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原创）进城六十周年记 2

一九五七年，我考入长沙市十七中十五班，当年十七中建校刚刚一年，我是考入的第二届学生，入校之初，桌椅不够，我们在砖头上搭木板上课。

                 （今日，十七中不存在了，早就改为《长沙市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了）

    当时的中学，语文课以教授古典文学为主，唐诗宋词元曲汉赋及汉魏六朝古文，课本上都有。尤其教我们文学课的女老师，年纪不大，不到三十岁，但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我最喜欢听她抑扬顿挫吟颂唐诗，更喜欢听她深入浅出地讲解汉魏古文，上她的课津津有味，越上越想学。

    正是她，把我带入了古典文学的辉煌殿堂，奠定了我一生对古典文学的喜爱。

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在接踵而来的“阳谋”中被打成“右派”了，她被剥夺了教鞭，拿起扫巴变成了勤杂工。

    在一次野外植树的活动中，我见她在蒙蒙细雨中跪在地下艰难地一锄—锄挖树洞，我对这位柔弱的好老师动了恻隐之心，我抡过她的锄头要帮她挖，她坚决不肯。她流着泪对我说：你根正苗红，前途远大，千万别因同情我而丧失你的阶级立场给自己的命运留下阴影。

    据说这位好老师最终熬不过政治上的苦难而自杀了。

    一九五八年，我在十七中迎来了疯狂的大跃进。主席的号召，党的层层动员，凭着对主席对党对祖国的热爱，我也积极而疯狂，为了保证1070万吨钢，为了扶钢元帅上马，学校停课了，校兰球场里建了两个小高炉，大礼堂里办了学生水泥厂，我成了红领巾钢铁厂厂长，整天带领一班同学到各厂矿求援废铁渣铁屑运回来土法炼钢，至于燃料，桌椅门窗都往土高炉里塞，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终于炼出了一些铁块块，还敲罗打鼓向市委报喜哩！

    我因为大炼钢铁大炼水泥运动中日夜苦干，还升任为少先队三条杠的大队干部。

    一九五九年我以名列前矛的优秀成绩考入长沙市第十中学高26班读高中。

                    （原长沙市第十中学也不存在了，早巳更名为《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因为我考高中时语文成绩很好，中考作文我是长沙市少有的满分，进入十中后，校方认为我是可造之材，我被任命为学校广播站站长。当年越南潮剧团来湖南演出，我还被邀与校领导一起出席观看。

    校广播站每天清晨要播放催学生起床的晨曲，播放校方通告或学生来稿，播广播体操曲，晚自习后要播新闻和文艺节目。虽然我比其他学生辛苦，但校领导对我十分器重。这时的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我学习也十分努力，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但好景不长，一天清晨，我打开广播室，开机播放晨曲后急于洗脸漱口去了，忘了关窗户，不知是谁在广播室播音台窗子上贴了一张“打倒XX党”的反动标语，后进广播室的女播音员揭下这张“反标”直接交到校保卫处了，我还一无所知。茫茫人海，校方查无所获，偏偏这张反动标语的笔迹又与我的笔迹相似，我竟成了校方怀疑的重点对象。

    一时间，班主任找我谈话、校保卫处找我谈话、名义上是了解情况，实际上是旁敲侧击。后来，派出所民警也来找我谈话并大谈“坦白从宽”的政策，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差不多崩溃了，上课不知老师在讲些什么，晚上通宵难以入眠，成绩急转直下。连续二十余天日夜劝诱逼供，我百辩难洗其冤，同学中更是议沦纷纷侧目而视。我爱读书、想读书，但这种冤枉的黑锅实在背不起。我在学校呆不下去了，我愤而离校。当时的理由是：等你们查清了案情我再回校。

    离校一月有余，长沙市南区汽车修配厂招工，我进厂当了电工学徒。进厂后厂领导对我很好，厂党支部李书记几次找我谈话，说我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党所信赖、依靠并将重点培养的骨干力量。他告诉我，带我的老工程师师傅是全厂技术最好的，但是是个国民党员，是历史反革命，李书记要我不但要学好他的技术，更要我从政治上监督这个老工程师师傅。

                 （当年盖着石棉瓦的长沙南区汽车修配厂破旧厂房，今日成了气派的商业广场）

    离开长沙市第十中学三个多月之后，第十中学广播站的“反动标语”案告破，系另一学生因不满当时过苦日子的社会现实而书写并从校广播站未关窗门的窗口反手张贴的“反动标语”，校方向全校学生公布了案情并表示欢迎我返校复读，班主任老师也亲自来我家说明案情并邀我回校复课。但我巳缺课近四个月，怕赶班不上，何况又新参加了工作。我热爱新的工作，汽修厂的厂领导又点名点姓将我作为骨干在重点培养，我腕拒了十中高26班班主任的返校复读邀请。我这个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交了一期的学费却在课堂上仅读了一个多月书，我的学生年代在无奈的冤屈中终止了。所以，论学历我仅只初中毕业。我不懂拼音不懂ABC，半文盲而已。

    一九六O年，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大跃进恶果在全国显现了，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到处都饿死了人，我的不少亲戚因饥饿都患了水肿病。主席号召：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大搞瓜菜代。党中央也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共渡难关。

    我也很饿，我妈妈怕我饿不下去，省下自巳的口粮给我吃，她自己捡附二医院病房中病人吃不下的剩饭剩菜吃。（这时我妈妈巳从长沙茶厂调到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当病房护理勤杂工）。我们还经常到湘江西岸挖野草回来吃。

    面对全国灾难性的饥荒，我对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产生了共鸣，我认为彭德怀不是什么 “反党”，是为民请命；我还走访了住在农村的一些亲戚，我发现农村比城市更苦，饿死的人更多，农民恨透了干部的吹牛发卫星、五风蛮干、一平二调及砸锅毁灶办公共食堂，更没有任何田土能亩产万斤；我还反省到自巳在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担任“红领巾钢铁厂”厂长在学校兰球场建小高炉，烧桌椅门窗炼废铁还敲罗打鼓向市委报喜的荒唐可笑，这是得不偿失，是浪费，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一九六一年，中共长沙市市委举办过一次《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受李书记的指派，我作为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三天《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

会议主持者声明了市委的三不政策：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进档案，号召与会者畅所欲言，向党讲真话。

    明明是全国灾难性的“过苦子”；明明是国际上反华猖獗内外交困的局势，座谈会上的发言却全是对彭德怀的声讨和对三面红旗歌功颂德。从上到下都是大吹“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散会后的议论却都是牢骚满腹。

    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我的一家都是无比热爱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但是我讨厌这些口是心非阳奉阴为的漂亮假话，我认为正是这些吹牛皮讲大话讲假话害了我们的国家。

    我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爱党爱我们国家就不应该用漂亮的假话欺骗党和政府，就应该向党和政府讲真话。没经历过1957年“阳谋”的我在座谈的第三天作了发言。

    我说：“前两年报上大登亩产几万斤是吹牛皮，所以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饿肚皮。现在不是什么形势大好，是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大跃进中浪费太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砸社员锅灶大办食堂搞什么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越了我国的现实国情造成了过苦日子的恶果”；“彭德怀在党的会议上讲真话，向党中央主席写信，这不是反党，是为民请命，我佩服” 。我还在会上列举了我下乡所见和在十七中当“红领巾钢铁厂”厂长士法炼钢的情况和感慨。

    我的发言如滚油锅中溅进一滴冷水，全场议论纷纷。有人当场批判我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公开为彭德怀翻案，但会议主持人制上了这种批判，重申了三不主义，还提出了不上纲不上线，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言无不尽。但随后冷场了，再没蠢人直言了。

    回厂之后，我的处境变了，大多数人对我避而远之，当然也有人对我表示敬佩，说我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

    李书记对我也冷漠了，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与党离心离德，我顶了一句，难道党期望我讲假话吗？李书记说：一个人的路靠自己去走，以后你会后悔的。

    在长沙市委举办的《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我一步步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之中。

    其实，那些冠冕堂皇大讲“形势大好”等漂亮话的人也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李书记刚刚教育过我，转过身却去偷了邻居的鸡，被邻居发现找到厂里来了，闹得烟雾尘天，最后是李书记赔钱了事。

    其后，我也出事了。

    当时流行节煤灶，我也想将家里的破灶改建成节煤灶，但没有砖。

    某日，见厂区附近有一堆碎砖，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后堆放的，都长了绿苔了，我从厂里借了一部板车，在碎砖堆中翻找出二十几块半截砖，不想来了一位居民，说这些碎砖是他捡来堆放在此有用的，我马上将半截砖全御下来，他却将板车扣下了，说什么要厂领导来领。

    汽修厂是在南门口附近居民稠密的闹市区，因燥音和污染早巳造成厂群关系十分紧张。李书记来了，明知居民是借机小题大作，李书记也只好低声下气讲好话，并责成我写检讨通报全厂才拿回被扣的板车。

    这是我踏入人生的第一张检讨，想不到的是，这张检讨竟进入了我的档案，文革中抛出我的档案材料整我，我才知档案中有所谓“偷红砖的盗窃行为。”不知李书记偷鸡的事也会进入档案么？

    事后，李书记向全厂通报此事，并上纲为“盗窃红砖，破坏厂群关糸”。检讨我写了，我只承认错在没认真查找路边碎砖头是否有主就动手翻找半截砖，碎砖上都长绿苔了，我以为是不要的建筑垃圾。当有人不许捡我马上全倒掉了。这能定性为“盗窃红砖，破坏厂群关糸”？只有明知是有主之物而去偷才叫盗窃啊！有同事鼓动我“挖短把锄头”把李书记偷鸡的事也顶出来。我没这样做，不是不敢，而是我内心里认为李书记还是好书记，他偷鸡吃说明他也是饿得没办法了啊！李书记也知趣，仅一语带过并未深究。

    红砖事件后我的处境更艰难了，因为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很多企业紧缩、下马、动员遗返乡下人员。我不是乡下人员，不知怎么厂人事干部也动员我“光荣离职”。心高气傲的我不愿吃呕气饭，正好当时我看到一份“中华美术学校”的招生广告，不但学美术，还开设了古典文学课，我爱好古典文学，受胜兰影响我也喜欢美术，这正符合我想继续读书的心愿。我去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录取通知下来了。我写了离职申请，领了多发的—个月工资，“光荣离职”了。

    三十多年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曾再见过一次李书记，当然，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红光满面的市领导之一，我是台下与会者，会后我曾去找他，想表示我对他的感谢。 “一个人的路靠自己去走，以后你会后悔的。” 是啊！他讲对了。虽然我对我的人生并不后悔，但我确实辜负了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和期望，如果当年我也昧着良心讲假话讲歌功颂德吹吹捧捧的漂亮话，如果我不真正从内心里热爱我的国家，而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只做驯服工具和罗丝钉，一天到晚高喊“万岁”，我不是也能一路红运登上主席台就坐吗？至少我不会吃这么多苦。但李书记太健忘，却装作不认识我匆匆钻进小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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