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浮山（17）
“老八点”工分
我们下放的太浮五队后靠一座小山岗，前临一条小港沟。石门县城通往常德市区最近的一条砂石公路擦过队里，在没有公路靠步行的年代，从石门去常德就是走的那里。队里都是水田，没有什么旱地，在太浮山的大山里还有队里所属的山林。梯次建在太浮山大峪口内外的太浮山水库和卫星水库，离队里的田只一两里路，两个水库的水可以常年灌溉队里的田。太浮五队本是个柴方水便，衣食无忧的好地方，但我们下放时，那里经济单一，就是几块稻田，队里也没什么工副业，相比其他几个安置知青的生产队，我们五队的条件是比较差的。社员住房也不强，就是后来队里给我们知青组建的新屋，也是疵牙裂缝的，而太浮七队我们女同学知青组的屋就几多好，是被调到了十一队的长沙女知青让出来的。我们知青组后来有几个人被调到以知青为主的大队园艺场，那里住屋就是十一队和十五队的知青屋，建得很规整的，差不多和公社机关的屋一样好。
和全国各地一样，除了是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外，队里农民的劳作基本还是沿袭着几千年来的方式。不同的是，队里要集体出工，出工搞的是“老八点”与“定额工”。
“老八点”就是按“天”为单位计算工分。从农民个人的角度看，出不出力不管，反正是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一天出工远远超过八小时。比较城里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还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修地球的人既羡慕也愤愤不平，他们春夏秋冬风吹雨淋，确实辛苦至极。无可奈何之下，他们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不是按钟点出工收工，但也至少有大致的时间观念，就是跟随太阳起落算劳作时间。再者按太阳起落算工作日，这八点也太长了，繁重劳作中感到这一个工作日的“八点钟”时间更加走不动，太浮山的农民说总是不长大的植物、动物就说是长老了也不长。这走不动的八点钟，不就象长老了的八点钟的时间吗，因此他们在深感无奈的心境下就自嘲自己的工作日是“老八点”，我们下放的太浮山那里那时都是这么说的的。
对应“老八点”的“定额工”，就是按工作量不按劳动时间计算工分，当然同样多的工作量该计多少工分，都由炳队长和海队长“商量”着定，有时因人因事，难免不出现同样的工作量给不同的工分，同样的工分工作量不同或工作难度差异过大的情况。这样就时常在队长与出工人之间，出工人与出工人之间，甚至是两个队长之间出现分歧、争执以至于吵架骂娘。
我们知青组开始时常常被当作消除这种矛盾的“润滑剂”，别人嫌工分少、难度大不愿干的活路我们干，因为我们不太计较也不会算计得失，社员、队长落得两厢安逸。可是时间一长，就有人利用、算计我们，把我们的宽容和大度当蠢宝，当懦弱。虽然我们在忍无可忍时，曾经以歇工抗争过，但是从没有吵架骂娘泄愤，更没想过事后清算，而且，见到疾苦，我们热情相助，对炳队长、对伯金四岁的女儿……，我们也都曾伸出过援助之手。
“老八点”制，确实有人磨洋工，混时间，“定额工”又有人偷奸使滑，生产质量没保障。队里有的人有怨愤找错了发泄对象，多数人本能善良，富有爱心，下放太浮五队也是我们了解人、认识人性开始的地方。
记得我们队里的工分价值很低。第一年10分工只值2角7分钱，文武是抽烟的，刚好买一包白兰烟加一盒火柴。下放头一年，文武和我争的工分多些，项巍被蛇咬了后有45天在县里，好久没出工，耽误了挣工分。所以，文武进钱最多，我次之，项巍只进15块钱，曲江他们三人超支，肖国超得最多。“进钱”“超支”是农民常常挂在嘴上的词儿。
下放头一年吃国家供应的，第二年吃第一年的劳动成果。第三年我和文武、项巍、魏星当兵去了，我们几个去当兵的把第二年的劳动成果孝敬了父母，接济了弟妹。记得我当兵走时，把队里分给我的谷交到了附近的黄溪粮店，转了500斤划拨粮票，100多块钱，悉数交给了妈妈，那时钱少，我不知道怎么用钱。项巍当兵走时也转了粮票和97块钱，他也交给他妈妈了。项巍那时是我们知青组的管家，他做事公私分明，账记得认真细致，他的帐本说是找不到了，说要是他妈妈还在世就可能找得到，他当兵走时把自己的东西全交给他妈妈管的。
我们知青组六个人没有因为“老八点”而出工不出力，做事磨洋工，也没有因为“搞定额”而偷工减料，对得起那里两年的饭。项巍告诉我，他曾经多次公干路过太浮五队，停车走到能同时看见我们三处曾经住屋的位置，看那屋场，看那山，看那水，看那树，更想看看那里的人。可项巍说，他自己好纳闷，他的内心里却没有要去那里细看的强烈冲动。我想，那其实是对过去的怀念太深沉、太真切！对还在那里的人和曾经在那里的人牵肠挂肚、爱恨交加？抑或，还有隐隐的痛和涩涩的苦仍在心里？
（2009.9.13. 谢谢雕刻水兄的回忆）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