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红网见杨涌泉发的《抱愧湖南》帖,觉其颇有见地,一个外省人对湖湘文化的评价也较公允,奇怪的是少人问津,点击仅70余人次,顶帖只我一人?乃转此备考。其在网易博克自我介绍:
杨涌泉
北京 西城区 40岁 金牛座
自我介绍 知名财经作家、旅行家。曾做过会计、当过法官、新闻记者等职。千禧年之后,专门致力于中国区域经济、文化、旅游的策划与开发,足迹遍布全国一千多个县市,多次成功策划全国性的大型旅游经贸活动。出版有《中国十大商帮探秘》、《温州人生意经》、《温州商人》、《新文化苦旅》等多部个人专著。抱愧湖南/杨涌泉 文
一
我在湖南旅行的时候,总是抱着一种愧疚的心情。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湖南人只会种田、读书和打仗,根本不会经商”。而且对于这样的认识,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
也许是“湖广熟、天下足”这句为全国人民所乐道的谚语,在我的思想里很深刻的原因吧,我始终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富饶之乡的人儿,根本犯不着“舍本求末”,非得通过经商不可来养家糊口!
也许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那座让湖湘儿女引以为豪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曾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旷世奇才的原由吧,我始终认为这样长期受到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熏陶的湖南人,大都是“学而优则仕”,根本不会有人会去选择从商吧!
也许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至后来“无湘不成军”这句流传甚远的俗语,描述了许许多多湖南人擅长军事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的缘故吧,我始终以为湖南人很是会打仗,而且不怕流血牺牲!
这绝非是我个人的臆想,翻开众多的典籍和方志谱牒,的的确确是这样描述的。《左传》就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论语•泰伯》亦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的记述。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
明人唐源撰《水利议》说:华容县“上通黔蜀,下达鄂汉。水陆商贾,多闽、粤、豫(章)、皖之人,旧有六帮之号。本邑务本者多,逐末者少,亦无轻商于外者”。
清同治《益阳县志》载:本地人“勤于农桑,拙于工贾。大约工匠所业,不过木、石、陶、瓦、皮、铁、织、染之类,民所需,工乃常习,此外细巧之技,多取资外方贸易,则谷米竹木纸笱之属,本地所产,外客集焉。故多开充牙行,或自行囤贩,次则屠沽小肆,其余诸货,则皆苏杭、闽广、豫章诸省客商营运,居奇于此,盖益滨资水,上通宝邵,下达江湘,舟楫流通,百货易集”。
民国《醴陵县志》记载:“民尚朴素,敦礼让,勤于农桑,拙于商贾”;“务本业而不事闲游,苦筋力而不鄙纤啬”。
十九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利希霍芬在他所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一书中,曾这样来描述江西人和湖南人,他说:“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他们没有湖南人那种刚健,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如果说史籍方志里的记述仅是一面之辞的话,那么来自德意志的利希霍芬对湖南人和江西人的评价,则应当是比较客观的。“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就连我最喜欢的从湘西走出来的乡土作家沈从文,也是这样描绘他眼中的江西布商的。沈老先生的家乡凤凰县,早在八十多年前,曾被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两个小城之一,当年由江西商人修建的万寿宫,至今仍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可以说“安土重迁、不习商贾”,是以往湖南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明清之际,湖南已跻身于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行列,“壤沃水驶,夙饶稼穑”。但这种物质生活的相对安定与富饶,容易消解人们的经商热情,故而“民无大富,亦无大贫”。所谓“楚民质朴,其智巧不及豫章、苏杭诸处。本薄利微,见迂识浅,非长袖善舞者也”。
然而,“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这样阐述,“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微小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至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业竟然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就是明清时期,也曾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相继崛起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驰骋于商界,犹如一支支劲旅,操纵某些地区和某种行业的商业贸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山西商帮、徽州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和宁波商帮等十大商帮。商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十大商帮中,没有湖南商帮。
多年以前,我在研究中国十大商帮的产生、发展及其兴衰存亡的时候,发现这些商帮之间,既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征。但不管怎样,这些商帮产生的地区,大多是地少人稠或山多地少的地方,农业发展上的限制迫使他们走上经商之路。譬如著名的晋商,明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清乾隆《太谷县志》也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还有著名的徽商也是这样,明清两朝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黟县、祁县、婺源(今属江西省)、绩溪六县,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徽州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谚,叫“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由此可见一斑。
我对湖南的最初认识,是从课本上获得的。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教科书里说湖南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且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老师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湖南是多么的美丽富饶,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还是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那时的我就曾经羡慕不已,要是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啊!因为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所生活的黔南山区,连粮食都不能自给,更不用说富裕了。为此,在我的想象中,湖南人是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在如此美丽富足地方的人儿,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外出去经商吗?!更何况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经商并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如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清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棠;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熊希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表陈天华、宋教仁;武昌首义的领导者黄兴;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
近代中国,湖南出现过两次人才高峰,前一个代表是曾国藩,后一个是毛泽东。至到今天,这两个高峰尚无人企及。毁誉参半的曾国藩自不必说,毛泽东把湖南人推到了极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活脱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毛泽东一生都在“革命”,直到晚年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然而,这位一心一意要“为人民谋幸福”的湖湘儿子,却不太喜欢钱,而且还轻蔑有钱人和想赚钱的人,说他们“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顶礼膜拜,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
纵观整个湖南人才史,不难发现,这些人物大都是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很难找到一个商人。由此推断出“湖南人不会经商” 或“湖南不出产商人”,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上连篇累牍的引述,似乎在为“湖南人不会经商”或“湖南人没有商业意识”等等类似这样的命题找到某种注脚。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有这种看法,许多人也有这样的看法;不仅别人这样认为,相信有很多湖南人也这样认为。
然而,这样的命题是不公平的。我在一次湖南怀化的旅行考察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