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知青*马
在生产队的猪、马、牛、羊、驴中，队长最偏爱的是马。这不仅是因为队里的马几乎都是他从海拉尔买回来的。也不仅仅是因为马是生产队的重要力畜之一。他认为马是有灵性的动物，所有的牲畜都不如马。偏激的时候他还说人也不如马。
记得那是第一次下地干活，任务是用马车往地里运送冰雪块儿。队长赶来一辆马车，车上套的是一匹圆滚滚的高头骏马，棕色的皮毛毫无暇疵，漆黑的鬃毛和尾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车还没靠近，男生们就嗡了上去，摸鬃毛的、拍马屁的、还有直接想往马背上爬的。我们女生胆子小，只敢站在外围观看，偶尔把手伸进去，在马身上摸一下就赶紧收回。队长见我们都喜欢他的马很是得意。队长“爱马如子”远近扬名。
还没等我们稀罕够，队长居然把马从车上卸了下来，我们正纳闷儿，队长拍了拍马肚子说：这是匹怀孕的母马，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了，可不能随便交给你们。车就归你们啦！说完牵了马就往回走，没走几步他又回头笑呵呵地说：这就叫做“一马力等于十五个大活人”！好窝心的话啊，尽管我们知道队长是说着玩儿的。
其实，在生产队的猪、马、牛、羊、驴中，知青最偏爱的也是马。这不仅是因为它们骠悍、雄强、且有一头漂亮的鬃毛。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扬鬃嘶鸣、奋蹄飞奔时，能使我们感到一种力量的宣泄和震撼。我们一直认为，在“胃亏肉”时，马肉包子真好吃。哪怕是匹死马。
。记得有一次，队里的一匹马生病了，兽医来了几拨也无济于事，大概要非杀不可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吃午饭，不知是谁探听到了这个消息，顿时知青点欢呼雀跃起来，锅碗瓢盆敲得当当直响，桌椅板凳拍得震耳欲聋。因为大家马上联想到有马肉包子吃了。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之时，突然，门“当”地一声被踢开，队长一脸怒气地站在了门口，足足几分钟他一句话都没说，然后转背就走了。那天，队长流泪了。那天，我们吃了足够的马肉包子，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胃”一样，很沉、很沉。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匹怀孕的母马顺利地产下一匹小马驹。队里的马厩离知青点不足五十米，“马母”常常带着孩子在知青点门前和我们一起玩耍。
一天傍晚，生产队的钟声突然大作，原来小马驹不见了。队长组织社员、知青分头去找 ，沟里河里、田间旷野、邻队的马厩牛棚，通通找遍也不见踪影。那天，队里的“马倌儿”被骂得狗血淋头。
第二天，当班的炊事员请男生A一起去菜窖取菜，就在知青点门前不远。菜窖深三米，入口如井口，一般由瘦小的女生顺梯下去，将所需的菜放入筐中，由窖外的男生往上提。女生下去脚刚落地，菜窖里就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战友们听到呼叫声，急忙抄家伙前来迎救，大家绳子、钩子、棍子都用上，总算把女生拖了上来。想问问她下面的情况，她上牙打下牙，一个字也说不出。战友们集中大量的手电筒一起向窖底照去，天呐！是小马驹！
小马驹死了，知青点因没盖好菜窖挨骂了。队长在万分心痛及气憤的情况下宣布，以后不准知青碰马。队长是被气蒙了。
其实，小马驹儿死了我们知青也很难过，我们曾看着它出生，和它一起玩耍，尤其是男生。所以，不让他们碰马是不可能的。男生常常以递烟、下棋来“买通”马倌，而获取骑马玩儿的机会。
直到有一天知青小苏被马踢着了。马是通人性的，它们一般只认喂它赶它的主人，对那些顽皮的知青它们是怀有戒心的，只要不高兴了，它们就会抬起后腿猛踢。那天小苏就是被撂蹶子的马踢断两根肋骨。
事故发生后，小舒被护送回家，“马倌儿”被撤职，队长再次颁布处罚令：从此，任何知青不准进马厩、不准骑马、不准赶马车。这个处罚令直到知青全部返城才宣告失效。
在那几年的知青生活中，因为队长爱马，因为知青也爱马，所以队长、知青、马之间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停课*复课*蹭课
1966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全面停课。于是，坐在家里看“字书”。如：《红岩》、《欧阳海之歌》、《老共青团员》等等。记得，看《欧阳海之歌》时，我哭得最多，我曾发誓，等我长大了，当了大官，第一件事就是把薛指导员给崩了。
万幸的是，长大后我没当到大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67年，毛嗲嗲一声令下，要复课闹革命，于是，玩了一年的我又回到了学校。此时，教育制度已改革，不但学制缩短了，改成了“九年一贯制”，教学大纲也丰富了许多，学生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教师队伍也壮大了许多，农民伯伯上了讲台（忆苦思甜），工人阶级当了老师。但学得最多的好象还是毛主席著作，如老三篇、新三篇、诗词、最新最高指示等等。还别说，那时的学生生活真是丰富又多采。在复课的那几年里，我进过车间，下过农田，拉过练、野过营、做过土砖、挖过防空洞、活学活用、反帝反修、接见西哈努克、批判资产阶级。等等、等等。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记得，那时的阶级斗争也很复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很难分清。批判，也成了我们的必修课。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批自己，批自己的私心，批灵魂深处一闪念。因为我从小就看字书，句子造得通顺，很快就混进了学校的红小兵团部。
红小兵团部合影：
记得上中学时，我们还开过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教材的内容主要是“样板戏”选段、“马恩列斯毛”语录、以及反帝、反修的内容，如：‘举起手来！’‘交枪不杀！’‘向后退！’、等等，学了几年，最后只记住了三句：
1、打挖西里（同志）。
2、袜子搁到鞋里（星期天）。
3、老毛子吃劣巴，不拉憋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已记不清了，好象是骂人的话）。
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多姿多彩”的“九年一贯制”就结束了，1974年中学一毕业，我就下到了农村。又是好几年。
“蹭课”，已是1980年的事了。
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掀起了一股“充电”热，那些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大龄青年，决心要夺回自己的青春，该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到了晚上就穿梭于各中小学的教室，忙于充电，他们或补习语文、或补习数学、或补习政治、或补习外语..........我也跟着凑过热闹。因为，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时，我是一名售货员，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售货亭上班，从事着烟酒、水果、小花片、猫屎筒、纸包姜、的买卖活动。售货亭24小时营业，分三班倒。每月工资仅32.元多。于是就选择了比较经济一点的充电方式，听《广播讲座》，学的是日语。至于学了日语干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是饥不择食。我学得很投入，每天工作之余，就捧着教材，象和尚念经似的背“平假名”、“片假名”：
啊、衣、屋、ei、o！
咖、KI、哭、kei、ko！
撒、西、撕、sei、so！
...............
《广播讲座》虽便宜，但进度很慢，于是，就盟发了私闯大学的念头。去蹭课。
说实话，自恢复高考后，我就一直向往着进大学，却无耐底子太差，落了榜。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私闯大学”也算是蓄谋已久。
记得，那是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只身来到湖大，在土木系的大楼里，挨个教室视察，寻找着机会。给我壮胆的是孔乙己，他“偷书不算偷”我想， 我蹭课自然也不算蹭。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没找到上日语课的教室，却无意中在一楼门厅的黑板上，看到了土木系日语课的课程表，连上课的教室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喜出望外，迅速抄下。
当天，我来到单位总店（星沙食品店），打报告要求上全夜班，理由照实说。那时的领导真是通情达理。二话没说就批准了。我心里清楚，说是上夜班，其实，过了半夜12点，我们就关板子睡觉。只要第二天早点起来就行了。亭子里备有闹钟，我们从没被抓过现场，堵过被窝。
没想到在大学“蹭课”竟是这么顺利！教室大得赫人，还是阶梯式的。别说多我一个，就是来一窝也不成问题。我跟着大学生一起上课，一起考试，交卷时，还毫不避讳地在卷子上写上自己的大名。老师阅卷也从来不丢下我！我常常是从这间教室蹭到那间教室。湖大日语组的于老师、王老师、李老师、等等，他们的课我都“蹭”过。
后来我又打听到，大名鼎鼎的周炎辉老师，要为“研究生班”开日语课。由编教材的“主编”直接讲课，这可是机会难得！！开课那天，我又跳槽到了研究生班，开始“蹭”周老师的课。研究生班只有二十多名学生，年纪都比较大，看得出，有不少是“老三届”。他们的待遇要比普通大学生高得多，用的是小教室。前来蹭课的不止我一个，把个小教室，挤得满满登登。为了提高听课效率，我特意大伤洋子，买了个小型录音机，将每堂课都录音下来，回家再反刍。
有一天，我下了夜班，骑单车赶到湖大，却发现教室的前门、后门都被带红袖章的人把得严严实实，还有一些人正往外搬桌椅。开始，以为发生了什么要案，一打听才知，原来是有人向学校告了状，说“蹭课”的人比研究生还多，影响了他们的听课质量。要求学校清出异己分子，连多余的桌椅也要清出，剩下的桌椅编上号，以便留下的人对号入坐。那些带红袖章的都是校保卫科的人。
我一听就急了，不行，得赶快想办法，等多余的桌椅都搬出来就没戏了。我三、两下拨开门口的人就往教室里冲，带红袖章的人一把将我拦住，让我出示学生证，我用力推开那人的手，对着讲台方向，扬了扬下巴说：“找周老师说个事儿”！就直奔讲台走去。
我上了讲台，叫了声周老师，就开始实打实地自我介绍：“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名售货员，刚下晚班，骑车赶过来就是为了听您的课，我们单位也很支持我，批准我上一年的晚班。可门口的人不让我进，我想请周老师帮我”。当时，教室很乱，周老师微微倾下身子，做侧耳势，没有表情，却很认真地听着我说话，然后他向门口望了望，又向教室的最后面望了望，说：“你去跟最后一排的那个女孩子坐吧”！
我真没想到，这么有名气的大教授，居然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善解人意，这样好说话！那一下子我感动得眼圈儿都红了。因为那天我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和我同坐的那个女孩儿，是周老师朋友的孩子。从此以后，整个研究生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非研究生。真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啊！
我一直跟着这个班学，学完第一册就学第二册。这个班的班长姓固，我们叫他“固桑”（桑：同学、先生），他也是老三届，家住在河东，每当周末他就骑单车回家，这时我们便可以同很长一截路。他象一个兄长，又象一位老师，有着一肚子的学问，我们边骑单车边唠嗑，从中向他学习了很多知识。有一次，学校临时改了课表，固桑还特意从河西赶过来将新课表送给我。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班长！
1980年的12月，我的命运真的改变了，我被调到了外贸，从而也结束了我的蹭课生涯。这段蹭课经历，虽说是虎头蛇尾，没有结果，而且将学到的日语也一点点丢光。过程，却令我久久难忘！！
雄鸡报晓版主好！本来是想重新写一篇知青回忆文章作为投稿的，可一直静不下心来，当然水平是主要原因。只好交两篇旧文章了。好唆，烦请雄鸡报晓版主多多指正。谢谢啦！
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