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发表过《一顿安家饭》、《一次在电影院里听报告》两篇文章，讲述了在我那非常年代上山下乡过程，在纪念我上山下乡44周年之际，使我想起我怎样从一个初中毕业生，到上山下乡种田之中还有一段插曲，那段插曲差点使我成为共和国这二千七百万知青一员失之交臂，这是一段《逼，种田了》的插曲 。
我的童年的家庭是个人见人羡慕的家庭 ，父亲当时是我们这儿名气最高的学府--湖南省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教师，母亲是县城里的小学教师，一家子有两人拿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为数不多的，当那时大多数人家为用钱，捉襟见肘的时候，我家里还有存款。并且两个学校都有安身的房子。
但好景不常，正当父亲由于工作突出，成绩显著，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出席了湖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查该校史至今没有一人获此殊荣），准备发展成为中共党员之时，尽管那时科技不发达，在政审调查时，但在搞这个事的效率还是蛮高的，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时候当上了国民党某处的一个组织部长，接着被清除教师队伍，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回原籍劳动改造去了，师范那座安身的房子随之也没有了，不久母亲也受殊连，被调离县城小学，到一个当时零陵县偏远，又是最苦的地方任教，最后一座在县城里的房子，象日本鬼子的据点又被拔掉了。
当时，我们弟兄正在县城上中学，家里的情况一下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母亲微薄的工资，使我们弟兄在放寒暑假时，人家的孩子回家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而我们却选择了留校，因为留校学校要人捁劳动，其报酬是三餐饭不要钱，因我们的粮食关系都在学校，留校吃饭成为我们当时唯一生财之道，我那时人没有扁担高，人不象现在这样想方设法减肥，挑50斤米都很困难，而随时听到总务老师的使唤，尽管如此，一想到这是对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最好的归宿，多少得到一点安慰。
当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学校的宣传栏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社会主义新式农民”的舆论取代了，我也预兆着象我这样的情况，是不能象那些家庭情况好的得到继续升学的机会 ，逃不掉下乡的命运，尽管年龄没到，身子骨又瘦小，完全可以不下乡种田，但毕业后何去何从从为大问题，跟父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跟母亲将户口迁移到她那里无疑是饮鸩止渴；种田吧，此去何时是归期？但总不能把我这个人放在木箱里藏起来，更何况要吃、喝、拉、撒、睡。
母亲愁眉苦脸，痛苦万分，思前想后，想到了投亲，这似乎象落水中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当时的“亲”可投之处是在黑龙江鸡西矿务局的舅舅，他那时是工程师，对当地的煤矿有着特殊的贡献，上下级人事关系处理得好，交际又广，当时没有成家，那时的来往信件是8 分钱的邮票，开始他还是不愿意帮忙的，经过我们母子软泡硬磨，答应找领导通过正规渠道解决我这个问题，寻找机会再招工，一个砂成为知道舅舅一松口，抓到这根救命稻草一下就成为了我眼中的救生圈。
在我意料之中没被录取，我和母亲正象电影《地雷战》的一句日本鬼子说的台词：“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一方面向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要求下乡，起麻痹作用，教导主任是我父亲的学生，他说我还没有到下乡的年龄，可以不下乡，要我们仔细考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够说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我家的心是多么好，但我还是说要下乡，因为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是一个“逼”字，当时在他那儿不好这样说；另一方面找到当时母亲小学任教的学校，说我已报名下乡，我 在这儿暂住一个时期，实际上是等信，因为母亲那个农村邮递员三、五天才光临一次，那时一切都按步就班地进行着，脑子里缺乏 一根筋，如果当时在舅舅那儿住一个时期，或者信件搞一个存局候领，或者通过电话、电报联系，我却是另外一种命运，这是后话。
随着下乡种地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每天都跑到办公室等信，生怕学校教师截留，的来往信件误我大事，但每天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使我想起了《水浒传》的林冲，一个“逼”字把他逼上了梁山，难道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非得要把我逼上“种田”了，看来我的命运与逼，种田了，我与母亲设计的假戏就要真唱了。
命运往往就是会开玩笑，当9月17日，当我带上下乡光荣的大红花时，汽车行驶在湘桂公路的柏油公路上时，我沉浸在战国时燕国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时：“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时，一封黑龙江鸡西矿务局的挂号信寄到了我暂住的小学校，被它的命运被“查无此人”信退原处，那是一封改变我命运的救生圈，一个不成为知青就这样失之交臂 。
这段逼，种田了，使我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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