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六十周年记 1
（半个多世纪的流水账）
今年是我们全家进入长沙市的六十周年。
六十年的春夏秋冬，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的一家在辛劳勤奋中，也经历了无穷的悲欢苦辣。
六十年前，我的一家上无寸瓦，下无片土，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当时我还小，只记得进城前我的一家借住在河西望城坡一土砖茅屋内给别人家看守桔园。土砖屋墙倾顶漏，有天晚上，山上下来一群猴子在我床上被子上窜来窜去，屋漏风狂，黑灯瞎火之中，吓得四岁的我哭了一夜。
首先进入长沙城的，是我外祖父一家。听老人们讲外祖父是挑八皮箩进城的，挑八皮箩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懂，大概是脚夫苦力吧。
外祖父进城时，经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因焦土抗战而遍地残砖断木，当时长沙城还没有自来水，外祖父认准这一商机，白天从湘江挑河水沿街叫卖，晚上从文夕大火的虚墟中捡残砖断木盖棚子，苦挣苦扎两年，外祖父居然在长沙南郊（现在是市中心了）天鹅圹建起了几间小屋。这是我家进入长沙城的前站。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内战的硝烟中我的一家盲流入长沙，我是外祖父用箩筐挑着进城的。当时的长沙仅只黄兴路，蔡锷路，中山路三条大马路，其他都是穷街陋巷，人口不过四十来万，南门口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出了南门口，就是黑灯瞎火的郊区了，天鹅圹距南门口仅一里左右。
进城之初，我的一家（祖父母、父母、我）就挤住在天鹅圹外祖父家，父亲经外祖父担保，租了一部木板车，靠拖板车下苦力养家糊口。
外祖父的房子实在太小了，一下子挤进五个人住不下。不久，父亲在经武门便河边（古护城河边）租了一前一后两间房，前临马路后靠便河，祖母在房后的便河边上种上了丝瓜白菜,祖父有做纸蚊烟的手艺，在临马路的前房开起了蚊烟店，现做现卖，店名为《六合奄蚊烟店》。做蚊烟不需什么本钱，皮纸、锯木屑，雄黄、铁皮漏斗、木案板、浆糊而巳。
当年的经武门十分荒凉，门前的经武大马路还是条沙石路，马路对面，黄土荒草，垃圾蚊蝇。过车、刮风，灰尘弥漫，又当西晒，便河（老护城河）边临铁路，火车一来，咣当、咣当，屋动床摇。
做蚊烟因为居地荒凉人烟稀少也生意不好，住了不到一年，我家又搬到了距经武门不远的福寿桥。
当年的福寿桥是一条小巷，屋后是荒草萋萋的乱坟岗子。在这里发生过两件记忆尤深的事：
一件是我刚出生的弟弟尚未满月就患脐风去世了，父亲找几块木板钉幅小棺材就将早夭的弟弟草草埋在屋后的乱坟岗子了。（今日福寿桥地名虽在，却巳高楼林立早非原貌了）。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了长沙城的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小吴门举行了庄严盛大的入城式。当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时，长沙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彩旗招展，锣鼓、鞭炮喧天，欢声雷动。
当时，我正好随父亲在小吴门，亲眼目睹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我们追随涌动的人流，从小吴门到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一路激动一路欢呼。当时我年仅5岁，还不能理解改朝换代的意义。但父亲说：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在拥挤的人群脚下捡拾到一支钢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钢笔（父亲也只用毛笔从未用过钢笔）。从此，父亲用这支钢笔开始教我写“天、地、人、和、中、国”等字。
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概父亲因失子之痛怕触景伤情吧，不久，我家又搬到了戡子桥一条巷。
戡子桥的房东家有一台木匣子收音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我前看后看，总不明白这木匣子里为什么会有人唱歌唱戏，我问房东伯伯，房东骂我“乡里宝”，并不准我再进他屋里。
在戥子桥，我的祖母病了，死了，狠心的房东不许祖母的遗体从正门出丧，说不吉利，只能从狭小的侧门由父亲背出祖母的遗体在路边入材，根本没举办什么出殡礼仪，在乡下姑父的帮助下，将祖母灵柩抬到湘江边租一条小船运到望城县三叉机草草埋葬在姑父的后山上了。
祖母是我和父母披麻戴孝送上山的，头几年我年年随父亲下乡扫墓，父亲还发誓等有钱了要为祖母立块碑，但我家一直在穷困中挣扎，一直没能为祖母立块碑。一九六三年我上山下乡后，随之十年浩劫，我入冤狱，父入牛棚，我平反后失业，继之父病父死，连为祖母扫墓都无能为力了。直到我退休，再到三叉机寻访祖母故墓，想了却父亲为祖母立碑建墓的遗愿，却姑父已故，姑父后山早巳推平建成了一大片商品房了。可怜的祖母，劳苦终生却尸骨无存，连遗照都没留下一张。虽然年年七月半中元之期我都为祖母烧了纸钱并设灵位祭奠，但不知早成孤魂野鬼的祖母能收到么？
戥子桥的房东不许我们住了。说我们又穷又晦气。祖母死后，我的一家又搬到了三公里巷。
我们在三公里巷的住处是一座老而陈旧的民国大院，右侧有文夕大火烧残的一大片火烧坪，我们搬开残砖破瓦种上了南瓜丝瓜，废墟中我还挖出过一只缀满珍珠的绣花鞋和生了锈的刀剪。堂屋是共用的厨房，院内住有十来户人家，相处都十分和睦。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之久。
这是我最留恋的童年时代。在三公里居委会的帮助下，我母亲被招工到长沙茶厂当拣茶工；我父亲也进长沙茶厂当锅炉工，我在三公里小学发蒙上学；而且我还添了一个妹妹，父母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有了安宁的生活。我至今忘不了在三公里小巷路灯下的乘凉夜话和玩“工兵捉强盗”的游戏；忘不了与小伙伴们滚铁环、玩油板、打弹弹、斗蟋蟀、换小人书看的童趣。
三公里小学是一座古庙式的学校，很大。在三公里小学，老师也十分喜欢我，我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小队长。我特喜欢读书，从连环画到小说，我每天都沉浸在书里，走路看，上厕所看，连吃饭都边看书边吃饭，父母还为我订了少先报，我还向少先报多次投稿并发表过小文章。
当年在三公里小巷，经常有一个人挑着两个木桶叫卖“合菜”。所谓“合菜”，即餐馆酒家客人吃剩的菜合在一起由伙计挑到小巷里叫卖，运气好的合菜不但油水好还有鱼和肉。价钱又便宜，这是我盼望开晕打牙祭的美味佳肴啊。
一九五五年，我进入高小了。记不清什么原因，我的家又搬到了石英园，我就读于玉皇坪小学。
坪小学改名新风街小学了，再也找不到半点昔日古朴苍凉之遗貌了）
刚进入玉皇坪小学，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当年十一岁的我男女界限分明，同桌是一位叫胜兰的女同学，我在书桌上刻了一条“三八线”，规定互相不许过界，过界就打。这位女同学十分顽皮，往往故意过界侵犯，我举手一打她又缩回去了，常常我拍一个空她却哈哈大笑，令人十分气恼。
我有一枚黄灿灿的和平鸽纪念章，是离开三公里小学时班主任老师送我的，据说这是根据齐白石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和平鸽制作的，我十分喜爱，天天挂在胸前，胜兰找我要过多次我都没给。
有一天，胜兰趁我不备，扑上来从我胸前抡走了和平鸽胸章，我追她，她躲进了女厕所，还气我：有本事你就进来，我当然没本事进女厕所。
第二天，胜兰胸佩和平鸽得意洋洋地说：和平鸽归我了吧。我不服气扑上抡胜兰胸前的和平鸽，胜兰双手紧紧护在胸前，我用劲想掰开胜兰护在胸前的双手，这时女班主任来了，把我喊到办公室，说女孩子的胸部男孩子是不能触碰的，否则就是非礼。为什么女孩的胸部不能碰，女孩子却可以在男孩子胸部抡胸章，这不也是非礼吗？班主任老师笑了，却没给我一个回答。
这枚黄灿灿的和平鸽胸章一直戴在胜兰胸前要不回来了。开始我十分气恼，后来胜兰却成了我的少年知己。
胜兰家有很多书，书吸引我天天放学就往她家跑，他父母也十分喜欢我，常留我在他家吃饭。正是这一年里，我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
胜兰的母亲是演员，胜兰的父亲在北正街大众剧院管售票收票，胜兰常带我到大众剧院去看戏，因为不买票，我们总是躲在后台幕布里看。
耳濡目染之下，胜兰很有演艺天赋，我也喜欢上了戏剧。我们常邀一些同学在胜兰家演戏玩，我们最常演的是《粱山伯与祝英台》，总是我扮粱山伯，胜兰扮祝英台。至今我还记得《十八相送》《访友》等剧中台词。每次演戏玩，胜兰不但字正腔园，情感上也很入戏，动情时竟珠泪双流。同学们称我们为戏疯子，平日也直呼我和胜兰为“山伯”“英台”。
其实，石英园非宜居之地，年年涨水年年淹，而且临近长沙粪码头，每到涨水，粪水横溢。
这年，母亲为我算了“八字”，算命先生说我犯“水忌”，逢水有灾（果然如此，我下放到天天与水打交道的望城县乔口鱼场后竟蒙冤入狱）。
母亲请算命先生为我“推八字”，算命先生叫母亲将我关在楼上，三天内不许见水，尤其不许见水中死物。第三天下午，楼下水缸里淹死一只大老鼠，听到嚷声，我几步就跑下楼去看。母亲拚命拦我还是没拦住。因为我犯 “水忌”，我的家又搬离了年年淹水的石英园。
搬家前日，胜兰哭了，她送了我—条上面画有梁祝“十八相送”的手帕（胜兰很会画画，手帕上的十八相送是她自己画的）。胜兰还送了我一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我看的第一册外国小说。
我家从石英园搬到了离南门口不远的灵官巷16号。这里是外祖父从天鹅圹拆迁后自建的新居，两楼两地，墙是竹片织壁外敷泥巴再粉一层石灰。屋前有块很大的坪。
我也就近转入了“幼幼小学”读小学六年级。
幼幼小学（曾名为裕敏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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