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原创）进城六十周年记 3
穷亲戚最好莫与富亲戚住在一起，外婆家虽然也并不富裕，但比我们好多了，我们住在外婆家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尤其是在我考高中时，外婆说我肯定考不起，说什么“蚯善子（蚯蚓）变龙再变也不行”。这深深刺伤了我，我以优异成绩考取高中后不理外婆。因此，我的家又从灵官巷十六号搬到了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邻的大椿桥。
“中华美术学校”是民办学校，设在西区文化馆内，条件比较简陋，但师资还不错，教国画的是著名国画家黄遐举先生，教素描和木刻的是长沙市版画名家左中灿，教书法的是书法家王孟林，还有功底很深的右派画家李坤乾先生等。校长是现已赴美国办画廊的任长乐先生。学生中也人材济济，不少同学今日仍活跃在长沙画坛文坛。因写《第二次握手》而被四人帮判刑七年的张扬也是我美校的同班同学。
我离厂进校父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父母工资低，每月总收入不足80元，要养活七口之家，十分困难。我作为长子应该为父母分忧，虽然我渴望读书，但纸笔之资都无处筹措，入学月余，在父母再三说服催促下，我不得不决定忍痛退学。我向中华美术学校校长任长乐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我不得不退学的原因。想不到的是，任长乐在收到我信后当晚就寻到我家来了，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他说我失学太可惜了，他表示两年不收我的学费，恳求我父母让我上学，我父母因家境压力太大而末予应允。
任长乐连续三晚来我家，再三动员我父母让我读下去，最后，任长乐表示，不但不收我学费，连我吃饭和纸笔之资在我学成就业之前都由他负责，甚至连粮票都不收我的，当时正值过苦日子粮食金贵之时啊！我父母被任长乐惜才之心感动了，终于同意我在美术学校读下去。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到任校长家了。
搬到任长乐家里后，我才知道，任长乐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是长沙市二中的创始人之一，正瘫痪在床，在那知识分子是改造群体在政治上并不吃香的年月，任家也很穷，家徒四壁，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却满床满桌满地都是书，进他家要搬开书才能走动，我惊喜地发觉我进了书的海洋。
任家只一张床，任母和瘫痪的任父睡床，任长乐睡竹板，我去之后，任长乐把书摊平，垫上一大块包装厚纸箱当床用。
任长乐从书堆中翻出一本古版《芥子园画谱》和线装本《人物十八描》送给我。他说，学国画没别的诀窍，多临摹多领悟勤写生，他说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工具书，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十分珍贵。他甚至从末借给别人看过。（可惜的是这两本文物极的古本珍籍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抄走烧了）
任家没有锅灶，全在二中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总是互相推让，任长乐十分义气，他宁可自己不吃也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吃一点。
任长乐不修边幅，头发长长的几个月都不剪，睛天雨天都是一双长统套鞋当靴子穿，而且黑长统套鞋上补巴垒垒，有时还贴块白胶布当补巴，尤其是他喜欢穿浅色衣服。甚至白衣白裤套双补丁垒垒的长统黑套鞋，人称 “任神经”，他却自得其乐取笔名为“怪笑先生”。唯有我知道他心中很苦很苦。
（任长乐文革后四十多岁才结婚，他的夫人却比他小二十多岁，现随任长乐在美国料理画廊。）
当时正是过苦日子全国都在挨饿的岁月，看着穷苦的任校长节衣缩食供养无亲无故的我，我心中十分不忍，我几次要搬回去住，任长乐坚决不让我走。
任长乐每天很忙，为办学整天劳累奔波，为报知遇之恩，我也主动承当了一些校务活动，在这些教务活动中，我认识了长沙市绝大部分书画名家。如当时在全国声望都很高的艺术大师张一尊（省美协主席），刘世善（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邵一萍、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雷恪、郑定运、黄铁庵等书画名家都曾题赠字画送给我。可惜的是：我收藏的这些名人字画真迹都在文革抄家中被当作“四旧”焚之一炬。
在任长乐家，我进屋就伏案临摹，入夜即如饥似渴地读书。目睹任家的穷苦和大义，在任家吃住了近四个月，我父亲单位分了宿舍房。不管任长乐的再三挽留，我坚持回家了。
我家从大椿桥搬到了长沙老火车站段务处宿舍，我父亲是1954年从长沙茶厂调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业务科的，工业品供应公司在铁路部门有商业网点，所以火车站段务处调剂了几套宿舍给我们住。
读美术学校近两年我未交分文学费，大部分纸笔和书籍都是任长乐送的。在过苦日子的艰苦环境下，我在任家吃喝四个月，他自己买黑市粮吃，却不肯收我的粮票。我永远忘不了任长乐的知遇之恩。
在中华美术学校，同学甜甜成了我的初恋，她母亲是湖湘文化名人王湘绮之后，又是原上海华中美专齐白石的女弟子。名门闺秀的甜甜不但长辫垂腰，唇红齿白，美艳惊人，而且气质高雅灵秀，能诗会画，能歌善舞，同学们无不侧目，但甜甜只与我、苦苦（女）、骄骄（男）、四人亲密无间。我们经常在—起吟诗作赋、写生画画，那是多么幸福而短暂的青春岁月啊！当时骄骄狂热追甜甜，骄骄天生满头卷发，酷似普希金，英俊漂亮，也很有放浪形骸的诗人气质。骄骄的油画和素描都极好，尤擅诗词，家境亦富裕，市内有几栋私房出租。寒酸的我望尘莫及，我对甜甜只是视如蓬莱仙子，一直只在心中偷偷暗恋而已，倒是甜甜对我并不冷淡。
（为保护个人隐私，甜甜、苦苦、骄骄系化名，文中其余全是真名真姓真地址。）
一九六三年夏季，重庆第十三航空军校在长沙招兵，我报名体检并被录取了，当年长沙市仅录取两人，办事处也来了我入伍的通知。据说进军校即上士待遇，是培养空军军官的。命运之神终于向我招手了。我和父母都十分高兴，
我喜极之余在同学中四处报喜辞行，大家都为我高兴，甜甜知道我喜欢听她唱越剧，有一天还特地单邀我在岳麓山林阴深处为我清唱了一下午越剧。晚上正好上海越剧团来长沙演出，她又买来了两张票邀我去看越剧。从湘江剧院出来，深夜至凌晨，我俩漫步江边，清风明月之下，她目光灼人，真如凌波仙子。我万分冲动，真想拥之狂吻，但又担心名花有主。我试探地谈起骄骄有才有貌也对她有心，她淡淡地说骄骄怀才而狂傲，可作朋友，但不可托付终身。她还说：有一次，骄骄想吻她，她瞪骄骄一眼，骄骄退之好远。我不知她这是对我的信赖？暗示？还是警告？我痴呆呆硬压住狂跳的心却不敢吻她，我甚至不敢主动去牵一下她的手，虽然我很想牵着她的手永远在月光下漫步。她却始终笑靥如花，无拘无束。
第二天，苦苦又来约我江边散步，她默默无言又不肯分手，张郎送李郎，送到大天光，我们在江边月色中来来回回走了一个通宵。我告诉苦苦我喜欢甜甜，我写了一封表露心迹的信请苦苦转交给甜甜，因为我们四个人是最亲密的朋友。苦苦似乎泪眼汪汪点了点头，临别，苦苦塞了一封信在我手上转身跑了。
苦苦的信是用工整的小楷写在艺术信笺上，信笺上面还绘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景图，信的内容赤裸而火热，两年同窗，她说她己整整暗恋了我两年。她说她也看出我喜欢甜甜，但甜甜是骄骄的，她们早已两相情悦，等等。对苦苦我一直只视如纯真小妹，尽管苦苦也很美，有小鸟依人般可爱，我心中却只有甜甜。我当即草草复信—封拒绝了苦苦的爱，可能这伤了苦苦的心，其后苦苦竟休学不来学校了。奇怪的是甜甜也休学不来学校了。
当然我给甜甜表明心迹的求爱信（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女性求爱）也无回音，我强烈的自尊心被伤害极深，从此一别二十多年，我亦无缘再见甜甜和苦苦了。
当时我明明收到了接兵单位录取通知，又等了十来天，突然派出所来人通知我，因名额有限，经研究我的名额被取消了。一下子我掉入了万丈深涯无边苦海。当时我只怀疑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六—年社教时十六岁的我在市委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时势座谈会上，我以赤子之心讲过一些忧国忧民的真话。我怀疑市委“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入档案、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承诺是假的。因这一切载入了档案而使我入伍被除名。人人都知道我接到入伍通知，即将要步入航空军校了，却突然被除名。从希望之巅跌入冰冷的失望之谷。“连参军都不要的。”这对于一名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多大的耻辱和悲哀啊！我无颜去学校，更无颜见甜甜和苦苦，我难以承受这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双锤重击，一气之下我下了农村。
到农村后，我心如死水，—心只想过夜枕波涛.攸然诗酒的生活。一个月后，苦苦来信了，她讲因为我拒绝她对我长达两年的深爱，伤了她的心，她恨我，她以为我是入军校要高飞了才拒绝她的爱，为了留住我，她要折断我的翅膀，所以她参与了一埸恶作剧，没想到真成恶果，害得我没去航空学校却下了农村，她也十分痛心和后悔。她已受到良心的惩罚，她非常痛苦。她请求我原谅她，她甚至希望我能回到她身边，她要用终生的爱来补偿我。她还说我走了以后，骄骄在狂热追甜甜，甜甜为躲避骄骄的狂追到某越剧团当演员去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苦苦在我即将入伍前参与了什么恶作剧？我心己死，反正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既没深究也没复信苦苦问是什么恶作剧。直到文革中我被打成“小邓拓”，日批夜斗我不服，跳井抗争，党委抛出档案，我才知道是当年苦苦向重庆十三航空军校来长沙接兵的崔教官直接送去了一些黑材料，其中有一张我与同学开玩笑的漫画头像上因下颌画了一点主席享有专利权的肉痣而被分析成是丑化伟大领袖光辉形像，而漫画的背面恰巧又写了一首咏志诗“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这首十七岁少年写的咏志诗后来上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诗。
正是这些 “恶作剧”材料和市委保证“三不”的坐谈会言论，葬送了我的一生，并引来七年“现行反革命”冤狱。（以此为素材我写了博文《暗恋四十年》并改写成了电影剧本《魂断湘江》）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我作为“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送到望城县乔口鱼场的，从此，我堕入了十七年的凄风苦雨、斑斑血泪之中。
与我一起下放到乔口鱼场知青共有二十八人。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初到乔口鱼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位城里的年轻人，平日冷清的场部顿显得拥挤和热闹了。
第二天，老场长召集全场职工和全体知青开会，老场长对知青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老场长介绍了乔口鱼场宏伟的发展规划，乔口鱼场有几百亩养鱼池，有近两万亩团头湖水面，配合知青的到来，省里也拨来了扩建鱼场的几十万巨款，知青的首要任务是投入扩建鱼场的基建劳动。
发展规划是激动人心的。会上，老场长对二十几位知青作了分工，屁股还没坐热的知青当即被分成几个小组，背起背包又分赴陌生的江河湖泊、湖坪野地。
我分配到了一个叫樟木桥的地方，这里将建一座分场场部、一座万头猪场、还要在湖滩上开出上千亩鱼池。
我和其他知青都借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叫醒，整天在湖坪野地上挑砖挖土搞基建，汗流如洗。晚上挤在社员家里，没有电灯，昏暗的煤油灯下房东的儿女在做作业，想看看书也看不成，劳累和苦闷紧紧压在我的心上。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听说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电影。
入夜，皓月当空。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到了乔口镇上，到鱼场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到镇上看电影，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位十四岁、两位十六岁、只我和珊珊是十九岁。
因为大家都很想家，都说没心思去看电影，我提议到湘江边上散散心、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水的涛声。知青们在湘江大堤上漫步，南望长沙，夜空中一片暗红，知青们似乎又回到了万家灯火的家园。
我与珊珊这时刚刚相识，在回顾家园往昔的闲谈中，我才知道珊珊是我暗恋女友甜甜的中学同龄同学，珊珊讲了很多甜甜在中学时代的调皮趣事。这更牵动了我对初恋甜甜的思念。我越听越有味，珊珊也讲得绘神绘色，不知不觉夜巳深，大约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想不到的是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治学习（有些是看电影去了）。这还了得，这些知青下乡才五天，头—次政治学习都敢不参加，今后还怎么治他们，场长书记拍案大怒。他们会议上虽然讲热列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他们内心中，却一直视下乡知青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城里流子（流氓之意）、是下乡来改造的。
为了杀鸡警猴，他们决定拿我开刀，因为我年纪最大（十九岁），也因为我屁股上有屎（档案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
十月十七日鱼场场部通知我去开会，一到场部会议室，气氛十分紧张，知青们都噤惹寒蝉，珊珊被关在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哭。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全是场部布置的贫下中农老工人发言，批判我和珊珊“破坏政治学习”、 “男男女女深更半夜到江边谈情说爱”是“流氓”、等等。我当然不服，极力争辩。
当时知青们刚下乡七天，下乡就分发到五六处地方，还互相不认识，而且都只十四、十五岁、十六、十七岁、最大的也只二十一岁，都老实怕事，我成了孤军奋战，当然斗不过党组织精心组织的杀猴之战，斗争会的结果是发动全场职工监管我和珊珊不许再“谈情说爱。”
我和珊珊本来并不存在什么“恋情”，第一次见面多谈了几句，也全是谈我的初恋甜甜的往事。却招来渔场的无辜批斗。可能是青年人的逆反心里吧，素不相识的我和珊珊却犟着偏要冲破一切阻力仍然见面，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和珊珊偷偷递纸条互致问候。我每天挑砖挖土，劳动量大，经常吃不饱，珊珊竞忍饥挨饿，将自己的大部份粮票都省下来送给我，还给我买来了脸盆及卫生衣裤等，（当时知青的每月工资是18元），党组织一再找珊珊谈话，不准珊珊和我“谈爱”，珊珊竟剪下长发，编成辫子送给我；还用白布写下“宁死不变心”的血书公开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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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