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回到长沙后，在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在原来街坊邻舍的帮助下，用土砖油毡搭了个临时住处，暂时解决了栖身之所。但时常半夜的敲门查户口，却让我们留下了惶惶如丧家犬般的余悸。
而最让人伤脑筋的就是当时一切物质都要凭票证，而作为倒流城市的黑户，这些“优待券”与我们无缘。当然,还有一个最紧迫的任务---赚钱。金钱不可万能，无钱是万万不能！
回长沙的第二天，我便挑着从乡下带回的箩筐，出门捡破烂。从早到黑，所得收益二毛五分钱，中午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这种收益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我急得心里像钻进了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看我着急，小时的玩伴给我介绍一个赚钱的门路---卖冰棒。他说：从城里贩了冰棒去郊县卖，进价2分5的冰棒到郊县后可卖五分，并借给我一个他曾用过的冰棒箱。第二天按照他的指引，我从冰厂贩了两佰支冰棒搭火车，去了一个叫捞刀河的地方。(捞刀河，因汉关羽率兵攻打长沙路过此处，不慎将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宝刀所镶青龙入水而活，部将周仓逆水追了七里路，才将宝刀捞起而得名。)
一下火车，我便背着冰棒箱，沿村串卖。头上太阳当顶，身上汗流浃背，心里却与白居易写的《卖炭翁》中的那个老头有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他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而我尽管浑身挥汗如雨，心里想地却是：热、热、热、崭劲热，热得每个人都像狗一样的吐着舌头出气，然后追着我的冰棒买。
当然，这只是我心里不切实际的一种愿望。而实事是当我销完所有冰棒，并按照原来设定的计划，搭当天最后一趟经过这里的火车回长沙时，在距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时，便看见这趟列车风驰电掣般开了过来。火车在这个小站会停车三分钟上下客，于是我便拼尽全身力气像百米冲刺般狂奔起来。
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没有围墙的车站月台时，列车已经缓缓启动。搭不上这趟车，回不了长沙意味着这一夜不但吃不上饭，睡在这荒凉的小站还会让蚊子咬过小死，而更加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明天还将影响一天的生意和收益。在这一刻,当一回《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在我的大脑中占据了上风。我没有任何的犹豫，紧跑几步一跃，双手抓住了车厢两旁的把手。
列车在逐渐加速，风声在耳旁呼呼作响。车过浏阳河铁桥（捞刀河浏阳河并列相隔不远），桥下数丈是奔腾的河水，身边飞速晃过的是巨大的钢梁铁架和轰隆震耳的回声。尽管弯着搭在门梯上的双脚在微微发抖，但求生的欲望让我两手死死地抓牢车门把手。（这时如果手一松,掉下去，那肯定得粉身碎骨。）
过了大桥，列车进入一条弯道，有乘客从窗中看到了“外挂”在车外的我，引起车内一片惊呼。被惊呼声招来的列车员和乘警，打开车门、掀起门下的踏板，将我揪进了车厢，气急败坏的训斥着我，我对自己的冒险，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奖金感到愧疚，于是平静地接受着他们的训斥。不一会，一张补票的单据还没填好，列车进入了长沙车站。
下车后，混在一帮同吃这碗饭的兄弟姐妹中，从他（她）们的言谈中，我获得的“业务”知识，快速增长。
因为近处做同行生意的人多，几天后，我便越跑越远，所销的冰棒也由二百支向三百、四百、五百、六百支递进。当然越跑得远，车票钱越高。怎样与查票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就成了我的必修“课”。另外一项附带“作业”，就是在做生意的同时，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拜托他们为我购买义（异）价粮食和食油。
到了天凉之后，刚开始两年，找到基建工地帮人挑砖上架。有一年找了很多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主要是收入不高），一天中午路过一家居委会办的米粉店，看到米粉店的生意特别好。出于好奇，也顺便解决中餐问题，我走进了这家米粉店。盈门的顾客，一下触发了我大脑中的某一根神经。联想起在我住的那一大片地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卖这类东西的店面。我想，假如也像这里一样自己做点这样的小生意，不求像这里生意这样好，只要有这里二十分之一的业务，养家糊口就没有问题了。于是我认真地将店堂里的布置、摆设记在了心里，又趁到窗口取粉的机会，磨蹭着仔细地观察了厨房里的设施及下粉时所有的配料。一份粗略的蓝图便在我的心里形成，回去与家里人一商量，大家也觉得行。不几日一个小米粉摊，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出摊的这天起了个大早，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天还没亮。下米粉锅里的水早已开得翻滚，却不见一个顾客上门，自己的心里面就不免打起鼓来，权衡着是否投资失误。
天渐渐亮了，街上陆续有了行人，新开张的米粉摊前，也不断有顾客光顾，这让我的心里平静了一些。我用真诚的笑脸，迎接着每一位光顾的顾客；利用一切的空隙，将所有的“行头”抹的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当我将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米粉端到顾客面前，顾客看着蒸腾的热气中透着鲜香，碗内的油汤中漂浮着绿色的葱花和切碎的干红辣椒，再加上白嫩的米粉上盖着切得工整的肉码，脸上所露出满意的笑容时，我心里压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到了上班的高峰时侯，我的米粉摊前排起了长队。见此情景，全家人全体出动，都来为我帮忙。在我的米粉摊前，顾客们或坐、或站、或蹲围了一大圈。不到九点钟，我原来预计所准备销售一天的米粉，便全部卖完。还有不少没吃到米粉的顾客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准备一点？
第二天我将所有的东西备得足足的。从早晨六点一直供应到半夜，没想到半夜时分的生意一点不比白天差。附近几个单位翻三班---上班的人吃碗米粉再去接班；下班的人饿了吃碗米粉再回去睡觉。
当做满一个月后，我们不但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还结余了二、三百斤粮票。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四处求人买义价粮了，拿着粮票直接去粮店买米就行。这在当年于我们而言，却是一种难得的奢望。
当然，做生意人是很辛苦的，半夜收摊后，我还要骑着单车去面粉加工厂，驮第二天卖的米粉。因睡眠不足，经常边骑车边打瞌睡，有次竟然睡着了（可能就是一、二秒钟），车头猛然一摆，将我惊出一身冷汗。好在都是半夜三更，路上无一行人、车辆。
就是这样做了几个月之后，一天，迎来了一个天大的惊喜：父母和两个弟弟的户口解决了，而代表全家跑遍了省、市几十家有关单位进行申诉和要求落实政策的我，却因不属于老弱病残而留在农村。虽然心里有点酸楚，但毕竟解决了家里大部份人的户口问题是件大喜事，圆了我们梦寐以求多年的愿望。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我们的小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街道办事处将我作为个体户的典型，要我上台将做生意的经验在辖区推广。当了一、二十年的“狗崽子”，深知对资本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利害。我便推脱说：“我户口都没有怎么能当代表？”
领导说：“户口迟早都会要解决的，以后有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会帮你说话。你现在先配合我们的工作，怎样？”
一下就掐住了我的软肋，当坊土地，怎敢得罪？于是，我便装模作样地在台上作起了报告。不久，又推荐我出席共青团长沙市委举办的优秀青年代表国庆座谈会，我亦俯首帖耳，欣然前往。
当云南知青在绝食卧轨的时侯，我仍然在我的小摊前忙忙碌碌。但他们斗争的结果---知青大返城，我却伴福沾光了。拿到准迁证的那一天，我像范进中举般的高兴，逢认识的人便告之：“我户口解决了！”
接下来的父亲“摘帽”，便有几分凄美：打开父亲的档案袋翻遍，里边死活翻不出一张由公、检、法、司任一部门认定父亲为历史反革命的法律文书。简单点说，父亲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罪名，不过是单位的某些领导凭个人的“常识”，口头给“照顾”的。
这二十来年，游街、批斗、戴高帽、遣送农村；殃及家属子女吃苦遭罪书都不能读，却不过是历史开了个玩笑，冤！
冤是冤得很，但这时的我们，却没有心思再去纠缠过去的事情。平反后，单位同意给父亲补发工资。但是单位效益不好，所应补的工资只能打几折，而且分若干年补发。这些都没问题，真正让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的是，尽管社会对我们的歧视、流毒，一下难以肃清，但是毕竟政治上赋予了我们做人的权利，让我们得到了新生。
为了避免再捞顶“新生的资产阶级”帽子戴，八二年我踏进了当时一家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营单位。
可是随着经济大潮的起落，我的单位也经历了兴衰浮沉，从八十年代未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好在我们这些人吃得大苦，耐得大劳，单位无事做，自己便到外面到处“小打小闹”。通过孜孜不倦地努力，虽无大的成就，但现在破产失业后，通过别的渠道每个月仍能拿到能买几十担米的钱。生活有了保障，日子过得安定，子女也非常孝顺非常体贴。有如此，夫复何求？
（完）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