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县原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湾里生产队妇女队长王玉英大姐去世的消息我知道得很晚。因为今年这个冬天天寒地冻，家里停电停水，水管水表冻裂至今没有修好，只好躲到女儿家。过完年，索性搬家到了长沙县县城的郊区，这里尚没有开通网络，也难得进城一次，所以很久没有上网了。王大姐去世的消息还是雨后斜阳版主和天涯客朋友用电话告诉我雨晴为此发了帖子。听到这个消息，我默然许久。
我原本不认识王大姐，是燕归来多次说起当年他们下放到生产队时，王大姐如何关心爱护他们几个知青，而且王大姐的不幸身世也引起大家的深切同情。燕归来在《我的知青生涯》中对王大姐作了这样的长篇记叙：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妇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没有生育，妇女就简直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王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大姐个头不高，精瘦能干，下田使牛，上山砍树，样样农活不比男子汉差。她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又待人真诚热情，队上安排她来带我们女知青出工，照顾我们的生活。她挑选我担任队上的记工员，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里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按照她的口述，将全队每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有时夜太深了，王大姐会煮点东西端给我吃。在那远离家乡亲人、饥肠辘辘的夜晚，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真是不仅充实了我的胃，同时也温暖着我的心啊！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心里暗自纳闷，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环境里，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妻，从此过上独居生活。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大姐后来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自己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以为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这位丈夫病逝后，已成年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于是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看到她狭小的木板房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虽然我们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却找不到任何语言宽慰她。”
“ 前年（2005年）夏末秋初，我们又再次前往看望，白发苍苍的王大姐正顶着烈日在田野里拣拾稻穗，她除了拣点别人洒落不要的稻穗和山坡树丛中遗落的茶籽，来解决口粮和食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来源，她身上穿的还是十年前我们送的旧衣服。我们找到当年队上的青年、如今已担任镇领导的熟人，提出希望为她解决困难，镇领导也很同情重视，但后来电话告知我们，当地反复研究后认为她有法律意义上的儿子，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五保户的条件，儿子不赡养她，只能慢慢帮助教育或提起民事诉讼，但教育一时难以奏效，王大姐又不愿意与继子对簿公堂，镇里也无可奈何。女孩已经长大，在艮山口中学念书，这更增加了她的负担。我们再次默然，在她的住房前留下了这张合影。大约是心情的缘故，大好的晴天、返乡重逢的喜悦，没有给每一个人增添一丝笑意，我们的心都是沉甸甸的。
其后，我又多次送去钱物及汇款给她，但是再没有过回音，也不知近来可好。我只能遥望西南，默默祝愿王大姐，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我也懂得，我的良好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那般的软弱无力。”
2005年10月底，我和燕归来又一次来到靖县，给王大姐送去了一些生活用品。看到王大姐窘迫的生活状况，我们深感不安，为此找到镇领导反映情况，希望给予照顾。并叮嘱她的养孙女，好好照看王奶奶的晚年，我们以后会支持她的升学和就业的。这也是王大姐唯一放不下心、一再希望我们帮忙的心愿。2006年我们几次汇款，9月份又托天涯客送去一笔钱。不久，我们意外地收到一封以她的养孙女名义寄来的特快专递，信封里是由别人为王大姐代笔的信，说县敬老院同意收养她，但要交600多元钱，希望我们支援，但钱不要直接汇王大姐或敬老院，要汇某某人帐户。王大姐从不开口求人，想必是事急无奈。我们又喜又急，赶忙拜托雨晴去了解具体情况并准备马上汇款过去。热心的雨晴回告我们：王大姐已经入了敬老院，并不要交任何钱，写信并不是王大姐的意思。这却委实是我们不曾想到的。我们又听说，王大姐收养的养孙女原来并非弃儿，而是附近人家为躲避计划生育再生男孩而交给她抚养的。如今王大姐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家将女儿接回，对王大姐11年的辛勤抚育之恩却无半点回报！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竟还想从我们这里反捞一点好处。人心沦落如此，令我感到深刻的悲哀和愤懑。
今年1月20日我们正在海南，突然接到从靖县打来的长途电话，听到电话里有人一句一句地教王大姐说：“我现在生病，敬老院没有经济能力给我治疗，请你寄点钱来。”因为有上次的经验，且我们身在外地也不便办理，便答复马上托朋友去看她，1月25日回到长沙，我们立刻与雨晴联系，再次请她去了解情况并送去我们过年问候的一点心意。1月27日我们冒着风雪一步一滑找到尚开门营业的银行汇了款，而热心肠的雨晴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仍保持与我们的联系，并与她先生一起又买了东西于正月初三专程顶风踏雪去敬老院给王大姐拜年，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推算起来，王大姐大约就走在1月27日，谁知这次电话竟是与王大姐的生死永诀。
默默无闻的王大姐就是这样默默无言地走了，让我们为她苦难不幸的人生默默垂泪。我遗憾，我愧疚，我自责，倘若我早一些、多汇一些钱过去，也许王大姐的病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她生命的蜡烛不至于在临近年关的那个冰天雪地的寒夜里熄灭。当我看到雨晴写到王大姐是“坐在床上静静离去”的，我想象在全城停电的黑暗中，她拥坐寒被，如何回首自己的一生，她会是如何地期盼着曾经的亲人朋友给予她临终的关怀。然而她终于什么都没有等到，正如雨晴所写：她原来的夫家和后来的人家连她的葬礼都没有参加。她也没有等到我们的问候与汇款。她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孤独地消逝在寒夜。
又一个曾经关心爱护我们知青的好乡亲走了，又一个我们牵肠挂肚的苦命人离开了人世。我忽然想起了
王大姐，今年清明节，我们会为你燃起纸钱、点一柱心香，遥祝你在天国安宁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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