的歌》和《我们一起走过》等书中。

          这样一位对艺术和美有着敏锐感知的少女，自然成为农场年轻人心仪的对象，但母亲囿于当时情势和对女儿前景的担忧，曾经警告过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接受任何男人的半点好处！”母亲还举出好多例子论证自己的观点，力图说服女儿。也许在过去的日子里，女儿在这方面也曾遇过挫折，接受了错误的教训，于是她作茧自缚，将自己封闭起来，拒情感于千里之外；但同时，为了在农村的生活，又要使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她不断加强任何能支撑自己生存的气力、技能的养成，构筑起在农村生存的营垒：她的柴房里堆满了一捆捆的柴垛，她的菜地里生长着吃不完的四季菜蔬，她甚至想，是不是还要学点木工和蔑工的技能，就像农场 其他的男知青一样。

  新风村生产队龙队长夫妇默默地注视着这样一位要强的长沙的女孩。早在1965年9月，当28位知青排着队、扛着被包走进新风村地界时，站在欢迎人群中的龙婶就注意到了那位排在队尾、穿着补丁裤、长着一张惹人怜爱面孔的小姑娘。凭着人性的本能和母爱的延展，她感到自己和自己老公应该要去帮助这个小女孩。后来，相处久了，摸清了她的脾性，他们也知道了，直接地去帮助她不会被接受，反而会引起误会。

     王致远这样介绍着生产队队长：“他不是一位外向的人，他的外表很冷，用现在的话来说，很酷，但他却实实在在的、不露声色的、无任何功利目的的帮助了我。”

      有一次，天气炎热，队上安排砍烧石灰添窑用的杂树枝，当地人称作za子的。王致远为了完成指标，独自到了一个僻远的山坳，也许是太过投入，她竟忘了日头正往西沉，龙婶发现了，马上派人四处寻找，在她筋疲力尽、饿得发黑晕的时候寻见了她。

     为了改变她的处境，队长一次次地推荐她当老师、讲解员，即算有时因审查不合格退回来，下次一有机会队长还是会推荐她，他知道，她有能力，她有潜力，她不但能胜任这一切，而且能做得比别人更好。

            她并非麻木不仁，她感受到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救援，她发誓，自己一定要报答队长夫妇。母亲退休后她顶职回长沙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第一个月发工资，她从三十元中取了二十元寄到江永。

    队长夫妇病逝后，她当即承诺，由她来修建墓地。这次返乡就是为偿还夙愿。

          队长有一个儿子，在高尚水库工作，正好在我们参观的路线上。谁知道到高尚湖水库一问，已出工去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用手机联系，不知甚么原因，一直联系不上。情急当中，她对着群山呼唤起来：“连生，你在哪里？”全然没有了女教师往日的矜持。风起了，万顷林海松涛呼应，她的呼唤在千山万壑中回响。

      陪我们游览高尚湖的管理区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调动起她的联络网，得知队长夫妇的儿子中有一位正好是管理区能源部门的负责人，于是马上联系。峰回路转，中午吃饭时就有了消息反馈，下午时分，接人的吉普车就赶到了。

     正当我们在石头水探亲访友时，倪保璐陪着王致远完成了这一次的感恩之旅，同时将修筑墓地的事宜一一安排妥贴。队长夫妇的坟埋在山顶，临时砍开一条路才登上山。在坟前，她们进行了祭拜，用我们民族传统的方式，向阴阳两隔的亲人寄托自己的哀思，我们虽听不到她默默的念叨，但经历了几十年的人事沧桑，红尘纷扰、恩恩怨怨，我想，那定然是心的衷曲、情的流露。

                八月二十日，到了我们离开江永的日子，我们来到县城。其实一直以来，我就特想会见当年和我们一起办宣传队的卢连生。连生是下岩村的一位农家青年，和我们年纪相仿，在工区任职，工区委任他担任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我和他才熟识起来，也才知道他正和我们石头水的头号美女树色在谈恋爱。连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只有一位老母亲，面态特慈和的，母子相依为命。连生是我见到的农村青年中最朝气蓬勃、最单纯无邪的人，套用现在的一句话，叫“很阳光的一位青年”， 他和树色的恋爱故事，就像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二黑哥和小芹，两人相互依恋，带有时代特色的浪漫情味。说真的，当年我很厌恶那些冲杀在“斗争一线”的小青年，动不动就捆绑吊打，他们违背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不要武斗”，沦为人际斗争的工具，湮灭了人性。而连生就没有这些劣性，所以我特欣赏他。当年在宣传队里，倪保璐担任导演，我负责编写，李一之组织乐队，连生则负责组织、协调、外联的工作。演员则是抽调各队的靓女帅哥组成，当年不叫“靓”也不称“帅”，统称一个字，叫“乖”。何裕建的两位姐姐美兰和惠兰，眉清目秀，皮肤白皙，是马鹿头公认的美女，尤其是惠兰，眉心一颗美人痣，气度又好，只是因为家里“成分”高了点，初选就被队上刷了下来，倪保璐至今仍怀遗珠之憾。可别看这些农家的孩子，读书不多，接触到的文艺演出也非常有限，但悟性特好，在倪保璐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马鹿头的土淑和断岭源的井淑，还有龙姆塘的一位男青年，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已颇具那个年代业余演员的风范，与知青宣传队的一般演员比，不相上下。在连生的领导下，宣传队排练了大型 歌舞表演《红军不怕远征难》，舞蹈《洗衣歌》，揭露苏修侵略军在珍宝岛狰狞嘴脸的快板表演，歌颂农村新生事物的表演唱《赤脚医生采药忙》，还有器乐合奏，相声。小歌剧等。那一年的冬天，连生带着宣传队演遍了工区的各个队，又忙着联系到农场各个工区的巡演，春节前，连生又到农场附近部队的驻地联系，组织了两场慰问演出。当时，贫下中农占领舞台成了主流和方向，因此我们工区的宣传队格外引人注目、受人欢迎，还代表农场组队参加江永县的汇演，表演唱《赤脚医生采药忙》获得奖励。第二年，连生由农场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保送到湖南医学院读书，告别新婚妻子和老母亲，也离开了我们。

                   返城后，我曾在长沙见过他一面，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了，只听说他毕业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工作。这次返乡，回想起那个忙碌的冬天、回想起连生带着宣传队巡演的情景，回忆起他给我留下的“阳光青年”的美好形象，我就把他定为一定要见的人。有人告诉我，连生在计划生育指导站工作，只是不知道电话号码。于是，我在街上找了一部出租车一下子就找到他单位，向人打听才知道卢站长刚退休。老站长的下属们忙抽凳子、开西瓜、打电话，一会儿，连生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

        连生还像年轻时一样热情，只是多了一份领导者的老成持重，我们相互介绍了别后的情况和对彼此的牵挂，当听说我们一行八人、倪保璐和周兰也来了，他马上要我与之联系，中午由他设宴招待。我以已有安排推脱不成，最终还是客随主便。

      我们信步来到他的新居，座落在去回龙圩的公路边，三层的小楼房独门进出，高大 的开间，独立的小院，客厅中摆设，一应俱全却不奢靡。树色上班去了，女儿休班在家，外孙在写暑假作业，整个家洋溢着一种温馨、舒逸的气息，连生的母亲要是生活在今天，享受这天伦之乐，该是多么幸福啊！连生的女儿告诉我说：“早几年，你们长沙的老知青回江永，好热闹啊!满城的居民都上街欢迎你们！知青演出的节目真是太精彩了，我们手掌都拍痛了！”连生说：“我们一家子都挤在街两边人群中，只想找到你们。”我说：“那年，我们都还在上班，不过，”我指着连生对他女儿说：“当年，你爸爸领着我们工区的文艺宣传队也是满世界跑了去，到处也蛮受欢迎喔！”

       午宴设在步行街边新开张的金龙湾酒家，连生、树色夫妇，他们的儿子和女婿都在 酒家大门前迎候着知青，多年不见，树色热情爽朗仍如往昔身材却不比当年的“小芹”，丰满了许多。夜色和她老公也来了，夜色是树色的妹妹，被陈迎楷称为石头水第一美女，我们在石头水时，她正考上了零陵地区卫校，毕业后分在县立人民医院工作，她的爱人就是回龙圩农场原场长欧阳章标的儿子，我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的长相、身姿、风度，就和当年的老场长一样，他告诉我们，他父亲退休后就住在省农业厅，他儿子现在在厅机关开小车。

      酒席的菜肴格外丰富，全是江永的山珍野味。大家推杯换盏，祝福的话盛满酒杯，女士们不胜酒力，以饮料代酒，也频频举杯，为主人幸福的大家庭，也为我们时隔三十多年的重逢。我也是轮番和连生及他儿子、女婿碰了几巡杯子，空啤酒瓶子堆满一边。醉眼朦胧中我依稀想起当年我们几位知青在下岩村连生家做客、围炉向火的情景，那时，我一手 扒开火灰，取出煨红薯，一手接过卢妈妈递过的滚烫的稀饭，用嘴巴吹散着热气，就着碗边吸了一圈又一圈。。。。。。，那时，我们想到过今天吗！？

       这次返乡，有点遗憾，就是没有见到土淑、井淑等几位当年的宣传队员们，听说她们嫁人后全离开马鹿头工区，也听人说，井淑当了农场一个单位的书记。一别经年，她们也该儿孙满堂了!就让她们以当年豆蔻年华时美如山花的村姑形象长存我青春的记忆之中吧。

右一为何裕建，左二为倪保璐    （摄影：谢周迪）

我紧紧的握住她枯槁的双手，看着她布满岁月沧桑犁沟般的脸面，凹陷下去的眼窝盈满老迈昏花的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摄影：陈迎楷）

欢迎你，笛兵，谢谢你将你的佳作发表到江永栏目，相信大家一定十分喜欢，喜欢你这用心血写成的好文字，我们类似的苦难悲欢，全在其中，真如我们的新燕地毯说的：

即使是在苦难的岁月,因在金子般的心中流过,在金子般的年龄里淌过,也就变成了可数的黄金岁月......
让大家好好看看你的故事，谈谈感受，让大家也同样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