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看到斜阳转来的有关文革历史的帖子，看后感触颇深，那十年是我们这一代绝不可能忘却的，但是下一代，下下一代呢？犟牛的帖子也可看出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好些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了，这就牵涉到由谁来书写并保留历史的问题。只是这个题目太大，我们不好在此妄推。前几天浏览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现转贴于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
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
郭于华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了郭于华老师为我们作演讲。郭于华老师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老师的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研究，多年来一直关注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的关系、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记住了太多的不该记住的假象，太多的黑白颠倒，太多的谎言和编造，而忘却了应该记住的真实、经验教训和恢复历史真实面貌的勇气和责任，这是我们直到今天对未来仍然感到迷茫困顿和失落的根本原因。现在请郭老师为我们作《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的演讲。
郭于华：谢谢大家利用周末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和探讨。今天与大家交流探讨的目的是珍视历史，拒绝遗忘，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文明史的古国，有过辉煌的历史，同时我们又是最健忘的民族。比如，对60年前的历史、甚至对50年前“反右”运动的历史，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很多亲历者记忆变得模糊甚至扭曲，由此也产生了有很多的争论。对40年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反思，也被遗忘了很多，更近的20年前的历史我们也在遗忘。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健忘的民族，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共识。
我们国人最骄傲于自己民族久远的历史，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我们都有健忘症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会明白，健忘的原因是有人要我们健忘，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下面是几个被遗忘和被丢弃的具体事例。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从此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大家或许看过《集结号》这部电影，《集结号》的原型是山西的一位退休检查官王艾甫，他在旧货市场地摊上发现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战士登记册，其中有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这位老先生散尽家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十几年间他千辛万苦为84份名单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在寻找过程中，因为要与有关（民政）部门联系，却常常被推之门外，被指责说：“你尽给我们找麻烦，这些材料早就过时了”，“滚出去”，有的甚至还要对他动手。
还有，湖北老警察余法海，他在他的老家发现一块墓地，墓地中全是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他不能忍受“英烈长眠地下，50年不为人知”的状况，他为墓地中埋葬的烈士寻找家人，经历了很多艰辛。
我们在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心里会产生很多疑问，比如说，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我们进一步的来提问，一个连自己的英烈都不能善待的国家会有美好的前景吗？遗忘――无意识的遗忘甚至有意识的遗忘，这样的民族会有光明的未来吗？这些英烈他们只是工具吗？一个把人当作工具用完就丢弃的制度能够持久吗？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前人的历史，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功过、是非，是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这是一简单的常识（常理）。同时重要的是，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分析和判断。
记忆和历史是对权力的限制，是对统治者约束。大家在学习（了解）历史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统治者（特别是暴君）都惧史，为什么害怕历史？他们害怕留下罪恶的记录，有意识的篡改或消灭那些罪恶的历史证据。“防民之口”的时候，是因为担心在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中遗臭万年。所以历史具有一种力量，通过记忆对权力统治有一种制约。
历史是权力的产物
历史并不是生来就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我们去认识它、挖掘它。法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哈布瓦赫曾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虽然是一部文字作品，但是却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以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所以，奥威尔总结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将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这非常经典地道出了历史与权力的关系。
我们看看身边近期的案例。我在陕北一个普通的村庄中，做了十年农民的口述历史的研究，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就有遗址的问题。遗址与历史是有关的。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西北山村——骥村的“新院”的故事。但是“新院”是它以前的名字，现在是叫“旧居（毛泽东旧居）”，毛主席1947至1948年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在此生活战斗过。其实这一称为“新院”的院落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由毕业于同济大学并曾留学东洋、主攻土木工程的马氏子孙设计修建，历时十年而成。其“主体建筑为十一孔石窑，有出有收，一破呆滞。平面成倒山字形，穿廊挑檐高昂大方，挑石细雕应龙祥云，搭檩飞椽举折，檐随窑转，回折连接，檐面青瓦滴水，窑上砖栏花墙。……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成为窑洞建筑的典范”（引自《马氏家族志》）。
在毛主席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在此居住四个月。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这里发出了“小米加步枪”的动员令，写下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四十篇文章；此外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也在此召开。这所地主庄园因为毛主席“生”（方言：居住）了四个月而成为当地的一处“重要的人文资产”——1971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12月26日恢复原貌，开放展出，命名为“毛主席旧居”。近年又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革命纪念馆”，尤其是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中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普通门票19元，邮资门票20元；此外，修路、栽树包括周围山上的绿化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红色景点实施的。“旧居”所在的村庄也因此而获全国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
“新院”变成“旧居”，不独是房屋功能、属性的改变，更是象征和意义的转变。重要的是村民们也已经完全认同了这种变化，他们非常一致地以“旧居”指称那处地方，如果不是那院落大门上镌刻着“新院”二字，这个名称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虽然村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从这一原本属于村庄的“景点”获取不少好处而这些好处与村民全无关联多有抱怨，但并不影响他们对“毛主席旧居”的认可和景仰。
发生这种功能、属性和象征意义转变的还不止“旧居”，当年马氏家族的祠堂和学校也正在经历这种变化。作为重视教育、尊崇“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马氏在辛亥革命后改私塾为学校，马子衡在寨子上最高的峁顶修建三孔石窑，办起私立小学，命名为“讲堂”。到40年代马氏家族的这所“扶风小学”改为县办公属，不仅马氏子女，其他姓的村民甚至一些长工、佃户等穷苦人家的子女也有了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任扶风小学校务主任的润书受族长委托，在子衡修建的“讲堂”北面又建起了三楹二进的石结构大开厅作为马光裕堂的祠堂，祠堂内设祭祖贡案、神主龛，供奉自先祖嘉乐开始的各门各辈祖先牌位。至此，“讲堂”与祠堂成为不仅是马氏家族的物质与精神财产，也是村庄里最重要的人文景观。
1947至1948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居住时，祠堂曾经作为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址。据说毛主席发布东渡动员令即在此地，因而该地被誉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标志着革命转折点的革命遗址。
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地方无疑是一个遗址。但是，谁是遗址的主人？专属的遗址还是共享的遗址？这种情况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鸠占鹊巢”，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有权利的意识，特别是财产权的意识。我们如果购买了一处房产，或者遭遇了拆迁，我们都会追究产权的问题。遗址也有产权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在骥村的“新院”没有提出来，这个遗址是被占领了，这个占领是有一种逻辑的，谁有权势，谁有历史的讲述权，谁就占领这个地方。历史的被占领和遗址的被占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发生的，这个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统治的逻辑。
我们所看到的是，遗迹的象征和意义被重新生产出来，我们所能想到的是，历史的构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的被占领与遗址的被占领一样地发生，历史按照同样的逻辑被书写、被表述和被接受。我们还会提问，被支配者能够否记忆和讲述自己的历史？就如那些村民村妇，他们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否有自己的历史？
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做跟踪调查，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其实是可以讲述，他们不是没有记忆，只不过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记忆、来讲述、来评说所亲历的那段历史。
但是，遗忘是如何发生的？大家现在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话语，比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往前（或往钱）看”，这是有意识的遗忘；“不争论”——搁置不论，殊不知在搁置的时候很重要的东西就会遗忘，就会扭曲，就会变形；还有我们听到“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尤其在反映知青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代人有血有肉的生命，融贯着他们多么的沉重的情感，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影响，这岂止是如“青春无悔”这四个字这么轻松简单。如果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那也要看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苦难，你要对它进行思考，有思考才能成为财富，如果它被遗忘它又如何成为财富呢？知青这一代人的历史正在消失当中，而且在今天，很多记忆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痛苦、沉重的，现在变得不无美好——这是记忆扭曲；再有一种就是设置历史研究的禁区，不反思、不批判。比如，60年前的土改的历史，有很多的禁区不能研究、不能探讨。这些都是遗忘的机制，它们遵循着权力的逻辑，控制着、左右着我们的记忆以至我们的历史。
普通人的历史权利与历史责任
哈布瓦赫曾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样来面对历史？在历史中有什么样的权力和责任？这些问题我们要加以思考。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要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民间讲述，草根写史？我们的历史有一种存在的状态，就是“唯一”的状态。所谓“唯一”就是官方式。但是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不正确的。历史应该有多种声音，是多声部的历史。普通人都应加入到构建历史的工作中来，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跟共和国宏大的历史是血肉相联的，是情感相继的。这也是我们去做中国农民社会生活口述历史搜集与研究的初衷和动力所在，虽然他们不能书写历史，但是他们可以讲。民间讲述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底层应该也可以发出声音。
大家是否看过《半夜ji不叫》这本书；作者是孟令骞，是高玉宝《半夜鸡叫》中周扒皮原型人物的曾外孙。孟令骞出于对真相的追讨，出于生之为人的尊严，也出于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耻辱，历时五年，千辛万苦地寻访历史真相，终于写出《半夜鸡不叫》一书，交给读者一份历史真相的答案。《半夜鸡不叫》，从根本上解构了高玉宝《半夜鸡叫》故事。周扒皮的真名叫周春富，是大连瓦房店乡苦某村很不起眼的小地主（甚至算不上地主），非常勤俭，对家人节俭到吝嗇程度，但是据村民反映，他对雇工不吝啬。周扒皮的这个绰号是高玉宝起的。孟令骞经过调查证实，周春富不是恶霸地主，虽然他在土改运动中遭到错杀。半夜鸡叫的事实不成立，完全是文字创作，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对此，也有人骂他，说这样做是“翻案”，还有说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名著，名著不能“下蛆”。孟令骞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只关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们昭示，草根的历史也是历史，而且因为一直被权力精英的历史掩盖而尤为宝贵。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反思中的权利与责任。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所以，每个有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应该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区的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自己与民族的生存做见证，也为改变历史的（垄断）存在状态尽一份力量。
转丁东帖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