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您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这是江东大桥。就在我们的论坛里,我可以找出不下十张各色人等、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此桥照片。这座桥1969年建成,是312公路的起点,顺西街往东一直走到头,右拐就是。浮桥拆掉后,这是通往江东、寨牙、文溪、绥宁的唯一通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桥栏杆上的“忠”字。是座石拱桥(不敢再说双曲拱了)。当年我们送公粮、运木材、挑木炭无不经过此桥,走过无数次。桥南路东是江东供销社,路西是江东街。三十年前,我就是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长沙、走向北京的。照片上可是令堂?到江东去搞“三分之一”?
楼上的甘棠坳朋友可能印象不深,寨牙的朋友不可能不熟悉。我回靖县,从会同走,看见太阳坪那道河湾就说:到家了(进入靖县)从绥宁走,看见这座桥就算到家了。
谢谢楚人。看到靖县的一山一水都觉得亲切!
这张相片是我母亲。
我父母是1969年夏从长沙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父亲头上有顶57帽子,长时间在生产队务农,母亲是“革命群众”,被抽出来搞“三分之一”,还在铺口中学代过课。1971年冬,我接到父亲的信。一般情况下是由母亲给我写信,偶尔一个信封内有父母写的信。父亲单独给我写信,让我感到事情有点突然。原来靖县将所有下放干部集中在城里办“学习斑”,说是要清洗一批人,取消下放干部的工资和国家粮,气氛十分紧张。父亲让我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有那么一天,家中的经济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没关系,可以凭劳动力吃饭,他放心不下我的母亲。让我如果还有一口饭,定要记得母亲。
这封信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当时我16岁,刚参加工作,学徒工,每月18元工资。付了房租、水电费,留下一月的饭菜票,所剩无几。
峰回路转,由于林彪事件,京城里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对下放干部的政策由“清洗”变成了“安排工作”。父亲被安排在靖县二中小学部教手工课,母亲则分在县房产公司。他们从铺口迁到了县城居住。
三年学徒出师后,我每月工资40余元,单身一人,没有家庭负担。与同事“打会”,得到一笔“巨款”,买了一台海鸥牌D203型照相机。父亲利用假期,来长沙住了一段时间,回靖县时把我心爱的相机带走了。他在靖县拍了很多黑白相片,这张就是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