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看杂技
每一份牵挂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有段时间，我们坪土知青组承担了生产队的石灰运输任务。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出工唯一要干的活就是去东门帮生产队挑石灰。石灰窑在东门镇往下走大约五、六里路的地方，来回都要从镇前的街口上经过。平时我们是难得去一趟东门的，其原因一来是嫌路太远（往返足有三十里），二来是因为囊中羞涩的原故。因为那时的我们在经济上还不能做到完全自立。当时生产队没有什么像样的副业收入，所以工值很低 。加之知青挣的工分偏少，多数人年头干到年尾都难得见到一分钱，部分人甚至要从家里带钱来买口粮，否则就得倒欠队上的现金。因此一些知青的经济状况是：“吃饭基本倒欠，吃菜基本靠盐（盐菜汤、生辣椒拌盐），吃肉基本无缘，身上基本冇（念mao)钱”。而远在长沙的父母则往往因为孩子多、负担重，生活本来就较拮据，少有甚至完全没有能力接济下乡的孩子，因而知青们普遍都缺钱用。一旦上了街，面对街上饮食店里香味馋人的诱惑，就毫无招架之力。现在想起来也确实可怜，所谓诱惑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碗普通的面条（浏阳话叫tai面）外加两个油饼而已。这在当时的物价仅值两毛来钱，而我们竟然连两毛钱都拿不出手（汗！）。所以没有充足的理由是轻易不上街的，连离得很近的白沙镇也不常去。即便是挑石灰从东门镇前经过，也只不过是在街头的转弯处放下扁担歇歇肩，尽量不到街里去转，以免触动和伤害那异常敏感的嗅觉和极其脆弱的自尊。
有一天挑石灰经过镇前的街口处，照例放下扁担休息时，突然发现街头那块作为安民告示而设的黑板上，赫然写着浏阳县某杂技团来东门演出的消息。这个消息出现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山区小镇里，无异于往平静的水潭里扔下了一块石头，顿时波浪起伏水花四溅。人们的精神马上被振奋起来，要知道当时正值文革巅峰时期，所谓八亿神州的全部文化生活仅有八个样板戏，因而有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说法。那时的文艺界已完全瘫痪，演员们先是造反闹革命，继而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无一幸免。大城市都看不到杂技，又何况这偏僻的山沟呢？。看到这条消息后，马上就有人提议：晚上再来一趟东门——专程来看杂技。这个提议绝对没有异议，山沟里连业余水平的演出都看不到，更不要奢望什么专业团体的表演了。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也许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虽然往返三十里路有点远，要是值得一走也就不为难，为难的是买票的钱。好在组里还有一点公积金可以解决（毛把钱的票价其实不贵，若是现在掉在地下有些人都懒得弯腰捡。而在当时，一毛钱足以使男子汉英雄气短，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达成共识就马上行动，大家心急火燎往回赶。由于心情迫切，不但回程的脚步加快了，连路上歇肩的次数也明显减少，甚至在路过“枫树下（念ha)”时（在白沙至东门之间所谓“上七下八”的地段有一颗大枫树，其树冠硕大而稠密，正好遮阳避雨。赶路的人每当走到这里都要放下担子，喝水抽烟撒尿歇息好一阵子）仅仅放下扁担喝口水便继续赶路，大家感觉肩上的担子似乎比平日轻了不少，连回家的路都仿佛近了许多!。
当晚大家早早地吃过了饭,收拾停当就急忙往东门赶，只希望早点赶到能坐个好位子。要不是来看杂技，真还不知道东门镇有个小小的剧场，其实就和一般单位的会议室差不多大小。前面有一个小面积的舞台，垂着深红色的幕布，地面是未经铺垫的泥土地，而观众席摆放的则是那种没有靠背的木板凳，虽然简陋但几乎已经座无虚席，显然大家都不愿错过这场好戏。只见场内到处人头攒动，闹声鼎沸，仿佛进了农贸集市。我们找好座位，耐心等候开场。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阵急促而震撼人心的乐曲声从舞台的左侧响了起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曲目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场内的喧闹声便戛然而止，幕布也随着乐曲声徐徐拉开，只见一位年近四十、穿着青色镶边演出服的汉子走到台前用接近长沙腔的浏阳西乡口音宣布演出开始。当然前面也不免有一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程序，随后乐曲再次从舞台左侧奏响。此时，我们才看清楚，所谓乐队其实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用小号作为管乐主奏，而另一人用二胡作为弦乐伴奏。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是最罕见的中西合璧、管弦齐全的乐队了。而演员一共才五人，两个大人三个小孩，据说是个家庭班子。演员加乐队才七八人。所谓杂技团，其实就是四处走穴卖艺的民间艺人组合。那位中年男子很可能就是这个杂技班子的班主或者这个家庭组合的男主人（且称他班主好了）。整台演出就在他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一开场就使人眼花缭乱的《杂耍》节目，就是由班主表演的，其他人的表演接着交替进行。那位貌似女主人的中年女子在台上充分展示了她的拿手绝活——《蹬技》。只见她头部朝下躺在鞍座上，双脚高抬蹬着各种道具，小到坛坛罐罐大到桌椅板凳都在她的脚上上下翻滚、左右腾挪。甚至把一个小女孩蹬得飞转，直引得台下一片惊叫，生怕他一失足将小孩蹬飞了！。尤其是看到她的脚居然可以象手一样灵活自余地撑开和收拢雨伞时，观众们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大孩子是个女孩，大概十六七岁。她的绝活是《晃板踢碗》，只见她一只脚站在一块不停晃动的木板上，另一只悬空的脚上放着一个碗，要在晃动不歇的情况下将碗踢到头上顶着的另一个腕里，不偏不斜稳稳当当，难度极大而平衡能力又极其惊人!。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十一二岁。他的拿手戏是《倒立退砖》。只见他在高台上身体倒立于两行垒起的木砖上，然后一手倒立一手将木砖一只只减掉，当减到只剩几口砖时故意将砖碰倒，随着台下一声尖叫他稳稳地落下，虽然有惊无险却博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叫好。最小的孩子是个仅有四五岁的小丫头，尽管满脸稚气却老练地表演着超过她年龄极限的柔术，她的肢体柔软得不可思议加之她一付非常天真可爱的神态引来台下一阵阵充满怜爱的掌声。这期间班主还表演了难度极大的《顶技》，男孩子还表演了《钻圈》等节目之后演出进入中场休息。
接下来就是观众十分喜爱的“耍把戏”——魔术表演，这是班主的主打节目。大都是一些小型的手彩魔术如《空袋变蛋》、《空杯来酒》、《扑克技法》、《彩巾技法》、《香烟技法》等等，这些节目都体现了表演者精湛的技艺，使平日难得看到魔术表演的观众们大饱眼福。唯一较大型的魔术是请一位观众上台，协助将那位大女孩的手脚捆起来装进一个大布袋中，把袋口扎紧。然后将装人的布袋放进一口大木箱里锁好，外面再罩上一个布罩，表演者站在布罩里，头伸在外口喊“一、二、三”。话音一落，那个女孩就变出来了，而表演者却被捆住手脚装进布袋并锁进了木箱——也就是角色互换。
开始我以为这个变人的魔术节目是压轴戏，没想到魔术节目之后竟然玩起了武术。 杂技节目表演武术，这在正规的杂技团可能少见，但民间艺人的表演则不受任何局限。好在浏阳东乡一带民间非常崇尚武功，平时只要听说某某人会几手功夫（ 浏阳话谓之“有打”），立马就肃然起敬。我们在乡下也亲眼见过所谓扁担功、板凳功，也听说过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点打，但舞台上表演武术确是头次见到。想不到那位班主竟然是个武术好手 ， 无论刀枪剑棍还是拳脚功夫，样样都很精到。看得出来是个真正 的 “练家子”，而且都是一些民间流传的套路，有别于后来我们在电视上常见的那些花拳绣腿。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在一阵娴熟的拳脚功夫之后忽然蹿到舞台正中的屋梁上来了个“倒挂金钩”！。——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是如何蹿到屋梁上去的！。只见他双脚勾在梁上，身体倒悬，首先来了个鲤鱼打挺，然后双手击掌抱拳对着台下拱手作揖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这次有幸来到贵乡演出，承蒙各位贫下中农光临厚爱不胜感激之类，并且开头照例又念了一段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讲完后再一次朝台下抱拳施礼并宣布演出到此结束。这种倒挂在屋梁上的结尾方式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话音一落，顿时剧场里就响彻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们便是在这种极其热烈的气氛中陆陆续续地走出了剧场。
随着离开剧场的观众迅速地向街头巷尾扩散，同时也把剧场里的热烈气氛带到了剧场外面的每一个角落。山区小镇的宁静立时被打破了，几个未打烊的店铺生意马上火爆起来。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我们也随着人流走进了一家饮食店，并且每人都破例吃了一碗面条 —— 由精神享受到物质享受都体验了一番。（钱是怎麽解决的已经记不起来，不过这碗面条竟然是我们下放浏阳大围山五个年头里唯一的一次在镇上饮食店里宵夜，呵呵！）真是不虚此行，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爽！。以至于当晚从返程的路上直到回家洗脚上床，躺在床上聊到很晚都毫无睡意，大脑始终都处于兴奋状态。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书看（唯一看到的书竟是一套不完整的《廖氏族谱》）。虽然组里订了一份报纸却是初一不来就等十五来，而且还经常丢失。就是这样一份残缺不全并且早已失去新闻价值的报纸，每次一到就被我们争相抢阅，用贪婪的目光从字里行间搜索山外的信息、获取知识和营养。直到有一天，送报纸的乡邮员将我们那点可怜的订报费以及他人的汇款侵吞后消失了, 也就是说唯一的外部信息和精神文化源泉完全断流枯竭。从此以后我们每天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天一黑就早早的洗脚上床以外（避免点灯耗油）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偶尔我们也会来点“穷快活”，男寝室的几个弟兄会在黑灯瞎火的夜晚躺在床上齐声高唱“和尚、和尚好凄凉”。那是一种类似于《思凡》的民间小调，很好听的哦）。我们就是在这种枯燥的生活环境和饥渴的精神状态下看了一场尽管水平不是很高，但却不失精彩的杂技表演，岂不是有“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这种感觉印象之深，有如刀刻斧錾。以至于四十多年后还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从第二天开始，接连下了四五天大雨。等到大雨初霁，我们再次去东门挑石灰时，想不到在镇外的小路上与正在转场的杂技班不期而遇。原来他们已经结束了在东门的演出，准备转移他乡。也许是因为置不起车辆，也顾不起劳力，所有服装道具、演出行头全靠自己动手搬运。远远地就看见那位班主挑着两口大木箱，沿着镇外湿滑的小路，踉踉跄跄迎面而来。只见他上身穿一件青色的对襟布褂 ， 腰系一条白色汗巾，下穿青布裤子，裤脚挽得很高，脚下穿着草鞋，与当地农民的装束没有两样。只是头上非常醒目的扎着一条白底兰花手帕，如乡下常见的头痛脑热病人一样。莫非是这几天下雨，山村气温骤降感染了风寒？。的确，他的脸色比较惨白，明显比那晚演出时显得憔悴而消瘦。而从他挑担时佝偻着的身躯和压得吱吱作响的扁担也可以看出木箱的分量的确不轻，另两位乐队的男子也各挑一担木箱紧随其后。那些无法装箱的行头就由女主人和孩子们背的背、扛的扛，在雨后满是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只有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空着双手步履蹒跚地跟在大人们身后。也许是发现了我们这些外乡人注视的目光，小女孩便不时地回头，好奇的打量着我们。我们也停下脚步，目送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随着他们的背影在眼前逐渐地模糊，我忽然觉得有种莫名的伤感涌上了心头。这种伤感好像每次遇到来队上干活的外来手艺人时都出现过（这些离乡背井的过客往往与知青们很容易一见如故），但总不如这次感受的强烈，因为刚才与那位班主在小路上擦肩而过时 ，我分明听到了他轻声的叹息 ， 更瞥见他疲惫而显病态的脸上流露出无助的神态。他的叹息是因为病痛的折磨、命运的多舛还是生活的不堪重负？，也许都是吧。你看他肩上沉重的担子莫不是生活艰难的印证，脚下崎岖的山路莫不是命运坎坷的写照？。那种无奈和沮丧，使同样遇到生存压力和前途无望的我们有了感同身受 ， 进而同命相怜。只不过那时我们还很年轻，生活的压力远比他们要小，对人生的感悟还很肤浅，甚至还很青涩。当时尽管感觉前途一片茫然，但心里总归揣着希望，自信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后，虽不指望大任天降（我等平庸之辈，一无当官的命，二无发财的福），但总会有时来运转，改变命运的时日。正是有了这种信念的支撑，我们在下放的那些日子以至于后来辗转回城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始终都能够做到坦然面对。而这种信念，说白了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丧失生活信心。我想那个杂技班常年在环境艰苦的山村里穿行卖艺，付出甚多收获甚少 （ 山区观众少，票价又低），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放弃，其实是有某种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哪怕当你某天猛然回首，发现自己被命运忽悠了，感觉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一世人都在原地踏步绕圈圈，含辛茹苦几十年，到头来你什么也没有、你什么也不是（成功的事业、炫人的财富、幸福的家庭乃至健康的身体都与你无缘，只有病痛和无奈如影随形）。以至于年过花甲身心交瘁而肩上的担子至今还无法卸载。这个时候你并没有因为周围的富贵和显赫而失去自我，更没有因为命运的作弄而精神崩溃到“汆河吊颈背石头打天”，依然可以做到乐观淡定，顶多以“命里只有八合米”自嘲。和别人无法比就和自己的过去比，有变化就会有感觉，感觉好才是真的好！。这种心态不是犯贱，更不是矫情，而是得益于人生中有过下放农村的那段经历。虽然你把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年华奉献给了浏阳大围山的那片青山绿水，但同时你的意志和品质也经受过那片山水的润泽和历练。受过苦的才不怕苦，有所失的便有所得。你才能在面对人生际遇的强烈反差时较容易平衡心态，较容易看得开，也更具有承受力。或许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比较难以理解，缺失这种信念的人比较难以做到的。
上了年纪后总喜欢回忆往事。一些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从脑海中浮现，其中就有在东门看杂技的那段经历。其实回城以后的几十年间，有幸看过多次杂技，而且不乏省级甚至国家级专业杂技团的表演，这些表演无论是技巧、道具、服装、舞美乃至乐队的水平，比起在东门看到的那个杂技班，不知高了多少档次，却不理解为什么留下的印象反倒不如乡下的杂技班深刻，甚至淡薄得要想起来都不容易。也许四十多年前看的那场杂技，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心态下观看的，所以留下的的印象才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和久远，也就难怪总是在记忆中反复出现、挥之不去了。而每当这个时候，内心不免会增添一份对杂技班的牵挂。这么多年过去了，好想知道他们现在的生存状况怎样了，当年那位青装素裹、身手不凡的班主身体是否还健旺？，那位天真稚嫩、笑靥如花的小女孩如今也许做娭毑了吧！。也不知他们的后辈是在继承祖业或是已经改行另谋发展，更想知道的是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如今早已不是把一碗普通的面条当作奢侈品的年代了，我相信他们的命运和生存状况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一定有了彻底的改变。我真的希望他们过得很好，因为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技艺给我们带来过快乐和享受，他们真是一些好人。都说好人终有好报，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么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相信一定会有灵验的。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