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可鄙的是：当地—个年轻得势的当权者，刚刚退役末婚，见莲莲年轻貌美，自视是权贵又是帅哥的他对莲莲百般诱逼，甚至捏造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加刑十年的谎言，劝莲莲离婚改嫁于他，莲莲坚贞不屈地说：“我生是恒的人、死是恒的鬼，恒就是加刑—百年，我也终身等他，我相信他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在那暗无天日的文革浩劫中, 莲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扫干净，带着两个孩搬了进去。

    为了谋生，她从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凭一把菜刀两只手，起早摸黑，强迫自已每天劈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以供养孩子的生活。农村旧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莲莲每天劳作至深更半夜，为自谋衣食从无休憩。尤其是夏天，旧猪舍蚊蝇成群，—抓一大把，莲莲在身边点五六根蚊烟都无济于事，只好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这又凉快蚊子又咬不到，这也算是莲莲无奈中的—大发明吧。

    我有五兄弟姊妹，因我之连累，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达一年之久，弟弟分别被下放到萍圹九江公社和彬洲、妹妹被下放到南县，一家七口人仅靠我母亲三十余元工资度日，真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尤其是我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祖父，为省口饭给儿孙们吃，常常瞒着父母到左邻右舍家中乞讨，好在邻居都同情我的一家，常给他老人家一个馒头一碗饭，家里很少吃油，更数月不见猪肉。

    一次我妹妹下乡所在地的干部来我家，说我妹妹下农村后表现很好，病了还跪在田里割禾，他们准备将我妹妹调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

    我父母为了让女儿少受苦，借钱买了点肉招待南县干部，我的祖父吃了点肉汤，碌碌饥肠突遇上油水，竟大泻，一病不起，不几天就一命归西了，死时睁眼大呼我的名字、死不瞑目啊。直至我平反回家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劳苦一生的祖父了。未能给老人家尽孝送终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保存至今的长沙县看守所监票，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

）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

” 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身份变了，但生活没变，每天与同事们一道出工，同事们见我坐牢后身体差了，都处处关照。经常有人买了烟偷偷塞在我的被子里、还有人几次蒸了肉饼放在我的床下。（我估计是珊珊放的）

    乔口鱼场派我到樟木桥分场喂猪，具体对我进行监菅是鱼场人事股罗股长。

    这是樟木桥分场所建的“万头猪场”，我监外劳改之地，如今猪毛都没一根了，门窗全被偷了，遍地残砖断瓦，蛇鼠成群。

    罗股长是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当地旧社会著名的三根讨米棍之一，文盲、参加过抗美援朝。罗股长工作极为认真、吃苦、肯干，什么累活脏活苦活他都争着干，平日对同事也极肯帮忙，口碑甚好。然而对我却前后两重天，过去亲如兄弟，现在却疾恶如仇，每次批斗会上捆绳子捆得最紧的是他。而事后在劳动中他却宁肯自已不吃饱也要让我吃饱。他说他不恨我这个人，他切齿痛恨的是我丑化了他心中的神---毛主席。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几十个大鱼池中用两根竹棍捞猪草，由于鱼池喂鱼灌有人粪、猪屎、糠饼等，又脏又臭，不久我腿上生了个大毒疔，首先是奇痒奇痛，随后是出水化脓，最后烂到深可见骨，足足烂了两个多月，但罗股长仍逼我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臭水里捞猪草，为了反掉我的“娇气”，罗股长也天天陪我浸在酱油色的臭鱼池水里一同捞猪草。还说我同你一样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水里捞猪草，我不生疔你生疔，这说明你是没改造好太娇贵了。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这毒疔未经任何治疗,烂了近三个月竟自已愈合了。不过留下一大块伤疤至今还痛。

    罗股长的确是位好人，我从不恨他怨他，他过得比任何人都苦，全身补丁垒补丁，从没穿过一件好衣服，不抽烟不渴酒更从末进过餐馆，真是劳苦一生。

    罗股长对党的事业更是勤勤恳恳奋不顾家，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都在猪舍，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可能是长期不回家造成生理上严重的性饥饿吧！有一次罗股长竟对正在发情的大母猪实施强奸，不幸被来清扫猪舍的女知青当场撞见了，因为罗股长平日很受人尊敬，对女知青也从无不轨，大家都同情理解这位苦行僧，没有人讲他什么。第二天，罗股长不见了，人们都以为他回家了，也没谁放在心上。

    其后几天，人们发现吃用的井水有股越来越浓的异味，用手电往井里—照，才发现罗股长己投井自杀几天了，据说捞上来时头被撞得刷把一样（可能是倒栽在潜水泵上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我被匆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的戴高帽游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和粮票。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守湖棚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乔口鱼场团头湖，收监前夜，我孤身驻守在湖边小木棚内。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长沙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我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我祖父的遗容，当年无钱照像，是我表弟为祖父画的炭精像。

    这两位押送的民兵回渔场后也因阶级立场不坚定而受到处分。

  限于字数，未完，下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