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青之歌》作者任毅于 我是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三毕业生, 为什么写“知青之歌”? 1966年,当我刚刚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忙于六月份的高考,可是5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大家都茫然和不知所措,内心的青春热血和外来的政治刺激疯狂地涌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 我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这灵魂的屠场,我们自觉地自我阉割,并努力地去阉割别人。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抛弃,这就是我们老三届最大的悲哀所在。 我们生活在理想主义时代,当上山下乡来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已的命运,等待我们的是艰辛苦难和破灭。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都于事无补。那面猎猎飘扬的上山下乡的大旗下,写着无知无奈。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两句话都是他老人家讲的,不敢讲哪句话正确,哪句话不正确,也不敢讲这两句话是否前后矛盾。然而,就是这两句话时时刻刻困扰着我天真的灵魂,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选择人生,我苦闷过、彷徨过、思考过,而我的抗争和觉醒只是一瞬间的事,是许许多多量变发生了质变的原委。 因此在那时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那个时代,我不写这首歌,也有其他知识青年去写,只是这历史的必然落在我的肩上,让我在这灵魂的屠场里重铸灵魂。 这支歌在短短的半年中,竟然传遍了中国大地,成为建国以来末经报刊发表,电台广播传播最广的一支歌,连当时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在近年发行的CCTV“百年中国”中,有了详细的注解。 事发上海 被判死刑 1970年春节期间,上海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又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委又立即向中央汇报。姚文元专门做了“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的小组在抓这项斗争。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落差呢?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 许世友刀下留人 后来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当时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将军救了我。 在2002年,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给了详细的说法:“黑脸也罢,红脸也罢,草菅人命的事,他绝对不会干的。曾经有个南京下乡学生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度流传全国,到处传唱,惊动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硬说是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定性为反动歌曲,下令追查,南京市公检法很快抓到了作者,竟然判处死刑! 当案件报省革委会领导审批,许司令看了非常仔细,看后讲: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有什么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救人一命。这位知青后来被改判十年徒刑,文革后被平反释放。” (当时上报21个政治犯、刑事犯死刑,审批了20人,许司令刀下留下任毅!) 1987年,在许世友将军逝世两周年时,我专程到了河南新县,拜谒了将军之墓,给他点上中华烟,洒上五粮液酒,深深地鞠了三躬。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我度过了九年,九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在这里消耗贻尽,但是我坚信一点:我可以坐一时的牢,但决不可能坐一辈子的牢。当真太没有公理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如今走过那一段历史和人生的老三届们已经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下岗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很自然地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艰辛的,美好的,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讲都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碑永存!
我对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后悔。人活在这世界上,应该留下一点东西,从这点上让我留下了,留在“百年中国”里,留在《南京五十年大事》里,留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里。 羽泉在南京举办了音乐会,那首《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全场轰动,万人起立鼓掌。 活着比什么都好,如不是许世友将军刀下留人,我怎能站在这里? 克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乐,老三届的人渐近老态,心态也渐近平和,这是历史、生理的使然。什么人说过,我不记得,但我相信:忘记自己的年龄就是最好的青春。 谢谢大家! 2008年 |
http://www.56.com/n_v140_/c27_/2_/17_/yzj_river_/zhajm_119228365623_/304000_/0_/20623865.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