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永——精神与灵魂的栖息家园（2）
乐 乎
神奇的文字——女书
女书，是记录江永当地土话的一种文字，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男人不识，故称女书。当地妇女通过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在男权思想主宰的世界里，创立了她们自己隐秘的语言空间。
女书的发源地是江永的上江圩镇普美村，这个村子离我插队的公社更近，不到
从县城驱车
村里有个女书博物馆，里面陈列了许多女书书法作品和几十件女书实物收藏品，让我们穿越时空一睹女书的神奇光彩。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但又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笔划纤细飞扬，当地妇女称之为“长脚文”。女书行文自上而下，走文从左到右，通篇没有标点符号和横竖笔划。女书只有1500多个单音文字，但由于它是一种表音文字，一个字可以表达几种截然不同的意思，所以能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
女书是世世代代的劳动妇女用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来的，女书的使用者、欣赏者都是普通女性。女人们用女书编歌和创作，其作品几乎全是诗歌，主要是七言诗，少数为五言诗。女书作品广泛用于女子出嫁，结拜姐妹，祭事和悼念，如《三朝书》、《哭嫁歌》、《四字女经》等，有时也用来纪录历史大事，如《太平天国过永明》、《抽丁怨》等。
女书的传承是母女世代传袭，上辈传下辈，传女不传男。数千年男权思想的禁锢，一般女性不能读书认字，妇女于是将自己的痛苦用女书写出来，使被压抑扭曲的心灵得到一丝缓解和释放。女书，实际上成了妇女与命运抗争的武器，成了她们的精神寄托；女书，浸润了女人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在漫长的岁月里，见证了女人的欢乐与悲伤，成为女人生命中最温暖的慰籍。
走出博物馆，漫步来到女书村，路上遇到一位老农，他见我们讲长沙话，也用不咸不淡的长沙话和我们聊起来，我们大为惊奇，问他如何会讲省城的话。老汉说，四十年前，有六个长沙知青在女书村落户，他就跟着学了不少长沙话，如今还没忘，现在那几个知青还经常回来看看哩。
老汉知我也是下放当地的老知青，好象见了亲人一样，非常高兴，热心地领我们在村子里到处转。村里的巷子十分窄逼，两人相遇都得侧身让路。老汉说大家砌房子挨得近是怕老虎吃人，以前这里是有老虎的。村民的屋顶飞檐天窗都紧紧挨着，抬头只见一线天，和广州的“城中村”——员村、杨箕村、石牌村差不多。我说没有自家的禾场晒谷子不方便，老汉说不会，村里有一个公共晒谷坪，大家用簸箕和竹席分开的，从来没有人偷。
老汉自豪地说女书村没有地主、富农，解放时划成分，全是贫下中农。“那文革搞阶级斗争，你们怎么斗？”我好奇地问：“把别村的地主借来斗，做做样子，”我笑了，“借地主来斗”，文革笑话真是无奇不有。老汉说：“我们住在岛上，田地不多，人均不足一亩，所以没有地主富农。男人除了种田以外，还要外出打鱼，靠水吃水，妇女一般不做农活，在家做针线活和家务事。过去生活不是很富，但也不算差。”
我想女书之所以能在这里流传，可能是这里相对与世隔绝，与外界接触不多，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大的政治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甚至文革都没有冲击女书岛的风土人情，所以女书能够幸存下来。
踏着青石板路，我们来到女书歌堂旧址。这个女书歌堂也是村子的公房，是村民迎亲贺喜、送葬吊丧的公共场所，平时妇女聚集在这里做女红唱女书，公房自然也成了女书创造和流传的场所。现在这所公房已经破旧不堪，黑黢黢的烟囱不再冒烟。我从窗格望去，里面似有无穷的幽深，门前的台阶杂草丛生，眼前这块曾经产生女书、流传女书的“圣地”，已经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折射出女书生存的无奈处境。
女书发现之初，女书的传人高银仙和她的6个结拜姐妹都还健在。两年前，随着女书的最后一位幸存者、90多岁的阳焕宜的去世，女书许多没有破译的秘密成了未解之谜。现在能够阅读和书写女书的人不多了，好象只有几个人而已。
为了保护这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江永县筹建了女书博物馆、女书文化村和女书学堂，传授学员200多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下放知青也纷纷捐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第二故乡的稀世文物。我也毫不犹豫地往捐款箱里塞了几张钞票，以表示对这块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的一点心意。
有报道称，最近几年，前往普美女书村考察调研的教授学者达2万多人次，发表论文150多篇，专著20多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还设立了女书课程。女书这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面临消失的困境，抢救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中华文化的这朵奇葩也需要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长久传承。
但我认为，女书作为一种边缘文化，虽然有着珍贵的独特文化记忆，但她已失去鲜活的生命，我实在看不出需要多达2万多人次的教授学者前往考察调研。中国社会需要研究和探讨的现实问题太多了：三农问题、国企问题、失业下岗问题、教育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等等。教授学者对女书的抢救和研究趋之若骛，有人的确是出自保护中华文化的目的，但也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借此出名，或搞一篇论文评职称而已。
湖南知青网