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庆祝伟大祖国六十华诞

                           纪念光绪皇帝的度

清末光绪皇帝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许多人根据文献记载，从现代医学分析，认为体弱多病的他是死于肺结核、肝脏、心脏及风湿等慢性疾病，因没有发现突然性暴亡的迹象。但在光绪逝世一百周年到来之际，研究者公布了最新的科学报告，证明光绪确死于砒霜中毒。光绪是被人害死的，那么谁要害死他？一说是慈禧太后，一说是袁世凯。不管是谁，他们都是一个原因，就是光绪支持了“戊戌变法”，而他们反对并扼杀了这场改革，他们怕光绪一旦真正掌权，他们的一切就完了。慈禧其时已气息奄奄，她为什么在临死前还要毒死亲侄儿？是记仇还是怕翻天？不得而知。袁世凯当然既有动机又有可能，其嫌疑很大。只是现在来说，捉拿凶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肯定光绪死于谋杀，他是为中国现代化改革事业而死去的，他应值得我们纪念。

光绪（1871-1908）名爱新觉罗载湉，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慈禧为名正言顺把持朝政，亲自指定醇亲王次子、自己妹妹的亲生儿子、年仅四岁的载湉继承皇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至光绪十六岁，便“归政”于光绪，但慈禧实际仍掌握着大权。光绪只有一后二妃。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亲弟桂祥之女，长得马脸高额，鼓眼暴齿，还瘦弱驼背。光绪很不满意，但是慈禧懿旨定下，无可奈何只能从命。两位妃子是十五岁的瑾妃和十三岁的珍妃，二人是亲姐妹。瑾妃相貌一般，性格脆弱，珍妃相貌端庄，性情开朗机敏。珍妃对光绪同情并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热情，也引发了他想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亲密的时光。但珍妃花费无度，受贿卖官，被慈禧下懿旨降为七等贵人，并打入“冷宫”，不能与光绪见面。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带光绪出走西安，遂将珍妃沉井。尽管说珍妃也支持光绪搞改革，但她的悲剧主要与后宫争斗有关而与“戊戍变法”关系不大。

光绪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1894年战争爆发前，光绪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他一面“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一面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7月4日，光绪针对李鸿章乞求英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节”，发出旨意：“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至异日别生枝节”。并告诫李鸿章，这种“示弱于人”做法，易生后患,“著无庸议”。8月1日，光绪下诏对日宣战，并一连下诏，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的将领严加惩处。海战先后失利，光绪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不胜悲愤”，“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而不肯签字用宝。慈禧密谋策划，威逼其画押。同时几位重臣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他批准条约。光绪顶不住，“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合约用宝”，马关条约正式批准。光绪随后明发朱谕，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臣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谭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逼慈禧支持光绪推行新政（不支持就杀掉她）。袁世凯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可随后就去向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慈禧的亲信、变法的反对者荣禄告密。慈禧从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一说是慈禧此前已得知康有为的“围园杀后”计划），立即返回紫禁城，将光绪传到议政堂，迫其写下退位诏书，然后将他关进中南海赢台，从此断绝与外界一切来往。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等“戊戌七君子”被杀，戊戌变法经历百日后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戊戌变法是对腐朽的中国封建制度一次猛烈的冲击，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资产阶级改良的尝试，并开创了现代政治改革的先河。

说光绪很值得纪念的人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最有希望和可能获得成功的改革。其中一个论据就是，为政者光绪对改革的认识与决心实际上超出了作为现代化改革成功者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和日本天皇明治。光绪因甲午战败而“愤极愧极”，为“不做亡国之君”，遂通过老师翁同和接触到康有为等人，进而逐步认识到学习西方必须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光绪甚至当着慈禧面表示，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推进新政。他下达的一系列“上谕”，从政治到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改革，几乎都突破了“祖制”。他完全赞同改革派第四号人物严复对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说的批判，认同“以西学为要图”，认同“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最让人感佩的是光绪为了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自己权位的精神。他曾说：“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这当然是对传统皇权的一种反叛，更是对西学及中国现代化改革性质的一种觉悟。这些固然都不错，只是在叙说败因时说：“实际上，慈禧发动政变在乎的是最高权力而非反对变法。几年后，慈禧复推新政，许多政策力度超过戊戌维新，但和平改革的历史时机已经错过，清王朝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慈禧真的不反对变法么？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真的最有希望和可能获得成功？戊戌变法究竟因何失败？仅仅是光绪、康、梁等领导者太年轻太激进太没有政治经验太不懂得要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么？当然不是，更主要的败因有三：一是慈禧表面支持改革但谋划的是如何巩固她的权位，改革一旦威胁到她的权位，她便会毫不犹豫地扼杀改革。变法要学习西方，其根本是要君主立宪，要实现议会制民主。但这一点在慈禧面前根本行不通，以致变法基本内容中完全没有提到。政治方面只是提到要“准许官民上书言事”，也没有关于人事任免权的改革。即使这样，当光绪“超越权限”罢免礼部六堂官时，慈禧便祭起了屠刀。慈禧是变法绕不过的鸿沟，有慈禧在变法就不可能成功。二是帝国主义的阻挠。戊戌变法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已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即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彼得一世改革（1700-1721）要早一百多年，自不必说，就是早三十年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1868）也没有形成殖民主义者对它大肆瓜分的态势。唯有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便陷入了列强的欺辱和抢夺之中并逐渐形成高潮。因此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时期都遭到了洋人的阻挠和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却受到洋人的扶持。这即是说变法时机极为不利，同时也是说，不彻底反帝变法就不可能成功，而变法领导者虽内心有反帝意愿，但在实际中却没有反帝行动，反寄希望于洋人支持，故变法不可能不败。三是脱离人民群众。尽管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梁启超语）。理由是中国数千年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经济上说是要“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实际步骤却忙乱无序，群众感觉不到什么实在利益，反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还侵犯了部分群众利益，引起误会和不满。资本主义在中国还不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够壮大，仅仅依靠一小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变法注定只有失败。

失败还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这三点。这三点不以变法者主观愿望为转移，换一伙更成熟的领导者，变法照样会失败。这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没有和平改革的可能，辛亥革命必定要发生。所以说是戊戌变法不能成功才有了辛亥革命，而不是辛亥革命的爆发结束了和平改革的进程。

到了二十一世纪有位历史教授说：“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按他的意思就是宪政民主，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这已经不只是在纪念光绪皇帝了，这已经是在要重新举起光绪的旗帜了。

且不说宣统是个亡国之君、复辟之君、伪满之君，根本谈不上什么“未竟事业”，也且不说光绪只是个“儿皇帝”，毕竟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因此说他为救国愿意放弃权力，这话要打一定折扣。我们只想说说，我们当今的改革是不是仍继续在做光绪和宣统的未竟事业呢？一句话回答：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民主革命时代，走过了新民主主义时代并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戊戌变法失败之因前已分析，1908年清廷所颁《钦定宪法大纲》则是宣统之父、摄政王载沣为首制定的，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与之毫无关系。《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翻版，遵循“主权在君”原则，确定君主为最高权力。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王朝已腐败得只剩一个空壳，《钦定宪法大纲》根本无法实现。即使孙中山过几年再发动辛亥革命，即使慈禧死了，袁世凯之流也会出来称帝，同时帝国主义也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瓜分抢夺而来帮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退一万步，难道我们今天还要实行什么“主权在君”的《宪法大纲》吗？

戊戌变法没能实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也没能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分立”，袁世凯的短命称帝及北洋军阀的纷争，孙中山的早逝及蒋介石获取最高权力，使近现代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坚持以实现西式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自由民主派（即自由派）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一直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其代表人物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等人，不论在思想启蒙、宣传舆论还是在政治组织和实际斗争中都作了顽强地努力。可历史没有选择他们而是选择了共产党。这是为什么？严复曾针对早期自由派指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或许这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严复先生没想到，这恰恰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使然。辛亥革命以后，在政治上，自由民主派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独裁统治。蒋介石代表了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资产阶级作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派不能胜出。这当然对，但不全面，因为当时中国工人阶级也不强大，而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却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胜利。所以还得从自由民主派自身中寻找原因。自由派的核心价值是强调个人自由，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如胡适就一再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派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隔离，也就得不到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并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关心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既扣住了时代的主题，又抓住了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因而一呼百应，最终取得胜利。

不只是说西方或美国的总统、议员绝大多数是大富翁，就说一个贫民候选人要想竞选，也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这些只有大财团才能提供，因此他当选以后必然要维护大财团的利益，这就是权钱政治。权钱政治扭曲了政界与商界、权力与经济、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多党制竞选标榜以政策为中心，结果却堕落为以金钱为中心；标榜代表人民的意志，结果却代表了资本的意志；标榜有益国家长远发展，结果却充斥着作秀、买票、黑金等丑恶，并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不稳定。这些东西对“后发国家”危害特别大。至于在国际关系中，西方或美国就更没有什么民主可言，所有的游戏规则都由他们制定，即使是打着民主的旗号，那也只是用双重标准行殖民和霸权之实，随时维护他们帝国自身的利益才是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

1946年，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无党派人士梁漱溟二赴延安，他向毛泽东及十几位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发表了他的政见。他说他从年轻时起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却产生了疑问。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因此，中国现在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能办到。他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

不知当时的领导层是否受到梁漱溟的影响，但建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已打破了西方经济和制度的模式，人类对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越发凸显已是不争之实。当然，我们还不够强大，还没有到中等发达，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在改革中仍然会遇到困难、问题、挑战，但我们也一定会在改革中继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迎接挑战。整个国家和民族正呈现出几千年来少有的万众一心、奋发图强、豪气冲天、突飞猛进的大好局面。温家宝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对这一切我们有着自己的解读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并将逐步完善的实现形式。我们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重本国国情，就如当年幼稚的左派革命者坚持教条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造成重大损失一样，我们绝不应该再照搬西方那一套而付出国家动乱、倒退甚至分裂的代价。苏共的垮台给我们留下许多经验教训，苏联选择资本主义带来的国家迅速分裂、解体和经济长期停滞、衰退的恶果更是令人刻骨铭心。

在光绪逝世一百周年时人们提出要纪念他不无道理，但必须有个度。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向现代化进军的变革尝试，但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却是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这三次。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面临两大历史主题: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救亡图存;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即振兴发展。凡紧紧围绕这两个历史主题做的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就会受到人民拥护,凡偏离这两个历史主题做的就是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就得不到人民拥护,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完成第一个历史主题过程中的表现和结局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正努力争取完成第二个历史主题,尽管目前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尽管一些思想理论披着绚丽的外衣被吹得天花乱坠，但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面前，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胡锦涛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发展道路。我们国家再这么发展三四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就一定能以更有说服力、更独特的辉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迎来中华民族最为灿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