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鸡报晓你好！

赶在9月1日前投上这篇稿，匆匆忙忙没有修改，还有一篇过几天投来，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的修改，哪天我有空闲有感觉时，跑过来改几句也可能，总之，现在读书少了，脑壳帕实的，文章粗慥之处多多，让你费心了，谢谢！

我的高考我的梦

“高考”的话题确实是我们这一辈人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挥之不去的敏感内容，谁让我参加了73年的那场“高考”，虽然那是一场被政治扭曲了的高考，但是当年的那场考试，仍然像风雨飘摇之中一盏有几分朦胧的航标灯，照亮了无数青年心中尘封的梦想。

记得63年考进长沙一中初中时，父亲很是高兴，因为他和姑姑都是解放前一中毕业的，我成为了他们的校友，同时也成为了父亲心中的一份骄傲。可惜我不是那种从小就有着高远志向的孩子，一中的校史教育和理想前途教育是抓得很好的，初一那年开课之前先参观校史展览，辉煌的校史，名家璀璨的校友介绍令我们目不暇接，不久，又开了一次班会畅谈理想，当时同学们的发言使我记忆犹新，至今我还记得这样几个理想：一个喜欢数学的男生说，要当华罗庚的得意门生；外语好的一个同学说，要当周总理的翻译，跟着周总理去周游列国；当然，想当老师，想着将来桃李满天下的就不止一个人了，我印象最深的是W.D同学说的一句话：“我认为当一名科学家的贡献绝对不比当工人农民的少。”他这番话，是针对当时“愿做革命螺丝钉”的教育有感而发，我没发言，但心中也认同这个说法，当时同学和老师都很平和理解地对待每一个人的发言，哪怕有些的发言难免少年轻狂。

有人说，一中的教育在我们心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可是当时我自己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以至到初三时还混混沌沌，也没想好要考哪所高中，看了电影纪录片《边疆处处赛江南》后，就跟几个干部子弟议论着想参军到新疆建设兵团去，随之而来的文革和反动的血统论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现在想起来觉得真好笑，幸亏没有去新疆，才没有成为“湘女出塞”这一政治口号的陪葬品。

随后，文化革命、上山下乡，身边总有一伙同学和校友，知青生活也是共产主义似的大家庭，那种感觉似乎与在学校没有太大的不同。真正开始经受磨难独立地思考是下乡4、5年后，身边的同学相继招工招生走得越来越多，自己才开始感到一种磨励的痛苦，一种行将被遗弃的迷茫和惶恐，我就这样在农村一辈子吗？不会！我坚信自己不会当一辈子农民，可是出路在哪里？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在关键时刻送来他们的教导：“不要荒废学业！”“记住：知识就是力量！”感谢我们队上父老乡亲的纯朴憨厚，在那个政治挂帅左得可怕的年头，让我们始终享受着一种宽松的学习环境，我可以公开地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而不必担心被“告发”，最应该感谢的是生产队大队的层层推荐，让我有幸参加了73年这次不同寻常的高考。

考试前，我在公社中学当英文代课老师，自然也好好复习了一番，记得那是夏天，被推荐的全都是长沙知青，（到第二年，才开始陆续有了回乡知青和当地的高中毕业生。）  大家都到县城赶考，我们队上一男一女两人参加，其它几位没有参加的人也都心态平和，临考前，肖J.W.和我们说着“范进中举“的笑话，我笑着答道：“我们还没有范进那么老呢。”

考场设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我们公社的校友们都在一起，住县招待所，好大的房间，上、下铺，又像回到当年在学校寄宿的日子！语、数、外、理、化，分科闭卷考试，反正我只上完初中，对考试成绩倒没有什么包袱可背，理科考试平平，数学最后一道题做错了，为此还掉了几滴眼泪。轮到英语考试了，当然印象深刻，试题充其量是现在初一学生的水平，唯一没有把握的是一个词组：science field, 怎么理解？science译作“科学”应该没错，field在这里显然不能译作“田野”，我当时不知道它还有“领域”之意，冒失一盘吧，明知不可以问，可我还是举起左手，提问！久违了的课堂提问！监考的夏复涵老师——毕业于湖南师院外语系的县一中王牌英语老师，走到我桌子跟前，出于条件反射，她脱口读出这个词，好听的女中音，标准的发音！field的长元音读得够长够清晰，虽然她抱歉地说不能告诉我中文意思，但我心里却立刻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被夏老师的声音吸引，被她优雅的气质，可人的风度吸引，她的外型像我的大姐，戴眼镜，不胖不瘦、端庄美丽、干练大方，当时，她也就是三十来岁的年龄？比我大姐更年轻。

这一次考试，注定夏老师与我这个当时前途渺茫的知青不止一面之交，后来的口试又是夏老师主考（准确地说，只有她一个考官）题目很容易，我答得很顺，初中3年的优质教育和美国佬的英语900句没有白学，考毕，只见夏老师微笑着连连点头，也许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无言赞许，在日后成为了我前进道路上的莫大动力，在后来的学习经历中，我眼前时常浮现出夏复涵老师的这个点头微笑。接着，高考成绩出来了，可是本人并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据说我的英语笔试98分，口试优等，全县名列第二，第一名是我们同队的男生，现居美国的高三校友Y.Y.C。

尔后，就是回队等通知，在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出来前，我确实做了一回“师院外语系”的美梦，参加高考之前，心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理想，母亲希望我学医，可是我曾在姐姐工作的医院看到她坐在诊室，被病人团团围住忙得不可开交，心里没觉得当医生有多么好啊，这次见到了夏老师，尤其看见她从校园里款款健步走出，身边簇拥着一群生气勃勃的年轻学生，夏老师优雅自信笑容可掬地与他们交谈，那一场景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她的声音，她的身影和气质，简直就是优秀外语教师的典范！那一回我有了一个念头：能当一名这样的老师，多好！

后来的经历有很长一段郁闷的时期，一次又一次地被“政审”淘汰，那种挫折感自卑感和伤痛感远不是一篇文章里能够说得清楚的。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命运感谢上苍，在人生最迷惘的时候，是1973年的那场高考，她点燃了我心中的理想之火，从此再没有熄灭。后来我当过工人，翻过夜班，经历过困境和顺境，对世间很多事物的看法也随着阅历而变化，唯有学英语的欲望和读书的爱好不变。那些年，我做过好多次相同的梦，梦见又回到学校，回到教室，可是黑板上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梦中急醒了……。现在回忆这一切，冥冥之中也许这正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对我的鞭策，直到我通过学习和努力走上正式的教师岗位，感觉这才找到自己在人生征途的位置，从此，这种急煞人的梦再没有出现过。

这是父亲当年寄给我的原版《英语900句》，它是我心中的航标灯，是父亲留给我的传家宝：

早几天，我和大队的十几名知青外加几名校友一起游览了井岗山。呵呵斑竹催我发上游井岗山的帖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写起？因为对我来讲，井岗山不仅仅意味着游山玩水，她更见证了40年前，我们这群单纯的女孩响应《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人民日报社论，打绑腿，背被包，爬山涉水，唱着歌谣，一路步行上井岗的少年意气。

1966年11月，班上的几个干部子弟横蛮地不准我们这些所谓“黑五类”子弟坐火车串连，长到16岁，第一次尝到受歧视的伤痛，我们不服：凭什么？他们平时的成绩和表现远不如我们！我们偏要串连给他们看！于是我们6个女生结伴，作了些物质准备后，到烈士公园的烈士塔前宣过誓，然后向北行进，我们要走到北京去！一路走过平江县城，然后翻过幕阜山，翻山的那一天一夜经历至今记忆犹新（这是后话）。。。。。。进入湖北境内后，有位同学生病了，路上只要一挥手，就会有司机停下来的，可是，懵懂的我们要学革命前辈，仍然坚持不坐车，好不容易走到了武昌，在武汉三镇参观休整了几天，生病的同学仍未见好转，于是大家只好打道回府，乘火车回到长沙。家中怎么呆得下去？批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母亲担心我会受到大字报的伤害，劝我住回学校去。回到学校，我们一伙女同学又商议着步行上井岗山。

67年元旦刚过，我们班十几名女生，举的举旗帜，打的打竹板，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念着自己编的快板，俨然一副宣传队、播种机、宣言书的伟大模样，一路互相鼓励，互相打趣，互相搀扶，豪气冲天地步行上了井岗山。

这两次步行途中的具体地点和日期，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惟一留有文字记载的一个日记本，也在下农村时弄丢了。可是，长征、北京、 井岗山，它拨动的是少年心中那根最虔诚的弦，现在回忆那段经历，虽不甚清晰，却让人泪水盈眶；虽不乏狼狈，却能激起内心的微笑与豪情。

上井岗山的那天刚刚下过大雪，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上黄洋界的盘山公路整整走了一天。一路上总能看见一队队和我们一样不怕远征难的红卫兵，有不少还是从北方走过来的，听说上井岗山的红卫兵太多，井岗山住不下，要封山了，于是我们推了三名走得快的同学打前站，以便先到茨坪定下住宿。我们在冻得硬邦邦的公路边艰难地爬着，平时走盘山公路不觉得难，可结了冰的上坡路，每走一步都有摔跤的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看过的革命历史歌舞史诗《东方红》起作用了，先烈们唱的“跌倒算什么？我们是革命者，爬起来再前进！”激励着我们，摔倒了，立马爬起来或被同伴搀起来，不敢歇息，一刻不停地往前赶路，要是在天黑之前到不了住宿地，那就更惨了。累了，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渴了，顺手摘下路边树上吊下的冰棍含在口里。我们每人都摔了好几跤，我记得自己摔了5跤，还好，我当时不戴眼镜，没有摔坏眼镜之虑，我们班的学习委员鲁教授摔了8跤，她戴眼镜，为了不摔坏它，只得取下眼镜走，可想而知，冰天雪地又看不清地面，不摔个昏天黑地才怪！然而，我们当时也没觉得心里难过，各自数着自己摔的跤，还总是念起学过的课文：《翻越夹金山》，天哪！我们跟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攀比上了！当时，还真有那么些虽苦犹荣的感觉。

更狼狈的事情在后头，好不容易摔到了黄洋界，大家争先恐后地上厕所时，发现厕所的粪便已经延伸出来好几米远。从容点的，找几块石头，踩着石头进去，着急的，由几个人挡着，周围有不有男生，也顾不了那么多。从黄洋界走到茨坪的路上，天渐渐黑了，大家又一路跌跌撞撞，各自又摔了好多跤？已经无心思数了。

由于有三个打前站的同学，我们住进了茨坪宾馆的房间的地铺，大家很知足了，因为房间外的走廊上都睡满了人。井岗山当时己经断粮断菜，我们每人发了一些空投下来的压缩饼干，吃到平时只有军人才能享受的压缩饼干，我们都觉得挺逗挺新鲜的。我将小饼干穿成一串，象尼姑脖子上的大佛珠链，带回家来给两个妹妹尝味。

回到长沙后，我们才听说井岗山爆发了脑膜炎，死了红卫兵。可是当时，我们却浑然不知。回忆到此，我仍在想，这条骇人听闻消息到底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