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大哥
写给我的一个知青兄弟 沅水泛舟 原黄茅州金南公社知青
许多年过去了，经历过的许多事，交往过的许多人，有些已开始模糊，逐渐淡忘，唯有这件事，已象刀砍斧凿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了。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余波未息，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们冲到了洞庭的腹地——沅江，我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知青生活。
沅江是母校一中的指定知青点之一，当我们第一批知青被分配到生产队时，住房都没盖，大家还分散寄住在社员家中，十天后，那段“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了，长沙市全城动员，把上次赶上没赶上，愿意不愿意的老三届毕业生，几乎一夜间统统赶下了农村，那天去公社迎接第二批同学，一见面，大家都觉得可笑，几天前还在长沙话别，转眼间又在沅江重逢，仅管如此，他乡遇故知，总多了份亲切。
分配的结果让我很失望，几个同班同学被分到了邻队，来我们队的，是几个低一届的校友，以前不熟悉，其中有一个叫吴学耕的，名字很搞笑，似乎他父亲在十多年以前，已预测到儿子的未来，莫非是造化弄人。我第一次留下的印象，不曾想竟成了我一生中永恒的阴影。
他在学校的绰号叫“猴子”，依照当年年轻人的习惯，被戏称为“猴哥”。后来社员们也这么叫，久而久之，其真名反被人遗忘了。几十年后，即使当年同队的社员、知青，怕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真实姓名。
“猴大哥”一米七左右的个头，脸庞长而瘦削，鱼泡眼，牙齿微暴，显出超年龄的早熟，说话时口齿不清，声音停留在喉部与舌根之间，听起来很费劲，与大家说话时，脸上总挂着一种谦卑和腼腆的笑。
他的性格内向，举止怪怪的。不喜欢说话，也不与人交往，大家混熟了，常拿他开玩笑。他看起来很单瘦，却会些拳脚，刚来几天，就有人发现他在练拳，有板有眼的，身上露出发达的肌肉，显得十分强壮，大家笑他打猴拳，他反而一本正经地解释这叫巫家拳，尽管谁也不知道巫家拳是何种拳法，但从此他“有打”的传闻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了。
其实，“猴大哥”人很率真，聪明，善良，随和。农村的体力劳动是很繁重的，对每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城市学生，绝对是灵魂和肉体的考验，但他干活从不惜力，也不会有牢骚，只是默默地跟着大家；农村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报刊，没有书籍，也没有任何文娱活动，知青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三、四里以外的阳罗镇，买点日用品，寄封家信，偶尔碰上几个校友，在饭店吃顿饭，说上几句话。有的干脆跑上十里、八里的，见见老同学，叙叙旧，聊一聊有关招工消息等永久的话题。他休息时总是呆在屋里，从来没有同学，朋友往来；农村的物资极端匮乏，知青的独立生活能力差，自己不会种菜，养家禽，喂猪，时间长了，也会有知青偷鸡摸狗的传闻，但是他不会，他是那种不会给队干部添麻烦的人；他从不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更不喜欢背后说三道四，久而久之，人们很难注意到他的存在。
1969年10月，长沙许多单位在知青中第一次招工，分配下来的名额有限，人选很快由大队定了，除了公社、大队树的知青典型外，清一色“根正苗红”，说到表现，只要不是“民愤极大”，都可以入选，我和弟弟（当时已随我插队）有自知之明，知道入不了这个圈，所以也不做这个梦。只是那些出身过硬，表现不差的边缘人物，才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猴大哥父亲是铁路工人，这次落选，看得出很沮丧。
队里为走的知青开了小型欢送会，这些人完成了十个月的镀金，迎着社员羡慕，知青嫉妒的眼光，昂首挺胸，欢欢喜喜地回城了。
送走他们的第二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直到今天我还在想，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天农闲，知青们都没有出工，我九点起床，看见猴大哥在堂屋里，手捂着肚子，显得很痛苦，一问才知道，他从昨晚开始，不时有些呕吐，肚子一直痛到现在，一夜没有睡。我们没有特别在意，以为不过是普通的肠胃炎，吃点药就没事了，只是看他这样难受，慎重起见，还是决定立刻送他去医院。
农村的条件很差，没有担架，在社员家借了一张竹睡椅，用两根撑船的竹篙一绑，做成一抬轿子，喊了一个叫“海鬼”的知青，带上弟弟，抬着他直奔公社卫生院。
卫生院距队上不过三、四里路，与阳罗镇隔河相望，那天天空晴朗，初冬的太阳晒得有些发热，十一点多，当我们抬着轿子匆匆赶到时，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卫生院很小，七八间房，两三张病床，六七个医务人员，没有什么像样的检查设备。接待我们的是小范医生，平时很熟的。他父亲是个老中医，卫生院长，从小带他在身边给人治病，后来子承父业，当了赤脚医生。小范平日对知青很关照，知青买药或路过，喜欢与他聊聊。那天是星期天，小范值班，其他医生都回家了，整个医院也就二、三个人，小范仔细号了脉，又用听诊器检查了好久，诊断结果与我们猜想的差不多，是肠炎。无非是打点滴，消炎止痛，留观之类。当那些药剂缓缓地注入病人的静脉，我们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有想到，悲剧的开始了。
点滴注射了两个多小时，情况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糟，猴大哥不停地呕吐，以至后来没有什么可吐的，吐出来的几乎全是水，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我坐在病床边，他下意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全身冒冷汗。下午三点多，他开始进入休克状态。此时可以看出，小范医生慌了，额头上不时沁出滴滴汗珠，然而，他依然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
对病情的确诊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医院小李护士的丈夫（不知道他的姓名）是黄茅洲区医院的大夫，回家探亲碰上这个情况，被请来会诊，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震惊的诊断宣布了：病人患的是急性肠梗阻，需要马上送往上级医院开刀，否则有生命危险。病危通知单立即下达了，我要“海鬼”火速回队求援。队里很重视，几十分钟后，向队长带了两个社员急匆匆地赶来了，准备将病人抬到黄茅洲抢救。
此时是下午四点多，一切都晚了，此地距黄茅洲三十多里，早已没有了班船，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猴大哥奄奄一息，别说抬三个小时，任何剧烈的移动将使他猝死途中。医生们无奈地做出了先保守治疗，待其病情稳定后再转院的决定。我心中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是不能说，也不敢说。只能静静地坐在他的病床边，一边盯着他，一边把着他的脉，任由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我，此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爱莫能助，只能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脉象渐渐地微弱了，以至分不清是他的脉搏还是我的心跳，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呕吐，呻吟，手慢慢地变凉，那一刻，世界仿佛凝固了。
傍晚时分，卫生院老范院长回来了，他决定马上送病人过河，去阳罗区医院求救。我们已经绝望，麻木地执行了他的指示。事后回想，他是很有心计的，他为医院回避了责任和一次不光彩的纪录。
夜幕已经降临，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将病人脚忙手乱地抬上渡船，船入河心，突然，大家听见病人发出了一声长叹，尔后又归于平静。
九时许，我们拳打脚踢地叫开了阳罗区医院的大门，喊来值班医生，在短暂的检查后，医生丢下一句话：“人已经死了，瞳孔都放大了，抬回去办理后事吧。”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头还是象挨了一棍。霎时麻木了。几十年后，回忆后面的几个小时，自己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完全是一片空白，我问弟弟，他说，他也是。
当我们抬着遗体踏上归途时，已是半夜时分，那天是农历九月十五，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空中，惨白惨白的，湖区的湿气很重，挨着地面有一层薄薄的雾霭，人象腾云驾雾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抬遗体用的是一张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小竹床，四脚朝天地绑在带来的竹篙上，遗体放在竹床的反面，抬遗体有我、“海鬼”及一个社员，两个人抬，一个人前后轮换，弟弟在后面远远地跟着，（向队长和另一个社员已先回队报信，准备料理后事。）竹床很短，猴大哥没穿袜子，赤裸的两只脚丫从竹床后伸出来，杵在后面人的眼前，不到一尺，令人毛骨悚然。更要命的是他的一双手，不时从竹床两边的缝隙中滑下来，吊在下面，随着竹床颤悠的节奏，前后摆动，就象士兵在操练步伐时的摔动，我几次将他的手拿上去，塞进竹床，但无济于事，几分钟后，手又滑了下来，重复同样的动作。我们心里特别紧张，无论是抬前面还是后面，都只能抬一、二百米，马上要换人，我第一次发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好象永远没有尽头，真象我们知青的路啊！当我们接近大队地界时，方圆几里的狗都在叫，以前听老农说过，狗能见到魂魄，今天，它们见到了什么呢？
我们终于连滚带爬地回到了生产队，他的遗体停放在队屋前的禾场上，我们不停地驱赶着跑来的狗，唯恐它们在遗体上叼去什么。社员们来了，知青全来了，他们都在问，这短短的一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惊魂未定，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大家无法入睡，女知青特别害怕，专门腾了一间房，请男知青住在隔壁为她们壮胆，几个人则挤进另一间房过了一夜，我整夜辗转反侧，反思着白天的每一个情节------。
几天后，猴大哥的追悼会召开了，参加的人有各级干部，社员，知青，还有从长沙赶来的他的父亲，因为是我们公社死的第一个知青，所以追悼会很热闹，隆重。他父亲表态很好，准备将小儿子也送到农村，继承遗志云云，我闻之哑然。
猴大哥安葬在运河旁一处平时无人去的荒洲上，离队上有两、三里地，以后再没有人拜祭过。大家都不愿意钩起内心的伤痛。
二十多年后，我和弟弟各自带着妻子、儿子回到沅江，去追寻过去的回忆，当我们来到那片荒洲，准备拜祭猴大哥时，我们发现，墓已经无法找到，全平了，连当地农民也无人知道。
我伫立在那片荒洲，回忆着当年的情景，设想和排除了无数个如果，久久地沉思后，心中反有些释然，一个时代过去了，几十年后，就象眼前这墓，会在后人的心中悄然消逝。
不过，作为经历者的我，还是忘不了，那个夜晚，那轮惨白的圆月、那条崎岖而漫长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